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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京女子圖鑑》姊妹篇的《上海女子圖鑑》，一經播出便處於與關聯作品相比較的位置上，某種程度上看，鑑於《北京女子圖鑑》劇作上的“懸浮”與“貧瘠”，播出順序靠後的《上海女子圖鑑》超越前作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筆者倒以為，如果我們只是確認主創換人的《上海女子圖鑑》的藝術水平在《北京女子圖鑑》之上，這件事的意義其實相當有限。衡量這兩部大IP網劇的關鍵，在於明晰言之有物的前者比空泛其談的後者究竟強在哪裡。
梧桐樹下的真實
《上海女子圖鑑》的臺詞提到“只有住在梧桐樹下，才是真正的上海”，這樁文案令人想起那篇題為“大望路女子圖鑑”的網文，它們共同提醒了在慾望修羅場裡體驗“適者生存”的職場小白，“洋氣”的標籤總是與“扎心”的感受如影隨形。正所謂“天堂向左，北上廣深往右”，國內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本該是拿到《東京女子圖鑑》改編權的國產編劇重點考量的問題，再在影視劇裡傳播那種“月薪五千活得跟月薪五萬”一樣的人生觀，難免有作死之嫌。
國產都市劇想要不被罵，創作者就必須感同身受地做好對於客觀現實的體察和表述。拿《上海女子圖鑑》來說，它在美工、音效、剪輯、造型乃至男主顏值等方面均碾壓性地高於《北京女子圖鑑》，但它最可貴之處不在於硬件，而在於指導思想的明事理、接地氣，以及敘事邏輯的有據可循。
在劇集中，小鎮姑娘羅海燕嚮往著梧桐樹下的上海，但她並非一開始就住在梧桐樹下。“魔都”上海對於女主而言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存在，卻也不是“靠一張床奮鬥出一套房”才能抵達的彼岸。她始終感受到並存的壓力與動力，以及成長路上的誘惑與風險、艱辛與回饋，從講故事的角度來看，這就夠了。
網上對《上海女子圖鑑》的惡評大致分為兩類，一類認為羅海燕的奮鬥史過於路人甲、過於平淡，自己寧可去看《北京女子圖鑑》裡陳可無處安放的慾望；另一類則指出羅海燕的“滬漂之路”不過是田園女權瑪麗蘇的變種，無足觀之。在筆者的觀察中，這些論調充斥著為批而批和強詞奪理的意味，評論者只看到了羅海燕的運氣，卻忽視了她在運氣到來之前的付出和忍耐。《上海女子圖鑑》裡包含著對女主職業生涯的豐滿刻畫，這些內容是取巧投機的《北京女子圖鑑》無暇顧及也無用顧及的。
自由之路何處尋
實際上不管是哪部“女子圖鑑”，它們的編劇都設置了隱形的反思線，畢竟單純宣揚拜金逐利的主題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過審的。這類反思線的思路大抵是：如果你按照劇中人物秉持的價值觀生活，你不見得能像瑪麗蘇附體的女主一般遇難成祥，倒是可能重複她們所有的壞運氣與倒黴下場。假設國產編劇真的具備這份初衷，他/她們仍舊是低估了世俗的惡趣味以及下意識的傾向——總有自命不凡者認為自己可以從賭局中全身而退，什麼“有則改之”？什麼“聞者足戒”？統統不存在的。
《上海女子圖鑑》的優勢在於對細節的建構更加詳實，這使得它被擺上案板解剖或者放上臺面審視不至於淪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北漂女陳可與滬漂女羅海燕都想留在大城市，都心懷夢想，都向往獨立、自由的生活，但事關前者的《北京女子圖鑑》過於空洞貧乏，反常識、反邏輯的橋段層出不窮，對觀者毫無裨益。別的都不談，20集看完你甚至想不起來女主是幹嘛的，又何談剖析她的人生誤區存在於何處呢？
而羅海燕的故事就不一樣了，在她這裡你能清晰看到一個現代女性在男權社會的語境裡摸爬滾打的粗糲印記。羅海燕謙虛低調、善良溫和、敏而好學，並不像陳可一樣幻想著靠男人改變命運，她的奮鬥路徑倒體現出了“姿勢水平”的正常：不因向異性販賣性魅力的方式獲得職業上的晉升，而是通過職業上的晉升獲得了邂逅更優秀異性的機會。然而，就是這麼一個自食其力的職業女性，仍然時不時被不容置疑的迂腐理念捆綁壓抑，仍然免不了在具體生活層面被坑被耍被欺騙，至於那些弄得她尷尬窘迫的社會理念，年代甚至比辛亥革命都早。
橫亙在羅海燕與幸福生活之間的小困境，正是男權社會滋生已久的大問題。比如“如何做到獨立自主”、“如何實現財務自由”、“如何變成人生贏家”，這種一句話把天聊死的命題其實根本沒有標準答案，考慮到別有用心者經常在題幹裡添油加醋、穿鑿附會，這類無聊命題甚至不配被認真作答。但它們又確實是問題，就像“該不該在上海買房子”一樣，萬箭穿心般困擾著羅海燕們。且不論在劇中預設的年份，以女主的工作年限以及職業層級，她是否能按照當時上海的房價水平在有梧桐樹的地方買下一間小格子，就算她真的成了滬漂群體中的有房人士了，然後呢？就自然收穫美好愛情和幸福生活了嗎？
劇中的鑽石王老五林立跟羅海燕講：“在上海這城市，有自己的空間，會讓自己變得很有尊嚴”，這話乍聽上去沒問題，但結合地產商林立就是打算以房子來和羅海燕簽訂“賣身契”的出發點，上述沒問題的問題就全都是問題了。羅海燕擁有了自己的空間，但她還是遇到了依仗著更華美的空間去跟她談交易的林立，她的房子給予她尊嚴了嗎？林立因為她有房子就尊重她了嗎？顯然並沒有。
從她自願納入世俗評價體系的那一刻起，她註定要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路上重蹈覆轍。
斯嘉麗告訴羅海燕的那句話倒是對的——“真正的自由是不會寄託在別人身上的”，但全面理解這句話，在男權社會的毒瘤無孔不入的具體情景中，無疑是一件難事。不寄託在具體的人的身上，這個相對容易被理解，而在具體的人大量散佈的抽象理念中獨善其身，不僅難被理解，甚至難被認知。但後者從來是深刻理解“獨立、自由”這類關鍵詞的第一步，一個人的獨立應當是勇於接受與大多數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一個人的自由應當是遵從符合內心的體驗與感受，併為之做出選擇，同時絲毫不在意無關緊要的人會怎麼想、怎麼看。
通往自由之路的關鍵砝碼，不是房子、車子、票子和位子，而是知識、智慧、勇氣與信念。
男權社會的鏡子
《上海女子圖鑑》第12集裡有句話很有意思，羅海燕與閨蜜陸曼妮雙雙在感情生活裡因男方的負心而受挫，後者對前者說道：“我發現，女人不管混成什麼樣，碰到的事都一樣。”當時的羅海燕已經是廣告公司高管，而陸曼妮還是普通的房產中介，乘車戴笠的兩人在收入、圈層、智識等各個方面都拉開了差距，卻仍在愛情面前遭遇了近似的悲劇。
導致此種悲劇的關鍵因素不是羅海燕們夠不夠獨立自強、事業夠不夠成功、為人處事夠不夠優秀，而是另一個範疇的命題——關於識人。在感情生活中，一個人的自我提升和愛情融洽從不是必然成正比的關係，很多人不明白這一點，自以為獲得了重要的世俗成就，再將這些成就在現世兌現籌碼，就一定能夠心想事成、功德圓滿。羅海燕犯的錯誤，就在於過於信奉強者無人欺、善者有人報的簡單邏輯，實際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尊重與否、欣賞與否、珍惜與否、關愛與否，從不取決於另一個人做了什麼，而在於這個人本質上是否善良、正直。
然而，男權社會的汙泥濁水一直在混淆對人的評判標準，一個對個體而言恰當的標準在集體意識那裡或許是離經叛道的，而一個妥當不違和的標準卻可能會戕害個人的一生。不信邪的代價，便要重複《上海女子圖鑑》女主的挫傷。從一個維度上看，羅海燕遇上的男人是這樣的：上海男人楊呈遠精緻明理、職業體面；香港商人蔡鍾閒成熟體貼、溫柔細心；創業精英白強嚴謹認真、勤奮上進；地產大亨林立睿智博聞、多錢善賈。在與這些男人的交往中，羅海燕不僅大幅拔高了生活質量，甚至觸摸到了跨越階層的可能性。
而在另一個維度上看，楊呈遠典型“媽寶”，毫無責任感；蔡鍾閒虛情假意，已有妻室；白強極度現實，唯利是圖；林立則乾脆是在包養情婦。簡而言之，這些符合了女主在不同階段內心期待的男人沒一個是靠譜的，他們帶給羅海燕的多是花言巧語與計算權衡，而不是後者需要的珍惜與愛護。劇中靠譜的男人當然也大有人在，可惜在男權思想的荼毒之下，羅海燕在重大選擇的關口永遠看不到那些正確選項。
在真正愛她的人那裡，羅海燕似乎永遠無法準備好。對那時的她來說，清晨醒來穿上男人的白襯衫在落地窗前俯瞰一個城市的CBD才是唯一的成功標準，她必須先遍體鱗傷地填補內心的慾望，才能在物是人非之際唱一首《後來》。有句評論說得很無奈：
“可能中國這種國情下受教育長大的女孩子，如果不是父母從小都特別拎得清，且耳濡目染得好，離一次婚去搞清楚自己到底得跟什麼人結婚才合適和幸福，搞得好像是必經之路了。”
劇中以五年時間為限和羅海燕簽訂包養契約的林立是個集男權腐朽思想於一身的人物，世俗生活中亦不乏其類。筆者堅信，即便現實中的毒瘤無法像劇中那個地產大亨一般為自己的骯髒交易給出口才一流的自辯，只要人性中的虛榮貪婪仍舊大行其道，扭曲的價值體系自然能在金山銀山後面得到合理解釋。雖然林立為羅海燕提供的價碼堪稱“天上掉餡餅”，但人們應該意識到的是，後者在林立心中的價值再高，始終是可估量的，這就意味著這個價值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被取代更換乃至遺棄的風險。
就像直男癌炮製出的那個名詞“高級臉”一樣，羅海燕對於林立就是“高級貨”，高級貨始終是貨，變不成人，且高級的上面還有更高級，還不是頂級，更不是無價。這就意味著，如果泰坦尼克號再沉沒一次，林立會把羅海燕一腳踹下去，而把自己的萬貫家財抱上救生艇。至於那些諷刺羅海燕感情不順是因為太獨立，繼而強調女人不應該被“獨立的執念”所害的荒誕文章，令筆者想起情感博主木子美的言論：“在這場爭論中，有些男人更像女性主義者，有些女人更像直男癌。這種性向暴露讓我們明白，性別不代表性向，同性未必是同類。同性中的直男癌聲討女性主義，才是最髒的。”男權社會物化女性，這叫卑鄙無恥噁心下作；部分女性的自我物化，則陷入無知無畏以及由此必然引發的無用無能的境地不可脫身。
茨威格在《斷頭皇后》裡寫過一句話：“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這樣的至理名言，羅海燕們越早知道越好。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愛文藝、喜昏睡。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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