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2日，身在南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身着戎装到浦口车站恭候一位老人莅临，而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恭候。当这位老人出现时，蒋介石趋前敬礼，并搀扶他下船。晚上盛宴招待这位老者时，南京冠盖云集，文武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这位垂垂老者，就是曾经在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大首领，又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被鞭挞的对象，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便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反派。那么，段祺瑞是究竟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动。10月15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所属的北洋军，气势汹汹直扑武汉。但是荫昌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一再让步。10月27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荫昌，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负责后方治安。
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国璋为抢头功，得寸进尺，增加兵力，继续进攻。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阳，21日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世凯“一石二鸟”的好事。此时，袁世凯实际上在谋划：既用清政府镇压革命派，又用革命派逼迫清政府，迫使双方都向他交权。
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下令按兵不动。早在16日，他还在湖北督军时，就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大将，虽力挺袁世凯出山，却又钟情于满清皇朝。袁世凯担心自己赴京后冯国璋擅自大举进攻武昌，破坏他“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以革命军逼迫清廷”的大计。于是，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主持武汉的军事。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段祺瑞到任后，将司令部从汉口退驻到孝感。1911年12月中旬，表面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进行着“南北和谈”。实际上是段祺瑞派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秘密协议：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率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5.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然而，议和因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变化。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湖北督军的段祺瑞大怒道：“革命党背信弃义，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下令前线北洋军炮火齐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向武昌城。但他没有挥师进攻，反而以北洋军主力统帅名义，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段祺瑞向清廷发出了要求共和的强烈信号。在北京的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等人连忙复电，规劝段祺瑞“切勿轻举妄动”。
孙中山误判了形势，以为清廷军队将领发生了内讧，随即下令黄兴率军兵分六路北伐。无奈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面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根本不堪一击，不久便败下阵来。孙中山只好通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推翻满清王朝，他随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
段祺瑞的通电，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威慑的最后通牒。隆裕太后接电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拖延时间，慌忙召集皇亲王公商量，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溥仪，做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然后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段祺瑞有没有“力倡共和”的直接交流，不得而知，但两人确有推翻清廷统治的某种“默契”。袁世凯大功告成，段祺瑞“一造共和”功不可没。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了新政府的陆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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