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最初的气脉，全系于仰融在资本市场上出神入化的运作能力。“汽车”，不过碰巧成了仰融实践某种资本操作设想的载体。
七号楼地库的二十箱股票
苏强认识仰融时，苏还是一个在北京五道口央行研究生部的学生。实习时，其导师刘宏儒写了一张条子把苏强送到仰融手下，住在上海市委东湖宾馆七号楼里--仰融租的一栋小洋楼。
没过多久，有一次仰融和包括苏强在内的一圆桌人在一块儿吃饭。席间说起国企想得以改造，必大量引进外资，但其时融资渠道有限，国际上大量的金融资本进不了中国，而且美国当时还在对中国进行制裁。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仰融已找到包装对象了。现在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那时还在中国人民银行)是从辽宁出来的，他把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瑞昌和沈阳金杯介绍给了仰融。沈阳金杯的前身是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赵希友是一个实干改革家，早在1988年，他就率先把沈阳金杯的股票卖到了中南海，但是卖了一两年，一亿股流通股中还剩下好多根本就卖不出去。赵希友如今已六十有七，满头白发，但其东北人的血性和率直至今不改，他回忆道：“和仰老板接触后，可以说我们俩一拍即合——不管你现在在汽车行业地位第几，将来谁能弄到钱谁就是大爷，就能很快发展上去。”
在谈合资的过程中，赵希友提出：“有没有希望上市？”仰融一口答道：“我有信心把金杯股份弄上市，把外方股权在海外上市。”
有这个承诺作条件，1991年，注册地在百慕大群岛的“华晨控股”买下金杯4600万股记帐式股票。4600万股股票放在二十个纸盒箱里，从沈阳空运到上海，存到七号楼的地库里，仰融还专门请来了武警看守。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国金融学院、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一张一张地在股票上填上人名，过户。
“夜行”上市
“海外上市的想法，是我1991年起就有的，忧国忧民，想给中国扩大一点国际影响。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怎么操作，却没有个案。但那个时候是人有多胆大，地有多大产。”仰融说。
仰融曾和赵希友探讨过，能不能把金杯整个拿出去，但是发现国营企业有很多“办社会”的东西，海外接受不了。于是此路被否定了，进而开始想能否切块精华出来。赵希友告诉仰融，金杯下面有个沈阳轿车厂，当时从丰田引进了海狮第四代，模具设备都定了货，但是缺钱，很多外汇付不了，赵对这个项目极为看好，提出要与华晨合资。
为了不突破3000万美元的省市审批权限额，这个项目成立的合资公司(即金杯客车)的注册资金定为2998万美元，其中，“华晨控股”作为外方将1200万美元现金从境外汇到沈阳，即占股本的40%，中方为金杯集团。这是1991年7月，金客外方股权海外上市和金杯集团国内上市同时进行。
但是，投行和会计师、律师均告诉仰融，财务和法律制度要求上市结构中的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单一职能的上市公司，对下面的资产必须有51%以上控股权，二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是谁？
仰融问：“股东是我个人、还有一帮兄弟，行不行？”
“可是你们的纳税记录呢？如果没有个人税单证明，这就是不正当资本来源。”
另一方面，如果私人控股公司去美国上市，显然不方便让高层出面。“私人拥有控股权的后路被完全封掉了。”权衡利弊，仰融决定放弃“私人控股”，并亲自设计了如下股权结构。
先是在马蔚华的牵线搭桥下，于1992年5月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注册资金210万，其中200万是华晨出的，央行教育司拨款10万。
一个月后，该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CBA)，“华晨汽车”资产即为“华晨控股”手中“金杯客车”40%的股权。
随后，在赵希友的配合下，仰融在“华晨控股”和金杯集团之间安排了一次换股，金杯以11%的金客股权换取了“华晨汽车”21.57%的股权，基金会将这11%的金客股权再注入“华晨汽车”，“华晨汽车”即持有51%的金客股权，可以上市了。
1992年9月18日，SEC批准“华晨汽车”上市。10月9日，CBA正式挂牌纽约交易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第一支股票。股价一日之内上升25%，是当日纽约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
“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后拿回的8000万美元(扣除800万中介费，实为7200万美元)，全部被投入到“金杯客车”开发生产里。而且合资双方达成共识，不分红，把挣的钱再投入进去滚动发展。
华晨套利，是通过1992年7月沈阳金杯在上交所的整体上市。上市之后，华晨就把4600万股套现，套现的钱把1200万美元的账也平掉后，还大有富余。
与此同时，“华晨汽车”股价下跌的压力向华晨、向仰融四面八方地挤压过来，股价从上市之初的16美元到最高点33美元后，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一路下行，直到3.5美元。原因很简单，7200万美元虽投入金客，但金客的经营管理机制没有任何改善，从赵希友1993年底退休开始，金杯一年内连换三任领导，加上其时国家宏观紧缩，营业额迅速下滑。海外报章指责华晨根本不懂汽车、纯属骗钱。华晨的律师开始告诫仰融，一旦有投资者提起诉讼并胜利，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中央高层领导为此专门见仰融，说：“这股票上了市可不是好玩的，搞不好影响国家形象！”
仰融被吓出一身冷汗后，对金杯开始强硬：“财务数字不对，这个厂有问题，不用看了，没什么好说的，接管管理权！”
1997年，就在金客盈利能力快速回升、仰融造轿车的念头在心中上下翻腾时，华晨开始悄悄回归资本市场，这里是仰融最熟悉的战场。华晨以后的发展中也体现出了同样的思路，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酝酿产业大动作时，为产业输血的融资框架和通道已在不知不觉中搭建好了。
别人问仰融，你到底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他反问：“这两个角色分得开吗？”他毫不掩饰地说，阻碍国有汽车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障碍，就是“专家治厂”，学工的人始终是一种顺向思维，而反向思维的人不能在企业中主导决策权。
“没有秘密是不可讲的，关键是时机。”这是投行奉行的一句格言。仰本人也表示：“资本运作就是一层纸，捅破了，讲出去，别人也能做，只是可能没有我的手段快。”
1998年11月，华晨趁金融危机，香港股市低迷之际完成了对“欢乐天地”壳资源的收购，更名为“圆通科技”。
1999年初，上海“老八股”“申华实业”董事长瞿建国与大股东君安证券矛盾激化，多家公司竞逐“三无”概念股申华，然而最后那只“黄雀”却是从海外回归内地的华晨。1999年4月11日，华晨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旗下的珠海华晨和上海华晨收购申华实业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君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了申华实业15.1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控股股东，将“申华实业”改名为“华晨集团”。仰融本想将“华晨汽车”控股权授以“华晨集团”，注入盈利的金客资产，可以想见，以国内A股的高市盈率，融资额会相当可观。但后来受阻。申华的主业后来被改造成为销售金客。
不过取道香港却成功了，1999年8月，“华晨汽车”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两地上市的A1申请表，10月，成功上市，募集资金6.5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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