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身手
处暑过了，核桃熟了。暑假的最后一个双休日，我们兄弟姐妹相约回老家打核桃。
老家责任田的两片地里有核桃树，是前些年响应国家退耕还林号召栽种的，现在长大成林了。
我和妻子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一大截子高了。院门上着锁，父亲、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侄儿男女们，都已经去了核桃地里。我拿出手机和五弟联系，五弟说：“已经看见你们到家了，爸爸回去给你们开门了……”，正要挂断电话，五弟那边又急着喊：“你往过走接一下爸爸，爸爸扛了一袋子核桃！”父亲今年79岁了，近两年身体状况一直不错，每每，我们全家人说到这个话题，便充溢着满满的幸福！装核桃的袋子应该还是用过的肥料袋子、面袋子，父亲毕竟79岁的人了，怎么能扛那么重的核桃在杂草丛生的山路上上坡下坡地走哇……我急忙顺着去核桃地的路紧跑。
就在一个拐弯处，父亲过来了，瘦削的身子，肩膀上一大袋子核桃，一只手紧紧抓着扎紧的袋口儿，一只手用一根木棍使劲儿撬着袋子，额头上淌着汗珠，一脸的笑意：“我又不是专门往回送，是回来给你们开门，捎了一袋。”我赶忙接过核桃，和父亲相跟着回了家。
早饭在灶头备着，我和妻子很快吃了一点儿，跟着父亲到了核桃地里。一家老小热闹得很，有的站在地上举着长竿子打够得着的核桃，有的上到树上用长短不同的竿子击打远远近近的核桃，有的在地上往桶里、袋子里捡拾，有的在绕着树转着圈仔细“发现”那些藏在叶子背后的核桃……一家人很久没有这样在一起干农活儿了，打着、捡着、淌着汗，说着、笑着、开心着，很快，转移到了另一片地里。
这片地里树更多，核桃结得更稠密。好像是有点儿累了，我们先打地中心几棵长得较低矮的树上的核桃。小侄儿突然叫了一声：“哎，爷爷去了哪儿啦？”是啊，父亲怎么不见了？就听见父亲在叫我，原来，他一个人跑到上面的一块地里去了，最靠地里边的一颗核桃树长得最高，父亲到上面的地里先拣够得着的核桃摘满了一大桶，要我过去接下来。我接下来送回倒进袋子里再到了树跟前的时候，父亲又不见了，“啪”，“啪”的打核桃的声音从树上传来，父亲上到树上去了！我忙喊：“爸爸，爸爸，您怎么上树去了？！快下来吧。”父亲说：“没事儿！谁上来也一样。”高高的核桃树上，枝叶掩映间，父亲稳稳地踩在枝杈间，斜靠着粗壮的树枝，有力地挥动着手中的竿子，变换着角度精准地击打核桃。我悬着的心稍稍放平了一些。那边，母亲爽朗的声音飘过来：“你爸爸的身手？能行！”我心里一热，掏出手机对着树上的父亲拍了几张照片。
父亲的身手，年轻时候真的了得。他原本在一个矿务局当电工，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能在爷爷奶奶身边侍奉，退了职，回到村里。我第一次被父亲的身手震撼，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父亲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村要成为除公社所在地外第一个通电的村子，父亲“噌噌噌”爬上高压电杆作业，让那些专门前来施工的工人们睁圆了双眼，也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收获了不小的自得。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村里通电的那个晚上，是我记忆中父亲最兴奋、说话最多的一个晚上。
岁月流逝，父亲在逐渐老去；老了的父亲有一件事是他一定要每年都做的，那就是清明节到坟地，跪在爷爷奶奶的坟前上坟。我们家的祖坟在一座小山的一处高圪台上，上下陡峭，周围只有一条路可以绕进去，其间要下很长一段很陡的坡，穿过一大片荆棘丛。父亲过了70岁，我们就劝说他不必非到地头不可了，但他始终不听，后来，我们也就不劝了，只是一路保护着他老人家的安全。有一年上完坟，从地里下来，我的一个在外地的本家叔叔说：“二哥你真是好身手！看我，不回来是想回来，回来了，到了这儿了，上不去了……”父亲说：“哦，我是村里的么。”
…… ……
父亲究竟是79岁的人了！拿了一盒酸奶，我把父亲从树上劝了下来，父亲说：“你喝，你喝。”我说：“谁都喝过了，就您没喝。”父亲这才没有作声儿，接过酸奶，坐在地上，点着了一根烟。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着烟，喝着酸奶，一脸的舒坦。
看着父亲，我停下了捡核桃的手，打开手机看刚才的照片：核桃树枝叶稠密，大片大片的绿色，竟没有一张能清晰完整地照出父亲的身体。
仔细再看，每张照片都很美：照片上，一片葱茏！
家有四叔
国庆假期，我和妻子一起去看四叔。四叔还住在乡下他自己的院子里，妻问：“四叔，你没有在城里买房子吗？”四叔说：“没有，不买了，在村里住着就挺好。”四叔退休十多年了，住在村里的确也挺好，可四叔的话又一次让我隐隐作痛。
很多年前了。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四叔达到了大学投档分数线，在当时，能不能被录取，公社的意见很重要。全公社共有四个考生达了线，公社给其他三个考生出具的意见都是同意上大学，给四叔出具的却是不同意。不同意四叔上大学的理由是，该同志已具备带高中物理课的水平，不需要去上大学，又，还带着将要参加高考的学生的物理课，工作离不开云云。四叔因而一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在公社放大站做广播员，兼做打字员，公社的意见是我亲手打印的。我相信当时公社里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没有恶意，我一个小小的打字员也改变不了什么，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听闻当时上了大学的另外三个人命运的彻底改变，感受着上大学的重要性，心里还是常常会为四叔不平。
这不是四叔命运的第一次不由自主。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我的爷爷奶奶送了人做养子，跟了他的表叔，改姓了王。我们全家都相信我的爷爷奶奶也不舍得，但还是把四叔给了人，因为四叔的养父、我爷爷的表弟没儿子，在那样的年代，爷爷是要帮着他的表弟续香火吧？因为爷爷奶奶还把我的三叔给了同样没有儿子的我的老姑家。四叔的名字里有个“忠”字，我几乎可以断定名字是在我爷爷的主导下起的。四叔也的确对自己的养父母很孝顺，尽管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有过哭着问我奶奶为什么要把他送了人的情形……
没有上成大学是四叔无法言说的憾事。四叔当时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了，他的物理课真是上得相当好。有和四叔一样好的一批老师，第二年高考，我们公社高中有半数的考生达到了投档线，在县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连续几年成绩都很好。四叔还可以在课外或假期带着学生修电动机、变压器，我当时觉得非常神奇。其实四叔带高中物理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初中和高中在一个大院子里，我常常路过四叔的办公室门口，也常常被四叔叫进他的办公室。四叔把我叫进办公室，也问我的学习情况，但更多的是命令：“洗脸！”后来我常想，我那时一定经常折腾得像个三花脸吧？后来，我因故退学到了公社的放大站，没有做成四叔的学生，但四叔的为人处事是我一生的榜样，从放大站考取中专学校，四叔和我的姑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离开了学校，我的弟弟妹妹们在长大，一个个又先后去到中学上学，一个个都受到了四叔很好的教育和照顾。
四叔后来做了很长时间的中学校长，他对学生的好，对老师的好，对学校的好，有口皆碑。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又到县教育局办的校服厂做管理人员，我的朋友们常常和我说到他：工作的兢兢业业，对校服质量的近乎严苛的把关，总让人情不自禁为之动容。离开校服厂，四叔又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做学生宿舍管理员，我的一个表弟是那里的校长，每每说到四叔，他就是一番感叹：“人家王老师……”现在，四叔又在乡里帮着做民事调解工作。年过古稀的四叔还是歇不下来！
记得很小的时候，只要四叔到了我家，我妈总会调一个酸菜，夹一碗芥菜做得辣丝丝，煮点黄豆或炒个土豆丝，好让我爸和我四叔喝一点儿小酒。酒，就是供销社打来的散酒，菜，就是这些个菜，家里，就是那么暖暖的。后来长大了，我也慢慢加入了，有一年正月到四叔家拜年，陪着四叔把一瓶酒都喝光了，那天，四叔说了很多话……
上次和四叔一起喝酒是什么时候了？今年春节，我在学校值初一到初七的班，十四晚上回到老家，准备十五一早去看四叔。早上起来，下雪了！些许的恼意之后，一个人驾车出发，就算不能陪四叔喝酒，也可以听他说话，看他喝酒的很享受的样子啊。小心地坚持着走在山路上，背阴地里的暗冰真就阻断了我……给四叔打通电话，爷儿俩一样的遗憾……
返回，心乱，给四叔发了条短信：
正月十五雪打灯，驱车独向故乡行。路曲勾忆少年事，山润频添怀旧情。自小启蒙承爱护，长成未敢不善行。冰滑路塞无由返，自觉寸心乱草生。
四叔的短信回了过来：
手机振动短信传，打开手机悦心怀。虽然今日未对面，此刻犹如在身边。短信传来亲情语，亲情长存家族圈。
是的，亲情长存，四叔！
村里头的学堂
老家在村里头，村里头的乡亲们把外面的学校叫做学校，把村里头的学校叫做学堂。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只是，村里头没了学堂已经不少年头了。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头的学堂念的。
村里原本有两座庙，都在村子的东边儿上，一座规模大些，是村庙，供神；一座规模小些，是家庙，供祖。我们的学堂，就是原来的家庙。家庙从外观看，正北三孔窑洞，东西各一孔，大约正面原是主殿，两边是配殿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北边的两孔窑洞里住着老师，另外的一孔和东边的一孔是教室，西边的一孔，堆放冬天烧火用的炭以及其它杂物。院子里有一棵很漂亮的合欢树，只是我们当时跟着大人们叫它绒线花树，大约因为花冠似绒，花梗如线吧。窑洞里的祖像，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供祖宗的龛也早用泥抹平了，变成了黑板。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堂里只有一个牛生堂老师，教着全部的学生。后来，牛老师调走了，先后来了王老师、原老师、郑老师。学堂里一直保持着两位老师，学生按一、三、五年级和二、四年级，分成两个班，教学形式当然就是复式教学了。那些老师们都很了得，文化课教得好，我的不错的普通话底子就是我的王爱兰老师给我打定的；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样样他们都教得好。
平时上体育课就在学堂院子里，课的内容好像有点儿单调，后来在西边的窑洞里用砖和水泥砌起了一个乒乓球台，一下儿就觉得丰富得很了。课外的体育活动倒是因地制宜，有不少花样儿，如跳大绳儿了，滚铁环儿了，打玻璃球儿了等等。我长大做了教师后，经常喜欢琢磨那时的一项叫做“打瓦”的活动，名儿叫做打瓦，其实也用砖头。就是把一片半片瓦或一块儿半块儿砖头，立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再用手里攥着或双脚夹着的瓦片或砖头块儿去打，打倒为赢，就可以接着打；但接着打就要变换打的方法，先按规定打法全部打完者，就是胜利者。打的方法大约有十来种，每种都有名称。我记得前四种打法依次叫头打瓦、二大跳、三圪叉、四卖碗儿；第一种，单手投掷，第二种，双脚夹着再跳着抛出，三、四两种，虽都是人直立着，用手从腿下抛出，但三圪叉，是从右腿下抛，四卖碗儿，是从左腿下抛。后面几种还有蹲着抛、后抛等等。看看，是不是各部分肢体都要运动到？是不是很好的健身运动？每个学期还都要开运动会，那就不能在学堂院里了，学堂院子太小了，就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吧，这时，学堂的运动会就成为全村的大事了。没有特别要紧的农活，生产队长也就顺了乡亲们和孩子们的心情，让社员同志们不用下地，在运动会上当观众和拉拉队了。运动会还会把卖冰棍儿的、卖汽水儿的和买糖葫芦的吸引了来，尽管不是每次都有。
比运动会更盛大的是每年的“六一”，那真的是全村人的节日。学校里排了节目，要到文化室大院里演。我们村的文化室在全公社都是数一数二的。舞台在平日是封闭的文化室，要演出了，把里面的东西收拾起来，把平时封闭台口的隔扇拆卸开来，装成前后台之间的隔断，下面就面对着能容纳二倍于全村人的大场子——邻村的人们常会来这里看戏看电影呢！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有节目，早早到文化室，早早化了妆，全村人都是观众，也已早早就到了。没有节目的孩子呢？有的在台上帮忙，有的就在文化室大院的大门口，手持红缨枪戴着红领巾站着岗，东西两道门各站着两个，神气得很。胳膊上要再有个两道杠儿、三道杠儿的臂章，就更了不得了！我站过门岗，也演过节目，演过的节目有个表演唱，叫《五好红花寄回家》，可惜现在就只记得一句衬词了——得儿呀么呀呼嗨……
当时的学堂不止是小孩子上学的地方，村里的大人们也常去。记忆深刻的是村里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总会到学堂找老师写对联。每年放寒假前后，在学堂里写春联更是热闹得很，来学堂请老师写的自然是有的，还有村里自己能写的也不在自己家写，到学堂里来写，他们写自己家的，也给别人家写。我的爷爷能写一手不错的颜体，每到这个时节，就成了学堂的常客了。
就在这个学堂，我一直上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时，郑晓兰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咱村的六个同学中保持第一不容易，到了公社中学在四五十个同学中争第一，会更难……
我小学毕业很多年后，村里头盖了新学堂。那时，我的母亲在做村支部书记。新学堂就盖在已经闲置了的我们小时候开运动会的生产队的场院，是一个小二层楼，二楼是支部、村委的会议室和老师的办公室，一楼是教室和小小图书室。新学堂建成后，教学工作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经常是县里、市里、省里的不同类型的教育工作现场会的参观考察点，我所工作的师范学校也定点派过实习生。那以后的很多年，新学堂里传出的歌声、笑声、读书声，是萦绕全村的最好听的声音，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村子上空最美丽的色彩……
撤点并校的日子里，乡亲们有着太多的纠结，但，学堂，还是被撤掉了。
不久，原来用做教室和图书室的一楼，卖给了一个村民居住了。
后来的学生，一批批被集中到乡政府所在地，上寄宿制小学了。那里的条件好，师资优良，据说，教育质量也会比村里的学堂高。
再后来，不少的乡亲干脆为了孩子上学，想方设法往城里挤。村里头越来越多闲置的窑洞，闲置的土地。
似乎肯定回不来了！学堂里那些生动的声音，那些鲜活的色彩……
村里头是应该有个学堂的！我常常不自禁地固执地想。
尽管，我自己也觉得，这，有些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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