《觀榜圖》局部
文 | 吳鉤
高考終於結束了。高考期間，照例又出現了不少考生忘記帶證件、耽誤考試時間、最後由警察叔叔開著警車護送到考場的新聞，其中一件新聞引起了公眾熱議：深圳羅湖一位交警冒雨接送學生，結果被家長投訴了，說交警把他小孩的衣服搞溼了……
許多讀者都忍不住懟了投訴的家長，以及那名需要交警護送的學生，並且說：“與其用警力送一班巨嬰趕考，不如多關注窮困家庭、山區孩子的高考之路”。
要不要動用警力護送城市考生趕考，這個問題肯定會有爭議。但若說國家應不應該為窮困家庭、山區孩子的高考之路提供更多便利，我們肯定要舉雙手贊成。因為高考最大的價值，就是為社會底層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向上層流動的制度性渠道。窮困家庭、山區孩子的起點顯然落後於生活在城市的巨嬰，如果國家的資源不是向窮困孩子傾斜，他們就會競爭不過城市巨嬰。
說到這裡，我們不由想起了傳統社會的科舉考試。
科舉起於隋唐，但唐朝時的科舉考試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允許“公薦”，有後臺、有背景、有人脈的考生，可以通過“公薦”，將自己的名字送入內定的錄取名單，考試只是走過場而已。
到了宋代，科舉制度才獲得了公平的精神內核。甚至，宋政府還有意抑制世家，照顧寒門利益。這是一種矯正的公平，因為寒門子弟永遠也不可能與世家子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沒有適度的政策傾斜，他們很難在與世家子弟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讓我舉兩個例子吧。開寶元年（968）三月開科，翰林學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太祖說：“聞陶谷不能訓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複試，陶邴在複試時成績及格，才被錄取。之後宋朝立下了一條原則：“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複試之。”
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的兒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的堂弟呂蒙亨參加了這一年的科考，均名入上等。但在殿試時，宋太宗說，“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遂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為由，罷了呂蒙亨與李宗諤的名次，將機會讓給寒門子弟 。此舉看似對“勢家”不公，但官宦之傢俱有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又有蔭補的特權，在科舉考試中對他們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倒也體現了一種“矯正的平等”。（類似道理，可參考美國黑人的平權運動。）
宋代科舉有意向寒門傾斜的政策，還包括政府為寒門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提供經濟資助。士子赴考需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從家鄉到京城的路費、食宿費，偏遠地方的貧家子弟往往因為掏不出盤纏而不得不放棄了考試。針對這一情況，開寶二年（969）十月，宋太祖下詔：“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闕，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 西川、山南、荊湖的讀書人進京考試，可以憑“公券”免費使用官驛的交通工具，並在官驛借宿，“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 。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繼設立“貢士莊”與“貢士庫”，資助參加科考的當地士子。貢士莊是指地方政府成立一個機構，管理若干供租佃的公田、供租賃的公屋，租金收入用於援助當地進京赴考的讀書人。貢士庫則是地方政府撥出若干公款，成立一隻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於投資解庫（相當於錢莊），收取的利息則用來贊助應考的當地士子。由於省試每三年開考一次，因此貢士莊與貢士庫的資助金通常也是每三年發放一次。
南宋末的壽昌軍（今湖北鄂州）同時設有貢士莊與貢士庫，其中貢士庫有本錢二萬五千貫（為十七界會子），每年可收息錢六千貫，“三年所收共一萬八千貫”；貢士莊名下有田產（未知畝數），三年可收田租三百六十六石九鬥穀米，另有“房屋園地”出租，三年可收租金一百四十貫足。壽昌郡政府每三年將貢士莊與貢士庫的收入歸總，30%用於資助解試合格、準備赴京參加省試的舉子；30%用於資助赴太學補試的學生；10%資助“別頭試”的士子；10%資助那些獲得免解試待遇、可直接參加省試的士子。 景定年間，建康府（今南京）的貢士莊對士子的資助標準則是：每名得解舉子“五十千”，即50貫錢；免解的士子每人“二十千”，即20貫錢。
貧家子弟參加科考的經費有了著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話才有變現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同樣是推行科舉取士，但宋朝的寒門子弟要比唐朝的“吃瓜群眾”更容易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從社會底層升入社會上層。
統計數據可以佐證這一點——研究者發現，“《舊唐書》所載從唐肅宗到唐代末年之間的人物，大約有將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於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輔的家世作比較，兩者的比例更加懸殊（80%∶7%）。”這一情況到了宋代就扭轉過來了，“《宋史》列傳中的北宋人物，出身於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布衣的則超過二分之一，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時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輔的出身來作統計，情況也大體相似。”
來源｜南都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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