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群體生活的動物，而在群體中標示個體的需要，催生出了人的身份。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的身份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並且出現了越來越複雜的身份標識。
最基本也最普遍的一種身份標識，就是人的姓氏，我們經常說同姓同宗，五百年前是一家，一個人的名字看上去很普通，卻標示了他的血脈傳承和家族背景，而隨著家族的強盛或衰落，姓氏甚至成為不同階級的標誌，這使人在出生之前，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為了擺脫這種不平等，人類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而時至今日，種姓制依然在很多地方存在。
在倡導人人平等的現代社會，身份已經不再成為高低貴賤的標識，更多的用於準確描述一個人在特定場景下的角色，比如法律身份，公民、嫌疑人、受害人，家庭身份，父親、母親、孩子，或者職業身份教師、醫生、警察，但是現在我們發現，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就是身份標籤的混用，甚至是被濫用的趨勢。
我們知道，特定的場景或者行為，應當使用準確的身份標識來描述人，比如說警察執法，我們不能說一個公民正在履行執法職責，因為公民的身份與警察履行職務並無必然的聯繫，很顯然，我們也不應該說某個病人正在開家長會，因為在這個場景裡，他的角色是一個父親。
身份標籤的濫用會造成很大的混亂，如果孩子說今天我們學校來了一個警察，卻不說明這個警察是他同學的父親，只不過是被班主任叫來處理孩子的教育問題，那麼作為家長，很顯然會有安全上的擔心，而如果法官不用嫌疑人這樣的稱呼來描述被審判者，而是說正在審判一個醫生，即便這個描述並無問題，也難免引起醫生群體的抗議。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在一些熱點社會問題上，這種身份標籤的濫用普遍存在，就拿最近熱議的母親偷雞腿給孩子過生日事件來說，雖然我們有多個角度來描述這個事件，但是涉及到警察，他們處理的是一個涉嫌盜竊的嫌疑人，法律也不是在處罰一個母親，但是由於被貼上了“弱勢群體“的標籤，正常的執法行為也引起了不必要的民憤，如果我們稱其為母親，很顯然我們著眼於她在家庭中的角色，那麼一個向孩子示範偷盜行為的教育者形象，也並不值得鼓勵，只有當我們將這個家庭定義為“生活較為貧苦”的群體，才更應該從社會扶助的角度去加以考量。
要給一個人貼上標籤，首先我們應該對具體的行為有清晰的認識，是正常履行的職業行為？是家庭中的教育行為？還是百無聊賴或一時激憤下的個人行為？再拿最近滴滴司機挑斷電競選手的手筋來說，雖然兩人確實因打車引發矛盾，但是司機自身的傷害行為已經轉化成了個人犯罪，貼上滴滴司機群體的標籤實無必需，而電競圈因此群情激奮，甚至人人自危，也是毫無必要的情緒，在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他們的標籤只是嫌疑人和受害人，將這個標籤擴大化，只會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一個滴滴司機，成了兇手，而一個電競選手，不幸成了受害人。滴滴司機，電競選手，他們的身份更應該放到他們的行業背景下去討論，不能因為一個滴滴司機作案，就將整個群體汙名化，現在有一種觀點，說共享經濟有很大的安全隱患，很不客氣的說，這是一種倒為因果的邏輯，因為安全問題是始終存在的，而不是新的產業發展帶來的新的風險，而從電競選手的角度，現在他們非常火熱，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白，不能因為打遊戲的人掙到了錢，就鼓勵孩子們都去打遊戲，當然這後一句，我只是想說明，電競選手的標籤，也不一定適合教育領域。
沒有那一個個體能夠代表群體，雖然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部分，而如果我們試圖給他們貼上群體的標籤，就應當先對個體的行為進行定義，特別是在違法犯罪這樣的事情上，標籤也應該由其法律上的身份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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