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仲夏之夜，又迎來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每到這個時候，足球都能吸引到無數狂熱的（偽）球迷，“世界第一運動”的稱號絕不是浪得虛名。人們不禁要問，想象力豐富的小說家是不是會將足球元素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以吸引讀者們的注意呢？
高太尉與守門員
答案大概是肯定的。
眾所周知，足球的前身，是古代中國發明的“蹴鞠”。“蹴鞠”一詞，最早出現於《史記·蘇秦列傳》，蘇秦遊說齊宣王時形容齊國首都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蹴鞠者”。大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蹴鞠就已經受到大眾的喜愛。
隨著蹴鞠的不斷髮展，它逐漸地融入到文學創作之中。明代的著名小說《金瓶梅》曾多次提及整天無所事事的紈絝子弟蹴鞠，譬如該書的第十五回（《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裡就詳細地描寫了西門慶在麗春院蹴鞠的場景。這位西門大官人一開始是獨自一人在踢球，跑了一會兒；後來又教桂姐，“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揸頭，一個對障，勾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兩人玩了一陣都喘不過氣來，感到腰痠背痛，接著西門慶就在旁邊乘涼，看桂姐和謝希大等人踢球。
蹴鞠
從很快體力不支這點來看，西門慶大概只能算是業餘足球運動員，古典小說裡的頭號球星自然非高俅莫屬。施耐庵在《水滸傳》的第二回裡就寫道，因為“最是踢得好腳氣毬”，所以大家“都叫他做高毬”。後來“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水滸傳》接下來對講述了高俅的高超蹴鞠技巧，並對他陪侍宋徽宗踢球作出了詳細的呈現。這位高俅，之所以半年之內平步青雲官拜殿帥府太尉，就是因為他善於踢球，贏得了道君皇帝的寵幸，所謂“抬舉高俅毬氣力，全憑手腳會當權”是也。
足球巨星高太尉
既然古代的中國作家在創作中已經運用蹴鞠元素，當代的歐洲小說家的作品與足球有關自然也不足為奇了。1942年出生於奧地利的彼得·漢特克無疑是當代德語作家中最著名同時也是最有爭議的作家之一——此人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巴爾幹戰爭中非常“（西歐）政治不正確”地支持塞爾維亞（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就是一個例證。
作為小說家，彼得·漢特克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發表於1970年的《罰點球時守門員的恐懼》。這是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小說面世不久，便被德國權威性的《明鏡週刊》列入暢銷書名錄。1972年，《罰點球時守門員的恐懼》還被改編成了一部小成本（62萬西德馬克）的同名電影。
彼得·漢特克
小說主人公裝配工約瑟夫·布洛赫曾是一個有名的足球守門員。有一天，布洛赫去上班時，發現自己被解僱了。他在維也納街上閒逛時，偶然認識了一個電影院女售票員。在後者家裡度過一夜之後，他殺死了她。之後，他來到一個邊境城市，在此地逗留期間，布洛赫從報上獲悉，警方根據他遺留在死者房間裡的硬幣找到了線索，正在追蹤而來。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偵探故事。但是，《罰點球時守門員的恐懼》的敘事視角自始至終都是兇手的，小說最終也缺少真相大白的結局。當布洛赫得知警方在追蹤他的時候，不是設法逃脫，而是莫名其妙地去了足球場。在小說的結尾，布洛赫是這樣向別人解釋面臨點球時守門員的“恐懼”的：“守門員考慮、對方要把球往哪個角上踢”，“如果他了解射門球員，那麼他知道他會選哪個角。但是罰球球員也有可能會估計到守門員的猜想。守門員於是又考慮對方今天是否會射向另外一個角。但假如射手與守門員有著同樣的想法，因此仍選擇他所習慣射的那個角的話，那又該怎麼辦呢？”有一種解讀認為，這暗示了當代社會的個人一如漢特克筆下被追逐的殺人犯布洛赫那樣，失去了理解和把握自身的能力，終究變成一個徹底的、甚至是他自身的旁觀者。然而，《罰點球時守門員的恐懼》的結局又是出人意料的：“射手突然跑動起來。穿著顯眼的黃色球衣的守門員則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罰球射手把球射入了他的手中”……
似真似假
如果說，上面幾部小說與足球本身的關係畢竟不是太大的話，另外幾部“足球”小說就更加名副其實。上世紀80年代意大利作家卡爾洛·馬佐尼創作的中篇小說《被冷藏的足球中鋒》就是其中之一。
不同於普通體育小說濃墨重彩描繪競技場上的激烈場面，《被冷藏的足球中鋒》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卻完全是一番觸目驚心的幕後情景：在兩支足球勁旅即將決戰的前夕，富里奧佐足球隊的著名中鋒帕爾羅，卻死在對手阿帕勃雷蒂足球隊的教練科科斯努斯家裡的冰箱裡。私人偵探皮帕覺得案情蹊蹺，他巧妙地與警方和新聞界周旋，追蹤蛛絲馬跡，終於使真相大白。
《被冷藏的足球中鋒》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光怪陸離的意大利足球圈：阿帕勃雷蒂隊為了削弱富里奧佐隊，開價3億里拉想買進富隊的中鋒帕爾羅，但被後者拒絕；為了預防對方搞陰謀，在比賽前兩天，雙方都要將運動員藏起來；阿帕勃雷蒂隊教練科科斯努斯，在賽前花錢派遣美貌的“海妖”，用“微笑”去勾住對方的隊員，以瓦解對方的戰鬥力——“海妖”們暗中在對方運動員的酒杯中放進瀉藥，不但叫他們喪失最佳的競技狀態，還讓他們在比賽時站不穩；帕爾羅痴情地愛著蒂拉，決賽前夕要求躲藏在她家裡。可他竟然不知，蒂拉就是一位派來“瓦解”他的“海妖”；本隊隊友吉米，為了個人出風頭，想參加A組比賽，競逼中鋒帕爾羅請病假。當這個要求被拒絕時，就粗野地拿足球鞋砸他的腦袋，終於製造了一起兇殺案……難怪作者要借小說主人公皮帕的嘴呼喊出：“（意大利）足球界的道德敗壞、爾虞我詐、卑鄙無恥的行徑，我現在己經領教了”。相比之下，2006年的現實生活裡爆出的“電話門”醜聞轟動意大利足壇，並迫使操縱比賽的豪門俱樂部尤文圖斯降級，就已經顯得“溫柔”許多了。
方肇《越位》
差不多在此同時，曾經在2005至2007年間擔任過河南建業足球俱樂部董事長的張宇創作的小說《足球門》更加引人注目。小說的主人公“李丁”於黑道白道間縱橫捭闔遊刃有餘，幫助“大河隊”成功打入中超聯賽。但在衝超的當晚，李丁卻萌生退意，決定辭職。
張宇《足球門》
從李丁的身份和經歷看，他和作者張宇的自身經歷確實頗為相似。在《足球門》的封底，“這本小說就是他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和重新描述”，同樣赫然在目。儘管作者強調，“生活中的一些經歷，有時會有意無意地寫入作品中，小說內容純屬虛構，如果說有一些真實的生活原型的話，我是不會承認的”；小說中如此這般真假雜陳、虛實並存的安排（如“孫水生”之於“王隨生”），確實給讀者留下了“真實”的深刻印象，有人就稱《足球門》為當代中國足壇的“清明上河圖”。
“狗日的足球”
不論足球圈內的是是非非究竟如何，在作家徐坤筆下，往往被稱為“和平時期的戰爭”的足球這項運動儼然成為了男權社會的象徵。她的短篇小說《狗日的足球》（1996年）可以說是對男權中心文化進行了深刻解構。
徐坤
在這部小說中，沒有世界盃的時候，在主人公柳鶯與未婚夫楊剛的“小家”裡，柳鶯佔有絕對的主導權，而當世界杯到來時，家中頓時充斥著足球元素，她原來的佈置都被趕到了角落裡。大批單身漢湧入了這個原本屬於柳鶯的生活空間，她“就只好被迫披衣坐起，悻悻地看著電視裡電視外的一群陽剛族生物興奮得亂蹦亂跳像要用腦袋撞牆，自己精心佈置的小家被禍害得跟貓食盆子似的。柳鶯的氣就不打一處來。 她真不明白看一個破球何至於鬧到如此？”在眾男客的包圍中，她這個女主人倒彷彿成了外人，彷彿重現了古代傳統社會男性主導的家庭空間。
《狗日的足球》
有趣的是，從一開始對足球毫無興趣、毫無認識發展到後來將自己整個兒“包裝”成球迷，並不惜花800元買張票興奮不已地坐在看臺上也僅僅是幾天的功夫。柳鶯真正對足球產生“興趣”也僅僅是因為同情那個“在賽場上像一粒足球一樣”被眾多人高馬大的球員包圍，在拼搶中“被踢、被卷、被絆”的身材矮小的迭戈·馬拉多納，“就是在這次總共被絆倒130多次的比賽上，“球王”馬拉多納終於贏得了東方女球盲柳鶯小姐的芳心。事實上，柳鶯在電視上看球賽是出於無奈，因為滿世界的人都在看球賽使她無處安身。在睡意朦朧中被喊醒不經意地瞥見了馬拉多納的慘相才使她成為一名“偽球迷”。至於與柳鶯同宿舍的青年女教師邵麗更是一個真正的假球迷：“還不是為了能跟我們那位有共同語言嘛……沒轍啊，他那邊有著一幫子球迷發燒友，我要是不會倔兩句，每逢他們一談起話來我就得呆一邊晾著。”
只不過，當柳鶯終於坐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看臺上與幾萬人一起為足球盡情狂喊的時候，她才猛然發現女性始終在被男性中心文化所排擠、詆譭和貶損，即使是球場上發洩憤欲的髒口，也無一例外地指涉女性的身體。當場上比分出現阿根廷博卡青年隊1:0領先北京國安隊的比分時，看臺上發出大面積侮辱性言辭（也就是迄今未絕，聞名天下的“京罵”）。“幾萬人的粗口匯成一股排山倒海的聲浪，用同一種貶損女性性別的語言，叫囂著，瘋狂地擠壓過來，壓過來，直要把她壓塌，壓扁”。
馬拉多納在博卡青年與北京國安的比賽（1996年7月25日）中
那一刻，柳鶯痛切意識到：所有的語言都是由男性發明出來攻擊和侮辱第二性的，“其實他們無須事先預謀排練，自古以來他們就已經如此了，自從有了男與女的角色區別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如此了。”當羞辱難耐的柳鶯欲以罵聲回擊男聲的語言暴力時，她竟然找不到屬於女性自己的語言，柳鶯搜腸刮肚地找出了一句她唯一知道的與女性無關的髒話——“狗日的”。即便如此，她還是說不出口來：“她感到自己的反抗力量正一點點被耗盡，被廣大的、虛無的男權鐵壁消耗怠盡……”。作者走筆至此，讀者終於可以理解這篇小說的標題背後的深意——一句粗俗的“狗日的”被用來詛咒代表男權中心文化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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