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不僅有吳昌碩最為真實的生活：
與各色人等往來應酬，
在各種事務之間徘徊周旋，
在冗煩與艱辛的重壓下，
病痛纏身，
抱怨吐槽……
一．引言
吳昌碩（1844－1927）是中國近代書畫、篆刻的一代宗師，曾對海派藝術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探討他的藝術成長經歷是當今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在吳昌碩的藝術分期中，他三十至六十多歲這段時間，即從1882年攜眷屬定居蘇州到1911年移居上海這三十年，是其書畫藝術逐漸形成個人風格的關鍵階段。眾所周知，吳昌碩的書畫藝術並非專師一家一派，而是憑藉自己的藝術天賦，博採眾長，融各家之法而自成一格，這也是他得以成為近代藝壇一代宗師的重要原因。據各家所編吳昌碩年表記載，這段時間內，除1887年至1895年吳昌碩曾居於上海外，其餘大部分時間居住在蘇州[ 參見王似峰《吳昌碩年表》，載《中國書法全集·近現代吳昌碩卷》，榮寶齋1998年出版。]。晚清時期的蘇州文人薈萃，許多頗具學養的官員、富商築園於此，這些人本身就是學者、詩人和書畫家，他們精鑑賞，富收藏，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吳昌碩選擇蘇州作為他的棲身之地，正是看重了這裡的人文藝術環境。初到蘇州的吳昌碩既非書畫名家，又非顯宦鉅富，以一介酸寒小吏，得以置身於文人雅集中間，完全憑藉其極高的藝術天賦、虛心好學的態度、誠懇豪爽的性格，以及眾多師友的指引和幫助。在蘇州、上海等地，吳昌碩和當時很多藝壇名家交誼深厚，他在詩、書、畫、印創作上的發展都獲益於此。因此，當我們分析影響吳昌碩藝術成長的各種因素時，這一時期他的生活、創作、交遊的經歷是最重要參考依據。
吳昌碩像 《蕉蔭納涼圖》 任伯年畫
2006年，在蘇州發現了一批吳昌碩信札，共計79通，84頁，另有信封5個，全部為行草書，紙本，尺寸不一。其中除3通信札無上款，3通的上款分別為“簡翁”、“曹大老爺”和“金心蘭”三人外，其餘73通信札及5個信封全是“顧麟士”上款。顧麟士（1865－1930），字西津，一字筠鄰，號鶴逸、西津漁父、一峰亭長，因以“鶴廬”名其室，又號鶴廬主人，家中排行第六，又常署“顧六”款，蘇州本地人。其祖父顧文彬（1810-1889），是晚清時期蘇州著名的收藏家，家有“過雲樓”，收藏之富，甲於吳下。顧麟士繼承祖業，不僅豐富了過雲樓的收藏；而且本人亦善畫山水，尤長臨古，涵濡功深，筆多逸氣，故被“吳中畫苑推為祭酒”[ 鄭逸梅《顧鶴逸古道可風》，載《鄭逸梅選集》第四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更以怡園主人的身份創立“怡園畫集”，與當時吳中和海上名家顧沄、金心蘭、吳昌碩、吳穀祥、陸恢、任預、費念慈等人切磋六法，交流畫藝，吳昌碩便是其中的主要成員，號稱“怡園七子”之一。藝壇契友雅聚怡園，頗有云林清閟遺風。
這批吳昌碩信札雖未書年款，但無論從其書法風格的分期上做判斷，還是從其信中內容所涉及的人物、事情進行分析，信札的書寫時間當在其中年，大約是吳昌碩四十多歲至六十歲這段時間，個別信札屬晚年所寫。這批信札的發現不僅大大豐富了研究吳昌碩這一時期的活動的一手資料，而且彌補了以往關於吳昌碩與顧麟士交往方面研究的空白。本文將對這批書札作一初步的整理和研究，並選取部分有代表性的信札，結合文獻記載與吳昌碩的相關作品，加以考訂和分析，以便將吳昌碩藝術成長的過程，以及他與顧麟士交往的一些細節展現給大家。
二．信札的鑑定
在利用這批吳昌碩信札之前，需要對其真偽作一個判斷。吳昌碩的信札基本上是用行草書寫就，這批信札也不例外。
從書法的角度看，信札中行草書的運筆風格和結字特點，是其中年以後的典型面貌。關於吳昌碩行草書的發展演變特點，沙孟海先生有過精闢的論述，他在《吳昌碩先生的書法》一文中說：
“據他（吳昌碩）自己說，早年楷法專學鍾繇。……中年以後，少寫真書，風格一變，楷法傾向黃山谷。看他所寫《蒲作英墓誌銘》，表現最為突出。尋常楹聯稍帶正楷者，亦多用山谷結法，但不專師山谷。行草書，純任自然，一無做作，下筆迅疾，雖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勢。此法也自先生開之，先生以前似尚未見專門名家。晚年行草，轉多藏鋒，遒勁凝鍊，不澀不疾，亦澀亦疾，更得‘錐劃沙’、‘屋漏痕’的妙趣。當我未見先生秉筆之前，意謂行筆必迅忽，後來見到他秉筆，並不如我前時所想象，正鋒運轉，八面周到，勢疾而意徐，筆致如精鐵蟠屈，與早年所作風格迥殊。”[ 此文載《吳昌碩作品集·書法篆刻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
通觀吳昌碩的書法作品，包括其書畫上的題跋、信札、詩稿等，其行草書的的演變依據沙孟海先生所言，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早年遍臨諸家的學帖階段、中年追求自我風格的探索階段和晚年以篆隸之法寫行草的成熟階段。
吳氏早期書法受“帖學”影響明顯，行草書中仍帶有鍾繇楷書的結字特徵，用筆兼取歐陽詢、米芾、王鐸、八大山人各家之法。如他的《與六泉山人詩稿》五頁，自署書於戊寅（1878），是其35歲時所書，由於“信筆書此”的緣故，用筆過於隨意而點畫處理不夠細膩精準，體現了他早年行草書的率真之氣和不成熟的一面。再如他的《贈符生仁兄詩團扇》和《贈瘦羊先生行書團扇》兩件作品，前者款署“壬午秋七月”（1882），後者雖未書年款，但從用筆風格上看，時間應與前者接近，都是其40歲前後草書面貌，這時的草書仍保留鍾繇楷書的章法結構，而運筆更加嫻熟，點畫轉折自然流暢，是其帖學草書的最高水平。之後，吳昌碩逐漸擺脫帖學束縛，轉而追求個人行草書風格。
1882年以後，步入中年的吳昌碩舉家定居蘇州，開始了自我藝術風格的探索。這時的行草書一方面受到金文、石鼓文的影響，注重字的大小及章法上的錯落有致，另一方面更強調情感的流露，純任自然，無論是信札、手稿，還是作品題款，行筆愈加有迅疾之勢，結字更富有欹側之態。如：西泠印社藏吳昌碩甲申（1884）年四月《為瘦羊臨寰盤銘》的草書題款[ 圖見《中國書法全集·近現代吳昌碩卷》，第41頁，榮寶齋1998年出版。]，吉林省博物館藏丙戌（1886）年七月畫《荷花》的草書題款，湖州市博物館藏戊戌（1898）年重九書贈馮小尹的《登虎丘等二首卷》，故宮博物院藏壬寅（1902）年秋九月書贈蟄存（即章式之）的詩稿等。從中可以看出，其行草書已不再拘於單個字的規整，而注重通篇的氣勢，在尺幅不大的書札中，也要表現出“氣奔肘底雲蕩胸”的氣勢，其用筆的自家風格逐漸形成，只是尚未達到以金石篆籀之法寫行草的沉穩凝重之感。
1911年吳昌碩定居上海後，書法步入晚年的成熟階段，其行草書受金石篆籀的影響非常明顯。在不斷臨習《石鼓文》的基礎上，悟出書法貴“純質”的道理，並認識到自己“卅年學書欠古拙”，於是強抱篆隸作狂草，將金石風骨融入行草書中，用筆、結字從險疾復歸平整，使其行草書更有篆隸筆法的遒勁與凝重，即所謂“以錐劃沙”的效果，從而達到“勢疾”與“意徐”完美統一。如浙江省博物館藏1919年所書《怡園會琴記卷》，故宮博物院藏庚申（1920）年春分書贈姚虞琴的詩札，天津博物館藏甲子（1924）端陽畫《紅梅》上的題款。此時的行草書已不再如中年時以筆速的迅疾來達到“排山倒海”的效果，而是於古拙之中彰顯豪邁之氣，將閱盡滄桑的人生感悟化入筆端，因此內涵更加豐富，真正做到了人書俱老。
圖1 枉顧禮
這批寫給顧麟士的尺牘，每封都行筆流暢，一氣呵成，毫無造作之氣和摹仿痕跡，大部分信札的筆法特徵與中年行草書“純任自然”的風格完全吻合，因此從書法角度可以肯定為吳氏中年時期的真跡。其中有幾封信已帶有晚年書法的特徵，如《枉顧札》（圖1）[ 本文所引吳昌碩致顧麟士的每一通信札的名稱，皆取自信中兩、三字所定。下同，不注。]、《箋候札》（圖2）等，屬於從中年向晚年轉變時書寫的信札；又如《致顧麟士七律詩札》（圖3），用筆端莊沉穩，款署“大聾”，則是典型的晚年面貌。
圖2-箋候札－1
圖2-箋候札－2
圖3-致顧麟士七言詩
此外，從信中行文的特點和異體字的使用上，也與吳昌碩的習慣相同。其語言是典型的吳氏表達方式——謙遜、樸實、誠懇、直率，我們在讀這些信札時，會明顯感到這種行文風格。在信札書寫中經常使用各種異體字，也與吳氏習慣相同，這種現象在他其它的作品中經常見到。例如“篆”字，信中多寫作“瑑”字，《倪畫札》：“倪畫絕竗，惜瑑（篆）字不佳，病在筆底無力也。藉呈鶴翁。弟缶頓首。” （圖4）
圖4-倪畫札
《教益札》：“從事筆墨，未能走聆教益，悵悵。《孔季將碑》瑑（篆）耑不稱意，易生紙寫之，似稍勝，乞哂入。”
又如“梅”字，信中寫作“某”，“洋”字，信中寫作“羊”，
《十二羊札》：“冊葉與楊某（梅）同奉，畫劣，十二羊（洋）牽入，慚媿慚媿。” （圖5）
《青藤札》：“青藤畫容細讀。拙畫某（梅）為常熟沈公周兄取去。”
圖5-十二羊札
按：“篆”與“瑑”、“梅”與“某”、“洋”與“羊”，古字皆通。吳昌碩不僅書寫篆書，而且通曉文字之學，因此在書畫作品中經常以古同音假借之字替代日常習用之字。上述通假之例又復見於吳氏其他作品中，如他所畫《鳳仙圖軸》[ 圖見《吳昌碩作品集·繪畫卷》第二十二號，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題篆字“得時亦自媚，吳昌碩燈下瑑”，便將“篆”寫成“瑑”；所畫《梅花蒲石圖軸》和《冷豔圖軸》，上題篆書詩句中“梅花”皆寫成“某花”，蓋“梅”字在古篆中只有“某”這種寫法；又如他寫給好友沈公周的信札中，有“濠叟篆屏四幅，幅僅廿七字，索直十六羊”一句，也是將“洋”字寫成“羊”。這種現象在清代篆書書法創作中經常見到，這既可使書寫相同字時有所變化，又可顯示書寫者的文字學功底。
三、信札的斷代
這批信札均未書年款，因此我們無法確知每一封信的書寫時間。從整體書風的特點判斷，我們大致可將其劃定為他中年時期所書，即居於蘇州期間；此外，從部分信札中的內容上看，亦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而且能夠對其中一些書札的寫作時間作更小範圍的推斷。
茲舉幾通考證如下：
《枉顧札》：“鶴逸六兄親家鑑，今春承枉顧後，弟臥病甚劇，未得握手一談，抱歉無已。茲有臨桂夔笙況先生作姑蘇之遊，欲就鴻達談藝為樂，屬為介紹，祈相見接談為幸。敬頌道安。缶弟頓首。五月廿日。”
此札中提到“臨桂夔笙況先生作姑蘇之遊”，即吳昌碩給顧麟士介紹來蘇州遊歷的況夔笙。按：況夔笙名周頤（1859－1926），本名周儀，因避宣統皇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號玉梅詞人，晚號蕙風，廣西桂林人。近代著名詞人，為晚清四大家之一，尤精詞學評論。況周頤出身於名宦書香之家，20歲中舉人。光緒十四年（1888）任內閣中書，會典館纂修；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知府分發浙江；1907年以繆荃孫之薦，入兩江總督端方幕，並執教於武進龍城書院和南京師範學堂。辛亥革命以後，定居上海。因此，他來蘇州作“姑蘇之遊”當在入端方幕之後，此信亦應寫於1907年之後。
《情深札》：“西津先生惠鑑，今春得以周旋，乃蒙情深，東道飫我盤湌，餘味在口，江湖之興一舒。回憶尋秋鼓棹，潑墨圖松，忽忽已十餘稔矣。光陰過隙，為之黯然。” （見圖6）
圖6-情深札－1
圖6-情深札－2
此札回憶與顧麟士的交往，特別提到二人在十餘年前以畫會友，潑墨畫松的情景。今所見吳昌碩作品中，較早以松樹為題材的畫，有53歲（1896）時所作《喬松壽石圖軸》，由此向後推十餘年，則此信書寫時間當在1906年以後；而信的開頭提到顧麟士對他生活上的幫助，則說明吳昌碩此時還居住在蘇州，故寫信的時間不會晚過1911年。
《肝腸札》：“示悉，日來肝腸大作，如廿五日稍好，必叩感擾。昨裁二紙，奉求法繪，託尊管轉呈，收到否？復頌鶴逸六先生安。弟俊卿。”
此札中提到“日來肝腸大作”，即吳昌碩1904年秋因肝病暴瀉一事，這次生病幸獲好友金心蘭悉心醫治，得以痊癒。故此札當寫於1904年。
《遊目札》：“立凡畫二幀，掛之壁間，遊目數日，未能窺其涯略，渭長可謂有子矣。茲奉繳，乞鑑入。專謝。即頌西津先生道安。弟俊頓首。”
此札稱讚任預（字立凡）的畫，說他繼承了其父任熊（字渭長）的繪畫技法。按：任預卒於1901年，生前與吳昌碩、顧麟士交往密切，亦是“怡園畫集”的重要成員。從吳昌碩信中所言“渭長可謂有子矣”的口氣看，當時任預還活著，因此，這封信當寫於1901年任預死之前。
《老人札》：“鶴逸先生如晤，來印無甚出色，然亦不忘，各二元一方肯售，儘可收得。遵命圈出數方，祈酌行。“唯”字清儀老人謂是應對之意，讀作上聲。山東王文敏為盙齋集秦漢印譜，將“唯”字印收在官印後，謂是漢時小官也。復請道安。弟俊卿頓首。十五日。”
此札中提到的“山東王文敏”，即清末國子監祭酒王懿榮。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王懿榮投北京護城河，殉節而死，後被清廷授“文敏”諡號。吳昌碩此處稱王懿榮的諡號，說明這封信寫於1900年之後。
《箋候札》：“鶴逸六兄惠鑑，久未箋候，想侍祉多福。昨於和卿處見畫松，欽佩無極。弟畫無師承，且有粗獷之氣，欺東人而已，良用深媿，望時時有以教之。頃得虞山沈石友書（並俞函），奉鑑是不（否）確有此事，望便中復以數行為荷。弟衰象畢露，勢不能迸棄筆墨事，苦境也。涵兒事已交替不能即歸者，礙於情耳。邁兒餬口嶺南，無□滋味，弟又不能令其不出，奈何奈何。專此布臆，即頌道安。缶弟頓首。”
此扎中提及“涵兒事已交替不能即歸者”和“邁兒餬口嶺南”等內容，即吳昌碩二子吳涵身體不好，而三子吳東邁在廣東謀職，既辛苦又不得歸。這些內容又可從吳昌碩寫給吳東邁的信中得到印證[ 此信現藏浙江省博物館，2007年9月曾在澳門藝術館展出，見該館所編《與古為徒——吳昌碩書畫篆刻集》。]，在那封信中，吳昌碩提到：
歲杪，盼汝（指吳東邁）歸而竟不歸，汝哥在膝下而復病風痧，我一身任事勞碌之處不足言矣，汝母尚安好。
從信封上的收、發信人的地址可以看出，此時吳東邁正在嶺南總辦北海兼欽州釐廠工作，而吳昌碩已遷居上海北山西路吉慶裡923號。據其年表，吳昌碩是1913遷居吉慶裡，1917年5月其妻卒。由此可以推斷，他寫給吳東邁的信應在1913年至1917年之間，故他寫給顧麟士這封信的時間也應該在這段時間內。
此外，這批尺牘中曾多次言及吳昌碩吸食鴉片煙的事，據劉海粟老人回憶，吳氏48歲（1891）時就抽大煙了[ 見潘公凱《往事依稀憶阿壽——劉海粟老人談話記錄》一文中，載《西泠往事》第71頁，西泠印社2000年出版。]，因此這幾通帶有吸鴉片煙內容的信應寫於這之後。
從上面分析的這幾封信的內容看，我們大致可以推定這批尺牘書寫的年代應在1890年至1912年之間，即吳昌碩四十餘歲到六十餘歲的時候，個別信札可能晚到七十歲所寫，這也與其書法風格所對應的年齡相一致。
四．吳、顧二人在蘇州時期的生活交往
這批信札絕大部分是吳昌碩寫給顧麟士的，吳氏雖年長顧氏二十一歲，但二人因金石、丹青而結緣，志趣相投，交誼深厚。吳昌碩在蘇州期間，在生活和書畫創作方面都曾得到顧麟士的照顧和幫助，因此吳昌碩對顧麟士一直心存感激，並在與友人的言談中時有流露，如清末名士冒廣生是吳、顧二人的朋友，他在《鶴廬記》中說：
餘來吳門遊顧氏之園屢矣，因得識吾鶴逸（顧麟士），而餘友吳子昌碩又時時為餘稱道鶴逸不去口。[ 此文載冒廣生所著《小三吾亭文甲集》中， 故宮圖書館藏清刻本《冒氏叢書》。]
冒氏此文作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正是吳、顧二人在蘇州交往最密切的時候。此外，我們今天還可從吳昌碩為顧麟士治印[ 吳昌碩為顧氏治印收入《吳昌碩印譜》164頁、227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出版。]，為顧氏的藏印集《鶴廬印存》作序，以及他們合作的大量書畫作品中，印證二人在藝術領域的親密關係。但是，二人的友誼並不侷限於金石書畫的創作方面，實際上還體現在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只是前人記述中罕有涉及，故交往中的諸多細節難以被後人所瞭解。
這批信札則恰好彌補了這方面記載上的缺失，從中我們看到，吳昌碩中年在蘇、滬時期生活的很多事情，都獲得顧麟士的幫助照顧，這是前人編寫吳昌碩傳記時沒有提到，或雖有言及，卻述之未詳的。本文對信札中這些內容進行了分類，將二人的交往大致分為生活和藝事兩個方面，其中生活方面的內容主要體現在顧麟士對吳昌碩的日常關照，以及他們與朋友交遊雅集上；藝事方面則較多的反映了二人在書畫藝術上的切磋與合作。事實上，這些類內容往往在一封信中兼而有之，為便於歸納，現將其作分別考述。
圖7-佳菊札
1．生活關懷
中年旅居蘇州的吳昌碩不僅仕途不暢，生活貧困，而且體弱多病，既有腰、臂、腕等筋骨之傷，又有內臟方面的疾病。在這些信札中，他多次提到自己的身體不佳，如：
《佳菊札》：“明日之遊必大樂，弟未能同行者，以連日病骨楚耳。” （見圖7）
《寒疾札》：“西津先生，弟於初四日忽作寒疾，今晨起床，面脹如皷，明日之敘只能坿分，不能親到，敬祈轉達。” （見圖8）
圖8-寒疾札
《枉顧札》：“鶴逸六兄親家鑑，今春承枉顧，後弟臥病甚劇，未得握手一談。”
《肝腸札》：“日來肝腸大作，如廿五日稍好，必叩感擾。
《芙蓉帖》：“病後心虛作跳，奈何。”
《扶病札》：“十三日腰楚可畏。”
《川道札》：“弟病，面部作脹，悶極悶極。”
《獲扇札》：“委件俟臂稍可即塗，慮其不能佳耳。”
《拓本札》：“連日病臂，病期暈，稍愈容走訪。” （見圖9）
《足疾札》：“昨枉顧，以足疾未能走畣，悵甚。”
圖9-拓本札
此外，信中“小有不適”、“時作寒疾”、“連日臥病”、“骨節作痛”等話隨處可見，這說明中年以後的吳昌碩，身體並不是很好，體內及腰、骨、四肢皆時有病痛發作。疾病的折磨不僅令他情緒低落，而且影響到他的對外交往，一些朋友之間相約的雅集活動往往因病甚而不得不取消；答應朋友的書畫創作不得不推遲。這對一生好交朋友且對朋友誠懇守信的吳昌碩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只能借書信向朋友傾訴，所以信中常有“悶極”、“奈何”、“悵甚”、“抱歉無已”等滿懷歉意而又無奈的感嘆。
作為朋友，顧麟士對身處困境的吳昌碩給予了很大的幫助，這種關懷全面而細緻，吳昌碩對此亦心存感激，如：
《佳菊札》：“佳菊移到，四座皆馨，公之惠，我賒矣。”
《櫻桃札》：“櫻桃花穠豔可掬，當以好詩供養，東瀛之遊不過如是，謝謝。”
《情深札》：“西津先生惠鑑，今春得以周旋，乃蒙情深，東道飫我盤湌，餘味在口，江湖之興一舒。”
《枇杷札》：“西津先生鑑，承惠枇杷，鮮美勝常，謝謝。”
《昨蒙札》：“鶴翁鑑，昨蒙偏勞，感謝無既。茲有懇者，昨啖東瓜茄子，頗得佳味，欲求轉飭尊櫥（廚）照造二品，能午飯時吃最好，未知可否？奉去洋乙元，祈轉擲為荷。其間能弗用雞湯，專用火腿等件，更感。因與病人相宜也。”
《今茄札》：“今茄子，明東瓜亦佳，總總費神也。”
猶憶予幼時，鴉片之普遍流行，甚於今日之捲菸，其價值較諸今日捲菸尤為低廉。吸鴉片者，十人而九。於是銅造之盤，銀鑲之槍，鋼製之籤，牙雕之盒，家家置備，以供客享。市廛間煙鋪林立，往煙鋪吸菸，不啻入茶坊品茗，酒肆飲酒，視為尋常之舉。
圖10-芙蓉札
當時很多社會名流、藝壇名家皆有此癮，而且富有之人對鴉片煙膏的質量非常講究，象任伯年晚年沉迷鴉片煙，以致影響其繪畫創作，便是藝術家中比較極端的例子。這批信札中有幾處吳昌碩對顧麟士提及抽大煙之事，如：
《芙蓉札》：“承惠芙蓉，色、香、味具妙。” （見圖10）
《邊骨札》：“弟節邊骨節作痛，狂吸黑飯，亦無用，可笑。” （見圖11）
圖11-邊骨札
《十二羊札》：“早晚或有官來吸菸。此上鶴道人。”
顧麟士給予吳昌碩的幫助既有精神上的，又有物質上的。這不僅緩解了吳氏生活上的困難，更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吳氏對此的感激之情，亦溢於紙端。二人的真摯友誼可見一斑。
2．交遊雅集
這批信札中還有一部分內容，提到了吳昌碩在上海、蘇州時期與眾多朋友交往的事情，很多顧麟士也參與其中，併為吳昌碩提供幫助，這對我們瞭解他在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環境，以及他與作品上款中涉及到的人物的關係，具有借鑑和補充的作用。茲舉幾例加以考證。
《天龍札》：“昨日天龍庵僧桂岑特來屬，轉求名園薔薇之黃色者，因其庵內向有此種，劫後荒落，亟欲補植，以結佛緣。望鶴翁大護法許之，如何？” （見圖12）
圖12-天龍札
《山塘札》：“鶴逸六兄鑑，山塘晤教後，以時作小病，未克走訪，悵悵。前為方外交桂岑上人代乞黃薔薇，承許，飭園丁扦就茲桂公待種，望面交為荷。桂公知琴善書，亦雅人也。” （見圖13）
圖13-山塘札
這兩封信前後說的是一件事情，即吳昌碩替天龍庵的桂岑和尚向顧麟士求移植顧家院中的黃薔薇，前一封是求詢，後一封是在顧麟士答應後，再加以確認，由此可見吳昌碩對朋友的事情的認真態度。其中所提到的僧人桂岑，是吳昌碩在蘇州時的一名方外朋友，也是修養極高的文雅之人。吳昌碩在五十四歲（1897）時曾作《雙鉤叢蘭圖軸》，在畫的長題中，他講到作此畫的經過：
丁酉二月與友人飲於僧寮……僧桂岑出示管仲姬《雙鉤蘭花捲》，其用筆以綿厚見長，非若近世以故作柔弱為神韻也。伸紙擬之，與仲姬所作固相去天壤。
此畫下端還有沈石友、張鳴珂等友人的題詩，可見桂岑和尚與當地文人多有交往，通過這張畫的上吳昌碩的題跋，可以推斷他為桂岑代求黃薔薇一事也可能在這個時候。
《失候札》：“失候，抱歉。淇泉太史在此，恐無幾日躭閣，擬與兄合請吃局，即叚名園（菜蔬貴精不貴多），可否？即求定期示悉。唯弟甚忙，請事欲求偏勞（即由尊處去請），應請陪客，亦由兄擬，大約藻卿必須在坐也，以外或心蘭、屺翁、茶邨，總求我鶴逸六哥費神。”
此信中所提到的人物，皆是江浙地區的著名文人，亦是吳昌碩的藝壇摯交。淇泉，即沈衛（1862－1945），字友霍，號淇泉，浙江嘉興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2甲2名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甘肅主考，陝西學政，是于右任的老師。善詩文，書法，晚年居滬鬻書，推為翰苑巨擘。吳昌碩墓門前石柱上的對聯，即沈衛所撰。藻卿，即沈翰，字厚安，號藻卿。沈衛之兄，沈鈞儒之父。心蘭，即金瞎牛(1841－1915)，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往來上海，以鬻藝為生。晚年病目，失視後又復明，畫益近古。金氏工畫山水、花卉，墨梅尤具特長。著有《金瞎牛詩集》。屺翁，即費念慈（1855－1905），字屺懷，號西蠡，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工書，精鑑賞，兼長山水畫。茶邨，即顧潞，又名顧思潞，字茶村，長州人。性木訥，善繪事。除沈氏兄弟，其餘三人和吳昌碩、顧麟士皆為“怡園畫集”的主要成員，乃為畫中好友。吳氏信中提到沈衛在蘇州“恐無幾日躭閣”，當是1900年即將赴陝西學政任，故打算與顧麟士合請飯局，並且用顧家名園，由顧麟士出面去請，信中話語省去很多虛偽的客套辭令，反映二人的親密關係，以及這些人之間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十七日札》：“十七日準申刻，望屈駕缶廬（便衣）小酌，藉作笑談，座中皆熟人（式之、鷺汀二公），弗卻我為希。此請鶴逸六兄大人鑑。弟俊頓首。十六日。”
此信中所言式之、鷺汀二人亦吳昌碩的朋友。式之，即章珏（1865－1937），字式之，一字堅孟，又字茗理，別署蟄存，充隱，鷗邊，晚號霜根老人。長洲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官刑部主事；光緒三十三年，入端方幕中，曾任京師圖書館纂修等職。鷺汀，即洪爾振（1855－1916），字鷺汀。長洲人。光緒辛卯（1891）舉人，曾任丹陽縣令。以詩詞聞名，去逝時吳昌碩曾作悼詩紀念。此札所約之聚會，又見於吳昌碩致章珏的信中[ 此信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文雲：
“十七日準申刻，屈駕至缶廬（便衣）小酌，座中皆極熟人，且有鷺公，弗卻為希。此請式之仁兄大人鑑。弟俊頓首。十六日。”
從內容上看，這兩封信大體一樣，都是吳昌碩在前一天分別約請他們仨人第二天到缶廬小聚。話雖簡短，但從其強調“便衣”、“小酌”、“極熟人”的用詞，可以感受到這種聚會的私秘與放鬆；而信尾“弗卻為希”的叮囑，更反映了吳昌碩對這次朋友聚會的渴望心情。也許每日間與三兩個親密好友飲酒閒聊，賦詩揮毫，正是吳昌碩絕意仕途之後，最嚮往的生活狀態。
五、顧、吳二人的藝事切磋
在這些信札中，吳昌碩與顧麟士談論最多的是書畫方面的事情。二人皆為當時書畫名家，雖各自藝術成長經歷不同，繪畫風格迥異，卻能夠彼此包容，互相幫助。吳昌碩雖年長於顧麟士，但能勇於承認自己在繪畫方面的不足，並在鑑定及創作上虛心向其求教；而顧麟士亦能將家中收藏慷慨的提供給吳昌碩臨摹、借鑑，甚至對一些吳昌碩不擅長的題材，為其捉刀代筆、起畫稿；此外，二人在自己作品的市場買賣中，更是彼此照應，替對方討取潤銀。凡此種種事蹟，於這批信札中皆有記載，現分述如下。
1．借摹藏畫
吳昌碩學畫始自其中年，他自言“五十學畫”，其實五十歲以前已開始繪畫創作。畫史上論及吳昌碩學畫時，都會提到任伯年對他的影響，1883年他結識任伯年，1887年移居上海之後，與任氏的交往更加密切，吳昌碩初學畫的啟蒙老師便是任伯年。據鄭逸梅回憶：
伯年以梅竹稿給吳昌碩臨摹，並對他說：“你是能書的，不妨以篆隸寫花，草書作幹，變化貫通，不難得其奧訣。”[ 鄭逸梅《任伯年一百五十週年祭》，載《鄭逸梅選集》第六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可見任伯年不僅引領吳昌碩走上繪畫道路，更對他個人筆墨風格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而吳昌碩雖初學任伯年，但不專師一家，更不墨守成規，憑藉其極高的藝術天賦和金石、書法、詩詞的修養，轉益多師，無論古人今人、知名與否，均能取其所長。在吳昌碩眾多畫作的題款中，常可見“擬某某人法”，這裡面既有明、清以來的寫意畫大家如：青藤（徐渭）、雪個（八大山人）、復堂（李鱓）、晴江（李方膺）等；又有與吳昌碩時代接近或同時的畫家如：孟皋（張學廣）、桂巖（張賜寧）、範湖（周閒）、立凡（任預）等。吳昌碩學畫也從臨摹前人作品開始，而所臨學的這些人的畫作，很多借自顧麟士的收藏，在其給顧氏的信札中，有大量篇幅是關於借摹或歸還過雲樓所藏各家畫作的事情，如：
《遊目札》：“立凡畫二幀，掛之壁間，遊目數日，未能窺其涯略，渭長可謂有子矣。茲奉繳，乞鑑入。專謝。”
《新羅札》：“新羅、忘庵二冊，乞叚一觀，或檢二三種臨之即繳也。” （見圖14）
圖14-新羅札
《春水札》：“日昨感擾，至今飽。往奉繳冊頁二本（僧彌、南田），紈扇一柄（秋農），春水詞，石鼎扇，共五件，乞檢入。”
圖15-倪冊札
《倪冊札》：“倪冊、冬心冊（小冊在內）、廣東花冊，一併奉繳，助我畫興不窮，深感深感。……存伯四幅尚在弟處，數日後再繳。” （見圖15）
《範湖札》：“範湖畫四幅奉繳，乞鑑收。臨之再四，不能形似，可笑可笑。然筆下稍得門徑，皆兄之賜也。” （見圖16）
圖16-範湖札
《桂巖札》：“弟俊叩謝，承示桂巖畫，氣魄橫出，不可捉摸，真神龍也。讀再，少覺胸內勃勃有云起，徒仰慕而已。遵命午前奉繳。請鶴翁檢入。”
《正奉札》：“正奉條，尊使持孟皋畫來，得觀，謝謝，十一日必繳也。”
上述信札中記載了吳昌碩借摹顧家收藏的周閒（範湖）、任預（立凡）、華喦（新羅）、王武（忘庵）、邵彌（僧彌）、惲壽平（南田）、吳榖祥（秋農）、金農（冬心）、張賜寧（桂巖）、張孟皋等人的作品，實際情況要多於上面所列的名家。今觀吳昌碩題有“擬某家法”的畫作，其創作年代基本上與他寫這些信札的時間相吻合，這段時間正也是他繪畫技法成長的重要階段，而顧麟士對他的幫助則是不可或缺的。從信中內容可以看到吳昌碩臨學繪畫的一些細節，他不僅反覆臨摹，而且將其掛在牆上，連續幾天時時琢磨；不僅學各家的繪畫技巧，更細心體會畫中所蘊涵的氣韻，實踐著他“畫氣不畫形”的創作理念。
2．作品求教
吳昌碩不僅在臨摹古畫時，求助於顧麟士的收藏，在繪畫創作和鑑定上也虛心向他請教。在他眼中，顧麟士家富收藏，又有家學淵源，得歷代名家真跡而學之，乃是畫學正統，而自己學畫既無師承，且有粗獷之氣，只能欺矇不懂中國畫的日本人而已，因此希望顧麟士對他的創作能時時有以教之[ 吳昌碩在《箋侯札》中說：“弟畫無師承，且有粗獷之氣，欺東人而已，良用深媿，望時時有以教之。”]。如：
《枇杷札》：“弟畫得手卷，其粗已甚，本擬持以就正，今藉來使呈之，望賜一看，祈指摘為荷。復我數行，俾有進益，尤感。” （見圖17）
圖17-枇杷札－1
圖17-枇杷札－2
《大松札》：“大松粗粗告竟，紅日又增色，特奉法鑑，如何？求明示。”
《惠紙札》：“惠紙照收，敬謝敬謝，檢舊簏得拙畫山水二紙，藉呈削正，不知有可取之處否？祈鶴翁示悉。”
信中講到呈請顧麟士指正的畫作，主要是山水、松樹等吳氏所不擅長的繪畫題材，而這正是顧麟士繪畫的強項。顧氏山水繼承了清初“四王”的畫風，特別受戴熙影響較大，但其細膩淡雅的筆墨風格並非吳昌碩想要學取的，他只是想在山水畫的創作上，對正統一路的風格有所借鑑。
在鑑定方面，吳昌碩也從顧麟士那裡受益良多。顧麟士是當時吳中首屈一指的鑑定家，吳昌碩的信中常有鑑定的問題與顧麟士探討，而且不侷限於書畫，還包括碑帖、器物，如：
《再奉札》：“再奉去二拓本（散盤、曶鼎），祈法眼一定真雁（贗）。”
《昨晤札》：“奉去《曹全》一本，拓甚精，祈法眼一鑑，是何時拓手。“因”字未有，“乾”字固未穿也。示知為希，碑望即擲回。” （見圖18）
圖18-昨晤札
《天池札》：“天池畫鉤出，奉繳乞收。弟以為斷非廬山真面，且大不及前叚觀之手卷。”
《走訪札》：“走訪不晤，悵悵。朱菊題奉。籀荘件，彼觀之以為非精品，其有阮氏藏器拓本，皆伊墨卿太守題字者，已送邵中丞矣。”
《索題札》：“有人索題沈芥舟宗騫楷書，芥舟事實如有可查，乞代一翻為荷。” （見圖19）
圖19-索題札
在書畫鑑定方面，吳昌碩雖然沒有顧氏豐富的收藏可資參考，但他憑藉多年臨學各家作品的經驗，以及自己對筆墨的感覺，對書畫的優劣還是有較準確的判斷。可以說，他的鑑定多與他的創作有關，他寫篆書、隸書，因此對金石拓片的鑑定研究用力頗勤；他喜歡徐渭的畫風，於是對其作品的真偽也有自己的看法。但吳昌碩對繪畫史的研究，不及顧麟士系統全面，因此才有他乞顧氏代查清代畫家沈宗騫事蹟之請。
3．賣畫、代筆
雖然顧麟士小吳昌碩二十餘歲，但二人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在山水畫的創作、書畫鑑定和畫史研究上，顧麟士是吳昌碩的老師；在書畫生意上，二人又是親密合作的朋友，他們的合作包括互求字畫、代收潤銀，顧為吳代筆等，信札中對這些內容也有涉及。如：
《十二羊札》：“冊葉與楊某（梅）同奉，畫劣，十二羊（洋）牽入，慚媿慚媿。”
《來扇札》：“來扇五頁，包皮上欲求書，而各扇匣又寫“求繪”。老哥處來，弟無不可，不知究竟欲書欲畫耳。鶴翁六兄示明為荷。”
《法繢札》：“法繢山水冊，遵命塗抹，乞鑑入賜教。”
《寫款札》：“遵命寫款，復加印，攘美之誚在所不免。鶴逸先生如何教我？” （見圖20）
圖20-寫款札
《不晤札》：“數日不晤，念甚。奉上一卷。旭莊觀察屬畫松於引首，弟已約略皃（貌）其意，求大筆添補代成之。因裱就不善畫耳。叩期如搗蒜，如何？” （見圖21）
圖21-不晤札
《足疾札》：“茲有懇者，前松江府陳太尊命作《峰泖宦隱圖》，弟告以不能畫山水，而太尊必強之，不得已，求兄起一草稿，弟當依樣圖之，然只須粗疏筆法，若細膩者，弟又不能學步矣。” （見圖22）
圖22-足疾札
按：吳昌碩以賣畫為生是在他辭去安東令（1899），絕意仕途之後，信中所言通過顧麟士賣畫得到十二塊洋元，亦是其在生活上幫助吳昌碩的一種方式。而吳昌碩對顧麟士所求字畫，則有求必應，而且頗為上心，《來扇札》對“求繪”，還是“求書”的詢問，以及“老哥處來，弟無不可”的表態，無不顯示出吳昌碩對顧麟士要求的重視。而《法繢札》所言吳昌碩奉顧麟士之命在其所畫山水冊上題字，則反映了二人以書畫論交誼的朋友關係。
至於顧麟士為吳昌碩代筆的三封信，則為我們鑑定吳昌碩的這類畫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信息。以前我們只知道吳氏晚年有其學生、兒子為其代筆，而這三封信至少反映瞭如下幾個信息：首先，顧麟士給他的代筆有三種情況，一種是顧麟士作畫，吳昌碩只題款、蓋印，畫作中完全沒有吳氏筆墨；另一種是吳昌碩自己起的畫稿，再由顧麟士補全完成；最後一種是顧麟士替吳氏起草畫稿，再由吳昌碩自己完成。其次，吳昌碩不善於在熟紙上作畫，《不晤札》中所說“因裱就不善畫”，即因裝裱之後，紙不吸墨，呈熟紙特性的緣故。最後，吳昌碩只能畫粗疏筆法的山水，而細膩筆法的山水畫則學不來。
從上述這些信的內容可以看出，顧麟士對吳昌碩的幫助是周到細微的，而吳昌碩對顧麟士給予的幫助，一方面心存感激，同時這種感激又沒有絲毫卑微低下之氣，說明二人雖然有貧富之差，卻無貴賤之別。在雙方心目中，都把對方看作是逸趣相投的朋友，在書畫藝術領域，他們的交往是平等的、相互信任的。
六．小結
吳昌碩是中國近代美術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對當時和後世的金石、書畫的創作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今天關於吳昌碩研究的材料來源，主要包括他的詩文集、書畫作品、往來信札，以及親友、弟子們的回憶等。在這些材料中，詩文和書畫作品是研究其藝術成就的主要依據，而親友及弟子們的回憶則涵蓋了吳昌碩生活與藝術成長等各方面的情況。但這兩部分材料都有其侷限性，詩文、書畫作品雖然較直觀的展現了他各個階段的藝術特點，卻無法傳達其作品背後的創作過程與細節；親友及弟子們的回憶雖然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但後人追憶難免有訛漏、溢美、甚至曲護等不實之辭摻雜其間，不可能做到完全準確而客觀。而信札則是當事人言行的直接記錄，它較之公開展示的作品，有其私密性；較之後人的主觀追憶，有其客觀性，這也正是這類材料的珍貴性所在。因此，吳昌碩與他人的往來信札，正是我們現階段全面深入研究吳昌碩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利用信札進行研究也有一個困難，即作者在信中的語言表述往往不夠完整，這種簡化了的表達方式對於當事雙方而言在溝通上沒有任何困難，但對於後人的理解卻是極大的障礙。而要克服這個障礙，充分利用信札的資料，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信札數量要足夠多，這樣可以通過前後幾通信札的排比組合，將單個信中不完整的內容拼接起來，還原信中所言事件的來龍去脈；再有就是能夠與寫信人的作品及後人回憶錄相結合進行研究，以二重證據或三重證據的方法來保證資料的完整性和記載的準確性。
所幸，利用這批吳昌碩信札資料作研究的上述兩個條件都具備。首先，吳氏大量且集中寫給一個人的信札，保證了信中所言某些事情的完整性；其次，通過將信札內容與其作品及後人的記載等互相參考，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推定信札書寫的大致時間範圍，還為我們深入探究吳昌碩在生活習慣、日常交往、情緒變化、以及藝術探索和成長等各方面的細節，提供了第一手的證據，從而幫助我們補充和訂正其傳記與年表中的缺訛。這也正是這批信札的歷史價值所在。
來源 | 澎湃新聞
文 | 王亦旻
“酷暑奔走如此，目痛如此，而奔走如此，真可笑也！”《致潘志萬札》
更有談詩，說書、論畫、評印……
上至朝政民生，下至詩書畫印，或文章酬唱，或藝苑交遊，請朋友喝完茶，吃個酒，學問探討，德行砥礪……
“前數日，忽然平地一跌，昏睡一日夜，陳三農藥之，謂宜擱筆，勿用心為第一要言。現無它樂，阿芙蓉、小說書而已。”《致諸宗元札》
“……汝弟到省，徒多費用，此亦明知之而過為之也。汝妹大約明年必出閣，此大難事，望汝極力幫款，手足情也。我已空空兩手，作畫站腳不住。明春擬到日本一遊，有博覽會，需要盤川洋蚨三百，一時難酬此款。若到彼再弄筆墨，是速死也，況在客中耶！吾兒以為然不，寄我遊資否？汝母時作肝痛疾，而肝火益大，尋氣益勤，家中煩惱，可想而知。二孫女如何有趣，倩能作家否？均在唸中。汝若得缺，可接汝母一往，梳其肝也。日來假牙斷落，又需重換，連餓十餘日，苦矣。餘無事。十二月十六日。”《致吳涵札》
說印 《與顧麟士札》
這些具體真實的記載，還原了一個360°的吳昌碩，這裡的吳昌碩，不再神壇高坐，而是有血有肉，有笑有痛。
129件詩稿，告訴大家一個顛沛流離的文青，怎麼成為藝術泰斗！
吳昌碩詩，有紀事，有交遊，有題畫。在這些詩稿中，我們可以看到晚清到民初，一個文青，顛沛流離，終於爬到畫壇人上人的艱難歷程，也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悲傷。
“一炬盡焦土，幾家沉劫灰。何方堪避地，有路是泉臺。”《元蓋寓廬偶存·庚辛紀事》
“竹裡西風搜破屋，無眠定坐燈前卜。誰家馬磨聲隆隆，大兒小兒俱睡熟”《元蓋寓廬詩存·憶內》
題畫詩可以說是吳昌碩詩作中的精華，其有大量的藝術理論、經驗和總結，涉及畫理、墨法、筆法、風格各個層面。
《元蓋寓廬詩存·刻印偶成》
在這些之外，還有24件題跋，內容涉及書畫、印集、詩文集、題硯銘、金石拓片、屏風等。其中一件比較重要的是，吳昌碩給沈石友的硯臺題銘，足足有120多則，由吳昌碩弟子趙古泥刻成，都收在了《文獻卷三》裡面。這裡的吳昌碩，可以說是十分詼諧了，甚至還自畫了一幅71歲的小像：
《題沈氏硯林》
有自敘、公文、楹聯稿、日記、賬本，甚至還有藥方，足可以補充吳昌碩一些不為人知的“月之暗面”。
《日記手札》
部分圖文來源 | 上海書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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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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