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撰修《神宗实录》，因“诬谤不实”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
自战国以降，君王对待不合圣意，直笔写史的史官和他们所写的史书，处理的办法比较简单，即贬杀与焚烧。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达到泄愤和毁书的目的，但记载君王功绩的部分也随之荡然无存，这种做法显然很愚蠢。于是，从唐朝中晚期开始，皇帝变聪明了，他们一改以往愚蠢野蛮的做法，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标准，对史官己经修成的史书进行篡改。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朝任过史官，在编撰《顺宗实录》时，由于对宫禁中事，直笔实录，被叱之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尤其受到宦官的攻击，并向皇帝告状说，《顺宗实录》不实。宪宗听说史书有问题，大为不悦，即令人删改。直至唐文宗上台，仍下诏，令宰相路随修改，理由是“《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实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旧唐书.路随传》。其实，宦官所谓的不实，正是史官秉笔直录了宦官们为祸朝廷的劣迹；皇帝所谓的信史，正是要史官对皇帝掩恶扬功，让后人只知他们的英明伟大，而不知他们的过失恶行。这就叫做为尊者讳。由此可见，史官修史之难。
韩愈虽然因修史遭受攻击非议，毕竟还未因此惹祸。到宋朝就不同了，宋哲宗绍圣年间，文豪黄庭坚执笔撰修《神宗实录》，因“诬谤不实”而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主编吕大防与参预修史的范祖禹、赵彦若等人，也被牵连获罪。所谓“诬访不实”，其实是黄庭坚在《实录》中直书神宗朝推行新政的某些失误之处。可见“实”与“不实”的标准，是皇帝决定的。
在唐宋时期，史官修史不合圣意，还只是史官遭贬谪，史书被重修，而到了明代，情势更是大不一样了。
明朝篡改历史的最大手笔是明成祖朱棣，此人在夺取帝位三个月后，为了抹去他起兵夺权的记录，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是建文帝朱允文（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即位后，下诏由方孝孺为监修编纂的，始于朱棣起兵发难之前，终于其即将夺取帝位之时，历时三年。史官们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朱棣的记述多有贬斥。朱棣岂能让自己起兵篡位的记录流传于后世？于是，他下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命李景隆（三朝勋臣，后降朱棣）、茹常（降臣）为监修，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并令解缙等人对建文朝的全部章疏进行清理，凡涉及“靖难”者，统统烧掉。李景隆、茹常都是建文朝的变节者，当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则操守。他们组织一班文史官员，大删大改，捣鼓了八个月，便完事大吉，原来建文一朝的事实，都变成了附录。书成之后，原来的《太祖实录》即行焚毁。不过，在这一批修史的官员中，也有具史家风骨的人。譬如，临海人叶惠仲，他原任某地知县，因有文名，在建文朝被征召入京，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书成后升任南昌知府。这次因重修《实录》，再次被召。他本着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则，如实记载“靖难”之役，结果触怒了朱棣，被满门抄斩。后来，李景隆、茹常、解缙也分别因事获罪，遭贬或下狱。生性多疑的朱棣，说由他们监修的《太祖实录》“非信史”，便于永乐九年再次下诏修改。这次重修，耗时五年，删除了一切对朱棣不利的记述，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认定的所谓“史实”。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一部由皇帝老爷认定的“信史”，就这样流传于世了。
帝王们带头篡改历史，如此一来，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哪些属于信史，哪些属于伪史，有时还真是真假难辨。（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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