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社會現狀，被一個高中畢業生破解了：
這幾天朋友圈被這篇滿分作文刷屏，看了感觸真深刻。800字的文章表達的如此完美：格局大、立意高，十八歲的孩子那麼懂事！能寫出如此霸氣的作文，不得不讓我們佩服！
《說尺子》
從100分到98分，挨一頓揍；從55分到61分，得一個吻。這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卻常常發生在我們身邊，許多人看來，前者退步了捱揍是天經地義，後者進步了得吻是理所當然。
我們常說，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在現實生活中，應當說尺子是最公平的，但拿在不同人的手裡，去度量不同的人，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我們習慣了媽媽在廚房中的忙碌，一日三餐總是準時吃到可口的飯菜，可當有一天，我們回家面對著乾鍋冷灶的時候，卻首先想到的是無飯可吃，沮喪之餘，面露慍色，甚至開口責備，完全忽略了她累了病了，撐不住了，連燒口開水的力氣也沒有了；而我們的爸爸偶爾下一次廚房，煮一碗麵，卻能讓一家人感到萬分知足。慣性，使我們的尺子變得富有彈性，卻無法丈量出愛的深遠。
每個單位都良莠不齊，有乾的有看的，也有搗亂的，總有一些禿子混在和尚之中濫竽充數。奇怪的是乾的永遠在幹，看的一直在看，而幹得越多失誤也越多，得到的批評也越多，而那些看客，偶爾偷機取巧做做樣子，就會名利雙收。甚至那些搗亂的，變得乖巧一些，就會讓領導和一席眾人皆大歡喜，心滿意足。惰性，使我們的尺子帶了偏見，就再也無法凝聚眾人的力量。
大家還記得北方小城那位舍粥的大嫂嗎？每到冬天她就半夜起來，熬上滿滿的三鍋熱粥，免費送給寒風中瑟縮的清潔工、窮苦人和乞丐，數年如一日，不曾間斷。而當有一天，一位老漢從中吃出了一粒沙子，頓時將一碗熱粥潑在大嫂的身上，而領粥的人，也瞬間劃分為兩大陣營：有人說老漢不該撒野，也有人指責大嫂不該摻沙子。薄情，讓我們的尺子扭曲，冷了多少善良的心。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尺子。我們用它來衡量別人，更要時常度量自己。這個世界，應當有這樣一把尺子，於情充滿溫暖，於理凸顯公平，於法彰顯正義，時時刻刻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只要堅持從我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苛責自我，寬厚待人，星星之火，勢必燎原，人間終會灑滿陽光，灑滿愛。
讀後語：一個十八歲的髙中生能寫出如此令人震撼的文章，深感欽佩！實乃後生可畏，民族之幸也！
延伸閱讀：
《為什麼你能考上大學？——跟參加高考的你談中國教育制度》
作者楊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是新中國成立近七十年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其發展的重要引擎和組成部分。但是有一個令黨和政府尷尬的問題是，新中國至今沒有（批量）培養出像錢學森、楊振寧這樣的科學大師。
錢學森在世時曾提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拷問中國高等教育為什麼沒有培養出傑出的人才。社會各界從不同方面對錢學森之問進行了回答和闡釋，答案琳琅滿目，都有一定的道理。錢學森本人從高校制度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西方高校有一種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而我們沒有一所高校按照這種模式來辦學，所以人才就冒不出來。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後發現，“錢學森之問”是一個龐大社會系統問題，既牽涉到中國教育的理念、管理和制度問題，也與不同階段學校的教學制度、學生培養體制有關，還包含社會和高校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既有宏觀制度問題，也有中觀體制問題，還有微觀機制問題。下文將從宏觀的教育制度層面來探討這個問題，認為“錢學森之問”涉及到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的分野問題，它是新中國實行大眾教育制度的一個必然的階段性的結果。
二
我在課堂上用PPT展示了兩張對比鮮明的圖片，左邊一張是西南聯大校門的黑白老照片，一張是華科大校門的彩色照片。我問臺下坐著的兩三百號學生這兩個學校有沒有可比性。
在網絡上，一些人經常拿西南聯大與現在的大學進行比較，用以批判當前的教育制度和大學管理制度。連一些知名的教育專家和大學教授也習慣於抽象地把西南聯大神化，把當前的大學教育制度批得一無是處。
西南聯大在短短的8年確實創造了教育界的奇蹟，在她的3882名畢業生中，走出了2位諾貝爾獲獎者、4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華科大建校六十多年也沒有這份沉甸甸的成績單。很多同學回答就說華科大沒法與西南聯大相比，我狠狠地批評他們太沒自信。我其實要引導的是這兩所學校根本沒有可比性，包括清華北大也不能拿來跟西南聯大進行比較。
新中國的大學所嵌入的教育制度與西南聯大時的教育制度有著本質差別。西南聯大時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她招收的學生和培養學生的方式都具備精英教育的基本特質，而華科大是典型的新中國創辦的學校，是大眾教育的產物，她的教育對象是工農子弟，是工農子弟向上流動的平臺。所以，兩所學校的教育對象、教育目標、教育內容、教育方向、教育方式等都有較大差別，自然教育結果也會有差別，不能拿到一起進行比較，更不能拿西南聯大的教育成果來批評現在的教育制度，來否定新中國大學教育的成就。
現在也不是沒有精英式教育，但才剛開始不久。
講個故事，2013年左右，一985大學政治學的一位年輕教授到華科來跟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師生座談，我剛好在座。談的比較多的話題是培養學生，教授一直很重視政治學系的本科生的培養，新生一進校就開始佈置任務和開列讀書數目。教授提到一個很有趣但令他不解的現象，說的是該校政治學系的本科新生以2010年為界，在這之前的不好帶，之後的就好帶了。
說不好帶是因為這些新生進來後有很大一部分不會好好上課逃課的多，課堂上交代的作業不能按時上繳，每個月佈置的讀書任務也完不成，他們中很多人在外兼職、考證或背英語，到了大二還有不少人轉到另外的系，大四第一個學期就基本上沒有人上課的。好帶則正好相反，他們基本上沒有逃課的，課堂紀律很好，聽課很認真，佈置的作業和讀書任務能夠按時完成，基本上沒有人在外兼職或轉專業了，專門考證和背英語的也少了。他們不僅閱讀本專業的書籍，還能廣泛涉獵外專業甚至理工科的書籍。
教授本人博學強記，據說能說會寫數國語言，對物理化學、文字考古學也頗有研究，因此他給學生開類似的課程，學生竟然也能如痴如醉地鑽研。2010年以後的學生讓教授大為欣賞，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悅。但是他困惑的是，為什麼同為該校大學招來的學生前後竟然會有那麼大差別。
教授治政治學對這個問題不解情有可原，當時在坐的學的是社會學，對其中的差別就不那麼奇怪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這大學政治學系2010年招收的學生尚有來自工農家庭的子弟，2010年之後招收的學生則多來自上層社會。
工農子弟與上層子弟卻有較大差別。工農子弟的家庭並不富庶，他們在讀書的四年不僅要為自己的學費考慮，還可能為自己的生活費發愁，有的學生甚至還要寄錢回家給回家填補家用，那麼他們就得在學校期間外出兼職賺錢，就要把大部分課餘時間甚至是上課時間給搭進去。他們還要想著四年後的就業問題，到企業兼職也可以賺取經驗，考證和有出國經歷可以為他們頭上貼金，有利於找到好工作。到大四的時候基本上不是去找工作了，就是在外實習。
政治學是一個研究型的專業，不像技術類專業那麼好找工作，因而學生為了找工作考慮就會轉到好找工作的專業裡去。工農子弟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理性地思考自己處境，以及如何應付自己的處境。
但是出身上層家庭的學生就可以不這樣。他們不用考慮學費、生活費等問題，這些問題在他們身上從來就不是問題，他們的家庭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他們也不用愁四年後的去向問題，因為他們的父母早已經給他們規劃好了發展的路線圖，甚至工作都已經找好了，只等著他們畢業了。因此他們也不需要考什麼證件、到國外混什麼經歷；也不需要轉專業，任何專業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他們不需要通過專業識別來找工作，專業只是他們學習的平臺而不會成為他們的束縛。
因為這樣，他們的大學生活就相對單純，他們只需要一門心思讀書思考就行了。老師只要給予指引，不需要任何規範和強制，他們就會自覺地去讀書學習完成任務。他們對於學習什麼沒有挑剔，任何學習都是對自己的提高，他們可以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也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文字考古上。數學、物理和化學之於文科生基本上用不著，但他們卻樂此不彼，鑽研得還挺深。對於他們來說，學習、鑽研和挑戰是樂趣，而不是負擔、不是浪費時間。
教授的案例說明2010年之前工農子弟通過努力還能夠考上該大學政治學系，2010年之後就考不上了。這大學是如此，北大清華更是如此，中國的名牌高校越來越多地被上層子弟擠佔，工農子弟被排除在外，這些高校的培養對象就會像西南聯大一樣，培養的方式和目標也將轉變，精英教育模式將率先在這些學校蔚然成風，並逐漸擴大到其他985高校。
這些學校資源、人才總量上都超過民國時教育的總量，何愁將來培養的學生比不過西南聯大，一個北大清華抵十個、百個西南聯大都不止。但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當985高校實行精英教育的時候，大批人才就冒了出來，但是工農子弟就很難在進入這些學校深造了。
三
精英教育是一種教育模式，是實現精英自我循環、自我複製的教育。父輩是社會結構中的上層精英，子代通過父輩提供的這種教育模式訓練也成為上層社會的精英。通俗的話就是祖祖輩輩是貴族、是上層人，通過精英教育其子子孫孫也是貴族、也是上層人。滿足精英教育目標、實現精英循環的教育制度就是精英教育制度。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這裡不去談精英教育的理念、方法和機制，主要介紹它的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受教育之人有家學淵源有家底。這是指精英教育的對象。教育對象的選擇決定了教育制度的性質，也決定了教育的目標。如果教育對象是精英，那麼該教育制度就是為少數精英的需求服務的，其教育的目標是實現精英的世代延續。如果教育的對象是所有適齡國民，那麼其教育制度的設置初衷就是滿足社會多數人的普遍需求。
精英教育不是要將普通人教育成精英，而是其教育對象本身就是來自精英階層，通過這個教育的培養這些人將繼續留在精英階層為該階層服務。但是精英教育在表面上並不排斥普通家庭的子弟，它宣稱向所有人開放。但是精英教育卻在教育對象的選擇上設了兩道門檻，使得只有精英才能邁過去接受教育。
一道是財富門檻，精英教育不是免費教育，而是市場起決定性的教育，所有的家庭都到市場上購買教育。市場上的教育資源有優劣等差，不同質量的教育資源的市場價格不同。越是有富庶的家庭越能夠購買優質教育資源，也越能夠長時期地購買教育資源。而經濟條件弱的家庭則難以購買優質教育資源，也不能給子弟長時期購買教育資源。因此，在教育競爭中，越是高等級的教育資源就越被上層人所佔有，工農子弟被排斥出精英教育的競爭行列。
除了經濟門檻外，還有一道更高的門檻是文化門檻。經濟門檻可能在短時間被跨越，如出現暴發戶、土豪等，他們就有足夠的經濟資本為子女購置優質教育資源。但是文化底蘊卻難以在短時間內積累起來。
文化教育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一個是學校教育，一個是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在精英教育時代大部分是通過市場購買的，但並不是有錢就能夠接受學校教育，還需要通過考試、面試等機制進行優勝劣汰。這方面就需要有家庭教育作為基礎和補充。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它的傳承方式屬於言傳身教，教育內容既包括文化知識，也包括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培養，還包括做人的道理、先人對事對物的分析和理解。這就是所謂的家世學問的世代積累。積累時間較長、學問較深厚的家庭謂之有家學淵源，次之的為耕讀傳家，再次之的則是能識字斷句算數的人家，最後則是大字不識一斗的人家。
家學淵源越深的人家因為有世代相傳的學問，家庭有文化氛圍，就能夠讓孩子幼承庭訓，從小就接受家庭嚴格的教育，接受儒家經典、道德規範和家道家風的薰陶。而沒有這個條件的家庭，他們的孩子沒有文化氛圍的陶冶，送他們進私塾讀幾年書能識字算是了就回家跟父母幹活或外出謀生。這樣就只有那些出身文化家庭的小孩才有基礎和水平上更好的學校深造。精英教育不僅學校教育是精英教育模式，家庭教育也是精英教育模式。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民國出了很多文化和科學大家，崇拜之感油然而出，但卻不知他們除了個人努力外，他們都不是出身於普通人家。像大家所熟知的文史專家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胡適、錢鍾書、季羨林等，自然科學家（數學）錢學森、楊振寧、華羅庚、蘇步青、李振道、丁肇中等，從他們往上數多少代人都滿足有家學淵源有家底這個條件。之所以將民國的這些學術科學大家做例子，是因為他們是清末中國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後出現的第一代中西共融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既與傳統知識分子有可比性，又與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可比性。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位梅貽琦。（圖/人民網）
案例1：
案例2：
楊振寧，其祖父叫楊邦盛，是清末的一個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書，後來進了天津段芝貴的幕府做文書。不要小瞧了秀才，當時的秀才比現在的博士少多了，也有很高文化水平。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1914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後獲學歷，這是當時師範類的最高學歷，各地競相聘用。1923年春，楊武之公費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學三個學季後取得學士學位。1924年轉戰芝加哥大學數學系，四年後獲博士學位，成為中國因素論研究的第一個博士。1928年回國後任職於廈門大學和清華大學。
楊振寧是這樣理解家學淵源的：“父親對我們子女們的影響很大。從我自己來講，我小時候受到他的影響而早年對數學發生濃厚的興趣，這對我後來搞物理學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的意思是他從小就在家學文化很強的氛圍裡成長，他父親從小就教他算數、結題、做數學模型，他對數學的興趣就像我們現在的小孩對手機遊戲的痴迷一樣。與楊振寧有家學淵源不同，從小陪伴我們農家子弟的是雞鴨鵝、豬牛羊、泥巴和鳥窩。
案例3：
丁肇中，他們丁氏家族史就是一部家學淵源形成史。明代初年，始祖丁順自江南海州，遷入日照，二百年從軍務農。直到明崇禎年間，丁允元第一個考中進士，家業漸興。此後四百年間，丁氏家族人丁興旺，才俊輩出，丁惟汾、丁肇中等名人大家多如星燦，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做出了卓越貢獻。讀書起家，教育興族。
據新修撰的八修《日照丁氏家乘》記載，明末丁家出了一位秀才丁珩。他痛思家業不興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識字、沒文化。因而下決心傾資辦學，並身體力行，親自坐館就教，對子女嚴加管教，使家風文墨漸興。持續二百年的業農世家，開始成為書香門第。丁珩兩個兒子分別考上了進士和貢生。長子丁允元有九子，三十四孫，曾孫一百二十多人，玄孫三百。其中祖孫、父子、叔侄、兄弟一門六進士，還有九個舉人，一時轟動全國。丁氏家族進入了鼎盛時期。此後又有丁守存家一門三進士。入仕為官者、學術有成者越來越多。
近年修家譜時有過統計，明清兩朝，丁氏家族共有進士十五名，舉人四十九名。活躍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家丁惟汾、丁基實（君羊）；科學家丁守存、丁肇中；教育家丁履德、丁觀海等，皆堪稱一代風雲人物、名流大家。丁肇中的父親丁觀海是當代著名教育家，自費留美攻讀土木工程彈性力學，回國後在河南焦作工學院、山東大學、重慶大學、臺南大學、臺灣大學任教。其夫人王雋英是留美攻讀教育心理學的教育專家。
丁氏家族從明初從軍務農之家變成書香門第用了二百多年，在精英教育時代屬於偶然事件。一旦有家學傳統之後，人才就進入了精英式培養，所以才會有後來的人才輩出。反觀丁氏家族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家族的興旺、個人的成功需要什麼基因？文化基因，從明朝初年到丁肇中獲諾貝爾獎，經過了六百多年二十多代人的努力和積澱，說明要培養一個文化地緣深厚的偉大科學家不容易。
案例4：
錢學森，他是“錢學森之問”的提出者，他也滿足於有家學淵源有家底的條件。
吳越錢氏家族，從吳越國王錢鏐（852—932）算起，一千多年以來，代有鐘鳴鼎食之家、博學鴻識之徒。這要歸功於錢鏐的家訓。據史書記載，錢鏐臨終留下“心存忠孝，愛兵恤民，勤儉為本，忠厚傳家”等10條遺囑，子孫恪守無違。因此，南宋以降，特別是明清兩代，錢氏家族湧現出眾多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傑出學者。即以當代而論，錢氏家族同樣人才輩出，如錢玄同、錢穆、錢鍾書、錢鍾韓、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錢正英、錢其琛，等等，皆是其中翹楚。最近又有一例：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就是錢學森的堂侄子。
錢學森的祖父是錢鏐的第三十二代子孫，在杭州經商，以販賣絲綢為業，家境寬裕。父親錢均夫（1880—1969）中國文史專家，早年就讀杭州求是書院，畢業後留學東洋，研修教育，歸國在上海成立“勸學堂”，以施展其“興教救國”的抱負；1911年，也就是錢學森誕生的那一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後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著述頗豐。1912年，在上海創辦了“勸學堂”，以傳播民主革命的思想。母親章蘭娟（188？—1935），為杭城富商之女，幼承教育，記憶力和計算能力超群，具有數學天資。她的計算能力和記憶能力極強，具有數學天賦。她心靈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針帶刺繡。錢學森驚人的天賦，有一部分來自他母親的文化遺傳。
錢學森資料圖
從民國的這些大家的家底可以看出，一個特別出色的人才，大都要經過幾代家族優良的家風與優秀的文化背景的薰陶。
第二個特點是舉全國之力打造少數精英人物，而忽略了普羅大眾接受教育的權利。
精英教育的理念不是教育權利的均等化，讓所有的適齡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而是隻為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少數人提供稀缺的教育資源。就民國來說，當時中小學很少，大中專就更少，能夠招收的學生很少。讀書的名額在當時十分稀缺。普通的工農子弟只能接受私塾、小學教育，只有占人口少數的上層家庭子女才能夠上得起大中專學校，能夠公費留學的則是精英中的少數人。
我爺爺就是那個被精英教育排斥的普羅大眾的代表。我爺爺弟兄八個人，上了私塾能夠讀書看報的只有他的二哥和七弟，他的二哥因為有文化還當過民國末期的代理保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已經九十多歲了，還拿著我給他的醫藥盒子教我認字。他的七弟在解放後還教過一小段時間的小學，其他人則一字不識。因此，當時的國家是將教育資源集中到了少數精英頭上，集中資源打造這些人才，而不是將本來就稀缺的資源平分到像我爺爺那樣的人身上。在教育上國家只管那些上層家庭的子女，對於工農家庭的子弟則放任自流，不聞不問。工農子弟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
上層精英家庭的子弟本來就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受過家學淵源的薰陶，文化底子很好，國家又重點培養他們（給他們最好的師資，老師給最好的待遇，公費送他們留樣），他們作為人才冒出來的幾率就很高。這就是民國時期文化和科學領域“大家”成堆的根本原因。
民國大學的數量體現了民國大學是精英教育。至1931年，全國共計專科以上學校103所，北部平、津、冀、晉、魯各省市共計32所，東部京、戶、蘇、浙、贛、豫、湘共計11所，東南、西南地區共計15所，廣大西北、東北地區近4所，而熱河、綏遠、陝西等10省竟無一所專科以上學校。其中，上海24所，北京15所，廣州8所，接近總數的一半。到1936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增至108所，在校生增至41922人，畢業生增至9154人。
因為是精英教育，當時高校少，高校的老師少，教授更稀缺，國家就給得起高工資。1934年，教員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有留學經歷者3856人。1930年代，一級教授月薪500圓，1924年北京平民五口之間月均用度14圓2角5分，人力車伕養家月費11圓6角2分。一個一級教授的工資是普通工人工資的40倍到50倍。這筆工資收入在當時足以讓他們過上貴族式無憂無慮的生活。他們就可以心無旁騖地做學問、培養學生，不用為生計發愁，不需要為拉課題、做項目絞盡腦汁。這樣不僅他們自己能做出好的學問，也能培養出好的學生。
四
大眾教育的目標群體是所有的老百姓，它的理念是讓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精英教育是給少數上層精英專門預留的權利，是精英的特權。大眾教育是向所有人賦予接受教育的權利，是普及性的教育，不僅適齡人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非適齡人也同樣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從建國以後到現在，我黨領導的新政權一直在普及和擴張各層級的教育，使接受教育的人群不斷擴大，接受教育的時間也不斷延長，接受教育的內容不斷豐富。
從農村來講，逐漸在每個行政村（高級社、大隊）設立小學，在邊緣的村落還有教學點，每個鄉鎮有一所中心小學和初中，大的鄉鎮還有高中。到縣一級設立了多所縣級中學，其中有三五所設有高中。比較大的縣開設了中專。比如湖北沙洋縣就有一所沙洋師範，始建於1956年，湖南縣級市資興市也有一所叫東江師範的中專，創建於1960年。到了地市一級，在校的地市一般都會有兩所高職高專，一所是師專，一所是醫專，還有其他的大中專。到省會一級就會設立綜合性和各種專業類的大專院校，像北京、上海、南京、武漢、西安等城市的專業院校是比較齊全的。
拿武漢來說，有綜合類（武漢大學、湖北大學）、有師範類（華中師範大學、二師）、有理工類（華中科技大學）、汽車類（武漢理工大學）、鋼鐵類（武漢科技大學）、郵政類（郵電科學院）、紡織類（武漢紡織大學）水利類（水院）、測繪類（武測）、醫學類（同濟醫學院、湖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城建類（城建學院）、軍事類（軍官學校）、化工類（化院）、民族類（中南民大）、財經類（中南財院、湖北經濟學院）、政法類（中南政法）、農業類（華中農業大學）、地質類（中國地大）、體育類（武漢體院）、音樂類（武音）、美術類（武美）、警察類（湖北警官學院）等，還有數十所高職高專學校。
要將這些學校辦下來需要幾個條件，一個是教師人才，二個是資金，三個是教學實驗設備。也就是要人要錢。
首先說要人，從建國後各個層級的學校就開始大規模擴建擴招，不僅大學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才和管理人才，到村一級的小學也要有相應的配套。在民國的時候由於中小學和大學都很少，當時的大中專畢業生就可以填充到中小學裡去當教員，優秀的則可以留在大專院校教書。留學回來的既可以到大學任職，也可以到中學中專任教。所以，在民國的時候，即便是小學老師都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好的文化素質。記得讀餘秋雨的回憶文章，他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年小學初中，他的一些文史老師後來都成了大學裡的文史專家。
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在逐漸普及中小學和大專中院校過程中，文化人才就顯得十分稀缺。加上新中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都在轟轟烈烈的建設和發展，都需要人才。這個時候，大學畢業生就不能再抽調到中小學去了，而是留在大學裡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科研技術崗位上，留學歸國人員則更為珍貴，更需要好鋼用在刀刃上，他們更不會去中小學當教員。
我所在的鄉鎮中小學直到九十年代初我讀五年級才有兩個中專畢業的年輕老師分配過來，他們是全鄉學歷最高的老師。教高中的老師則是中專畢業生或大專畢業生，到2000年我畢業之前，我們縣一中的本科老師才多了起來。並且由於國家承當不起教師的工資待遇，普遍從有一定知識水平的農民中招聘民辦教師以充實教師隊伍，滿足教育普及的需要。
所以，在初中小學，老師本身的文化水平就很低，家長亦不能提供家庭教育，可想而知農村基層學校普遍的教學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能不同）。正因為如此，大眾教育普及之後，它的層次是很低的，是基本的識字、算數教育。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全國範圍實行漢字簡化，滿足大眾傳播；在基層還大量興起掃盲運動，辦掃盲班、老年班，給不同年齡段的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
在學校教育中，因為國家能力有限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提供九年義務教育或十二年義務教育，只能是從小學開始普及。在我老家湘南地區，現在的70後他們還有小學畢業證，到我這裡就不發小學畢業證了。
所以，大眾教育在初級階段的時候，必然是應試教育，小學升初中要考試，初中生中專高中要考試，高中上大學還要考試，每考一次都淘汰大部分，只有少部分有升學繼續學習的機會。因此大眾教育也是就業型教育和向上流動的教育。大部分學生要在各個層級被推到不通過的崗位就業，學歷的層級越高，就業的崗位就重要，就越有利於個體的發展。能夠突破各個層級准入考試的人，就可以上升到中專、大專和本科，實現向上流動。
另外大眾教育很長一個階段內還只是運用知識的教育，而不是創新思維和創造知識的教育。一方面是教育的層次很低，只能讓學生將既有的知識學會，然後到崗位上去應用，而無法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即便是大學教育也是基礎的知識教育、教材教育，非創造性教育。因此大眾教育培養的是運用知識的工程師，而不是創造知識的科學家。從國家崗位需求方面來講，國家各方面正在搞建設，需要的是工程師這類的應用知識的人，而不是基礎性的創新性人才。
再說到錢的問題。
新中國百廢待興，各行各業到需要變革和發展，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教育投入是大頭中的大頭。如果按照民國的模式實行精英教育（學生少、學校少、老師少），在新中國的動員能力下可以增加教育投入，就可以使同樣數量的學生、學校和老師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那麼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培養更優秀的學生。
但是大眾教育的情況下，學校、學生和老師都數十倍、數百倍乃至數千倍的增加，但是教育投入不可能增長這麼快，所以教育教學的基礎設施就不會很完備、很先進，工資水平也不可能讓包括高校老師在內的大小知識分子過上貴族的生活，教師工資較民國時候就顯得非常之低。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說法。
所以大眾教育的一個顯著缺點，就是它將培養精英的教育資源平分到了大眾身上，稀釋了教育資源，使得資源不能形成規模效應，人才難以冒出來，教育的效果不能在短時間內顯現。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民國時“常凱申”公手上有2億教育資源，他將這兩億教育資源砸在錢學森、楊振寧等兩個人頭上，每個人擁有1億教育資源，教育的層次就很高，加上他們本來就深受家學薰陶、文化底子好，哪有砸不出來的道理。一砸就砸出來了，效率很高，資源瞄準率很高。但是在大眾教育制度下，毛手上同樣是2個億，但他卻要分配到2億人頭上去，每個人頭上只有1塊錢的資源。即便是像錢學森的兒子（錢永剛）那樣有較好的家庭教育，但是他在公共教育中也只有1塊錢的教育資源，教育的層次和水平都很低，因而難以被砸出來。
就如，一個大學實驗室沒有錢購置大型的、先進的試驗設備，學生就只能將教材上的知識學會，而沒法通過試驗展開研究和創造。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在毛時代，國家一方面需要的是大量拿起來就使用、一使用就能夠出效果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沒有多餘的資源用於週期長、見效慢、消耗大的基礎性研究。因此現在有人批評楊振寧當時不選擇跟錢學森他們一同回國。其實就算他當時回來也無用武之地，近二十年回來才真正有了基礎學科研究的空間。
來看看在大眾教育背景下我們有多少高校。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普通高等學校、獨立學院和分校辦學點（不含軍事院校和港澳臺高校）名單：（1）普通本科院校，共820所；（2）普通高職院校，共1228所；（3）經國家批准設立的獨立學院，共311所；（4）經國家審定的分校辦學點，共70個。
截至2010年5月31日，經教育部審批或備案，湖北省有普通高等學校89所，其中中央部委屬高校8所，省屬本科高校27所，高等專科學校3所，高等職業學院51所。另有獨立學院31所，成人高等學校14所。這還是經過了2000年左右的那輪高校撤併之後的數據。並且每所高校的辦學規模、招數數量較民國時的高校要大數十倍上百倍。
1936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的畢業生是9000多人，遠不如一個華中科技大學的規模。華中科技大學近年平均每年本科畢業生接近8000人，研究生畢業接近8000人。也就是說在民國精英教育的時候，是舉全國之力辦一所華中科技大學，那麼華科就必集全國最優秀的學生、最優秀的老師、所有的教育經費，何愁培養不出人才，何愁教師不拿高工資？但是新中國成立後，辦了多少所類似華中科技大學規模的高校？
五
新中國實行大眾教育制度，這是共產黨最偉大的創舉之一，它使得普通老百姓也能夠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大眾教育有諸多可以大書特書的地方，下面僅羅列三條：
一是普遍提高了國民素質。
精英教育時代只有上層社會的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工農子弟無法接受教育，工農子弟中只有少數可以接受識字算數教育。識字率是反應國民文化素質和人口自質量的重要指標。大眾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國人的識字率大幅提高。民國時期中國人的識字率大體在20-30%之間。根據2012年國家人口抽樣統計，中國人的識字率已經超過95%。這說明絕大部分中國人掌握了基本閱讀和寫字能力。
有這種能力有什麼用呢？拿農民來說，絕大部分大部分農民能夠識字算數，很大部分農民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他們就具備了基本的文字理解能力，能夠看懂機械、農藥、化肥、種子等的說明書，並能根據說明書進行操作，那麼就不需要專門人才去教他們。提高了現代農業技術設備進村的速度，極大地提高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水平。
有基本的識字能力就不怕在外邊走丟，就可以外出務工。農民工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工廠企業稍加培訓就可以到流水線上操作，到管理崗位上任職，這樣極大地節省了僱主的時間和培訓成本。國民素質普遍提高，就意味著普遍提高了社會運行的速度，節省了社會成本。
二是為底層的上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社會流動暢通與否是一個社會是否良性運行、是否公平公正的重要表現。在精英教育時代，底層民眾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他們中大部分人沒有機會通過這條渠道向上流動。但是當新中國普及大眾教育之後，普通的工農子弟也獲得了接受教育的權利，從此就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有了與上層子弟同臺競爭的機會。
儘管大眾教育不可能從一開始就向所有人敞開中學和大學的大門，能夠上大學的也仍然是少部分人（雖然相對於民國是另一個數量級），但一旦給了他們機會和希望，他們就會努力向上攀爬，因為只要努力就有多種可能性：一是萬一爬上去了；二是我這一代爬上去一點，下一代再往上爬一點不就爬上去了；三是即便沒有爬上去，能夠學到文化知識至少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我們家是通過大眾教育向上流動的千百萬普通中國家庭之一。
前面說了我爺爺在精英教育時代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因而一字不識，他們即便在農村也屬於最底層。我父親的學齡時期已是新中國了，那時我們老家那個村拆掉廟宇建了小學，鄉鎮有了初中。我父親就有機會上小學和初中，我父親本可以往上繼續讀書的，但是他的繼父不讓他讀了。後來我父親就參軍了，在部隊因為有文化所以學了醫，退伍回來後就進了大隊醫療合作社，當起了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屬於農村中的文化和技術人員，在農村有地位受人尊重。因為我父親有文化因而也有想法和能力供我們子女讀更多的書。剛好我們又都趕上了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政策，搭上了大眾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繼續推進的東風，我們子女四個人都考上了大學，兩個妹妹都考上了一般本科，弟弟研究生畢業，我博士畢業後留在高校任教。現在大家都參加了工作，各自的發展都還不錯，對未來也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前面說過，丁肇中家族從“從軍務農”之家到“書香門第”用了將近兩百年時間，並且還是偶然事件。而我們家只用了三代人六七十年時間，就從我爺爺目不識丁到我們成為博士碩士（還沒到書香門第），從農村最底層躍升到中國社會的中層或中上層，再往後我們的子女就有更好的條件繼續往上流動。像我們家這樣通過大眾教育經過兩三代人從工農之家變成中上層家庭，在中國是普遍現象。在我周邊大部分大學教授都是大眾教育的產物，華中科技大學的大部分學生也還是工農子弟。
我曾在上課的時候給學生講過這麼一段話：如果你的爺爺是農民，或者你父親是農民，你現在坐在這裡上課，除了要感謝你的父母、老師和你自己以外，還要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因為他們的大眾教育給了你努力的機會。否則，為什麼你的爺爺或者你的父親沒有坐上大學的課堂，而你卻坐上了，難道是因為你比他們努力，比他們聰明？其實你的爺爺跟你一樣聰明（基因相同），只是他沒有像你一樣的努力的機會而已。
總之，在大眾教育制度下，底層的上升不再是偶然性事件，只要你肯努力就有上升的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接近必然性。大眾教育還極大地縮短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時間。
三是為後面的精英教育創造了廣闊的空間。
精英教育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學校層面（也就是國家層面），一個是家庭層面。這兩個層面的條件都是有錢和有文化積澱。此處只說家庭層面。
一般來說，只有中產階層及以上家庭才滿足有錢又有文化積累（有家學淵源有家底）的條件，也就只有這些家庭有才能力給子女提供精英教育。所謂中產家庭是指那些受過中等以上教育、收入在社會中等水平以上的家庭。
中國的大眾教育發展了六七十年，製造的中產及以上階層差不多三億人。這三億人男女對半開，共結成1.5億個家庭，每個家庭生一到兩個小孩就有2億個小孩。這些小孩都將接受精英教育，他們的父母會像錢學森、楊振寧的父母培養錢學森、楊振寧那樣培養他們，他們成為人才的幾率就非常大。那麼，未來的錢學森、楊振寧將在這2億人中挑選，這個人才的基數足夠大，即便冒出人才的概率不變，人才冒出的數量也將足夠大。未來二三十年中國錢學森式的人才呈井噴態勢一點都不奇怪，屆時中國不是出一兩個錢學森、楊振寧，而是每個領域都有一大批錢學森、楊振寧。
所以，大眾教育在過去的六七十年雖然沒有培養出像錢學森、楊振寧那樣最傑出、最偉大的人才，但是它為未來的人才冒出儲備了一個巨大的人才底盤。相反，如果新中國一開始就能培養像錢學森、楊振寧那樣的人才，中國的教育制度只能依然是精英教育，那麼一來是對中國的底層民眾不是好事，他們沒有上升的渠道和空間，繼續看不到未來；二來是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不是好事，人才的可選擇面太窄，不能推動中國的發展。
六
總結一下，大眾教育是公平教育，它使教育得以普及，整體提高了國民的素質，但稀釋了資源，使人才短時期難以冒出來。因此大眾教育很公平但沒有效率。大眾教育在初級階段受困於資源的有限性，只能在低層次上發展，側重於特定知識的灌輸教育和選拔考試。在功能上，大眾教育為各行各業提供了智力支持，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給底層社會向上流動提供了機會，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儲備了大量的人才。
精英教育是高尖培養，集中資源精準打造某些人才，使人才在短時期內得以冒出，但它排斥底層，因而有效率但不公平。精英教育並不是沒有灌輸，也並不是只講釋放天性和快樂教育，它的負擔並不比應試教育輕，甚至還重。精英教育的知識灌輸是全面知識的灌輸，而不僅僅是應試教育中特定的、有用知識的灌輸。精英教育還主張知識灌輸與思維啟發相平衡，提倡首先必須有大量知識的灌輸，灌輸到某個層次就要有相應的啟發教育。這樣就使得受教育者既有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又有舉一反三、以點帶面的創造性思維。
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各有優劣，實質皆不能偏廢。但在過去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我們只能優先發展大眾教育，給普通老百姓接受教育的權利，大幅度提高國民素質。這種戰略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中國進入了發展的新時代，中國有錢了，個體家庭也有錢了，在教育上就可以兩條腿走路，既不能偏廢大眾教育，也要發展精英教育了。如果再不發展精英教育，最頂尖級的人才就冒不出來，我們在高科技領域就競爭不過美國等西方國家，就要被人家卡住脖子。如果大眾教育發展不好，我們仍佔社會大多數的工農家庭就沒法再向上流動，教育不公平就會成為社會問題。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後就開始探索精英教育發展的路子，包括985、211及這兩年的“雙一流”建設，還有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行，重金打造清華北大兩艘高教航母，都是國家層面的探索。在高校內部，不同高校預依照自身情況探索不同的精英教育方式，如華科的精英教育是重點打造“啟明學院”，本科生招進來後再進行一次考察篩選，每個專業前一兩名的進入啟明學院學習，全校的優質資源都向該學院學生傾斜，每個學生都配備教授級導師，所有學院的試驗設備都向他們開放，他們可以選擇任何老師的課程。
在家庭層面，諸如將小孩送入學費昂貴的雙語幼兒園、請名師家教、上高檔次培訓班、重打基礎重全面素質、從小培養學習習慣等。我有個博士同學，畢業後到一所211高校當老師，她在女兒正要上幼兒園時選擇去美國訪學一年，這樣女兒在美國讀幼兒園，既可以學會正宗的美式英語口語、跟美國人打交道的方式，還能夠帶著女兒遊歷美國的名山大川，包括總統山、五大湖、黃石國家地質公園等，讓美國的地理和歷史成為女兒生活的一部分。中國的精英教育模式正在不斷探索中，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相對成熟、有效的方式。
在大眾教育層面，高等教育繼續擴招向更多的普通家庭子弟開放，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進一步提高國民素質。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基礎教育向減負、快樂教育方向改革，弱化了公立中小學的文化教育，降低了工農子弟的競爭力，使他們越來越難以進入好的大學。重點大學、名牌大學越來越多地被上層子弟佔據。
華中科技大學本是工農特色鮮明的學校，一向招收來自工農家庭的學生多。最近幾年該校社會學系的本科生中工農子弟佔比不到四分之一，有的年份只有少數幾個。該校有些專業工農子弟已絕跡。這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說明大眾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渠道在萎縮。
中國社會本來因為大眾教育向上流動的功能健全，底層社會源源不斷地向上流動，其社會分層及固化跡象不太明顯。基礎教育中的大眾教育逐漸被精英教育所取代，大眾教育就會喪失向上流動、儲備人才的功能，最終只剩下完成義務教育任務一項功能。結果是，基礎教育改革在學生寬鬆、快樂的氛圍中悄然完成社會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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