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诸葛亮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形象：帝王说他是个忠臣;大臣说他是个贤相;学士看他是个智慧的精灵;百姓看他是神机妙算的神。当然他可不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火暴，那句经典评语“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经过大家集体公认的，而诸葛亮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恐怕值得后人去仔细甄别研究。
因为，由他所把持的蜀汉政权的时候，竟然“国不治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说：“……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绸焉。”结果搞得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竟然找不到足够的史料。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呢?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唐朝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见不同的史官有不一样的职责，他们共同记录着王朝大小事务，给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两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两个著名史官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托孤大臣，权倾朝野，全国上下唯他马首是瞻。朝中一切事务“咸决于亮”。高度集权会使他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随时随地都会有过激行为发生，比如他如何排挤李严;如何刘禅;如何对待仓促发动北伐等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例如马谡失街亭一事，诸葛亮“违众拔谡”，派遣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担当前锋，结果惨遭失败，诸葛亮为保护自己地位，挥泪斩了马谡，然而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外间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不难设想，蜀国当时要有史官的话，对于里面所发生的内情定会有详细论述。
“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绸”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诸葛亮感觉，设立史官会使他做事不能为所欲为，与其提心吊胆做事，不如根本就不设史官。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北伐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失空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失街亭，失街亭的直接因素是用了“言过其实”的马谡，当然，这只是表面，如果深层分析，诸葛亮在用人和谋略上的双重失误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先从街亭的重要位置说起，街亭乃一地名，位于秦岭西侧，街亭东北有一城，名曰列柳城，这两处地方互为呼应，是通往汉中的咽喉要道，是蜀军必须据守的战略要地，司马懿出兵街亭前说：“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这么一处军事要塞，理应派一名大将重兵把守，诸葛亮为什么派一名既无实战经验而又刚愎自用骄傲自满的参军呢?
其实，诸葛亮是深知街亭之重要的，而且他一向谨慎从不愿冒险，看看他在街亭这块小地方的排兵布阵就能知道。第一支军队，马谡自告奋勇的两万五千精兵，为稳妥起见配备上将王平与他协同作战。第二支军队，派高翔屯扎列柳城，兵力一万。第三支军队，大将魏延领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第四支军队，派赵云、邓芝各引一军为疑兵。这四支军队可以说安排的极为严密且井然有序，大将魏延本是这次北伐的先锋，却被安排在街亭之后的一道屏障，难怪他有意见，这么一个阵法也充分说明街亭的重要性。街亭还是失守了，马谡被斩是咎由自取，想起先主“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遗言，诸葛亮是悔恨愧疚不已，回到汉中只好自贬三级、减食俸禄以示自我惩罚。从任用马谡上看，诸葛亮在识人、察人、用人上比刘备稍逊一筹。这是用人上的失误。
街亭之败，应该说也是谋略上的失误。诸葛亮六出祁山无非是想攻取长安实现统一中原的理想，但他一生谨慎不善于用奇计出奇兵，而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从土地、人口、综合国力上说，蜀汉不用点“花招”就想统一中原，似乎不可能。其实很多人都能看出诸葛亮计谋上的不足，魏延曾提出“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建议，老对手司马懿也曾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经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看来“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算得上一条奇谋，只是孔明“但恐有失，不肯弄险”而已。
《三国志》注引里还列举了诸葛亮首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倒戈，诸葛亮不但不快速接管，反而“徐行不进”，致使三郡再度落入魏国之手，说明诸葛亮“不求近功”欲一举而成的作战思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为扫清北伐障碍，先使用“反间计” 剥夺了司马懿兵权，然后赵云力擒五将、骂死王朗等，只是小说的演绎故事。“曹睿一面增兵5万，一面派司马懿统兵20万来拒诸葛亮，而诸葛亮却没有随机应变，仅派两万五千兵力去应付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本来兵力悬殊如此之大，加上司马懿又善于用兵，马谡焉能不败?历史上的诸葛亮智谋到底如何，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吧。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然亮才，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陈寿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正的，评曰：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看来，谋略确非诸葛亮之所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诸葛亮，只是民间传说或宋元以来的杂剧家、小说家的艺术虚构而已，但这丝毫不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因为，在后人心目中，他依然是智慧的化身!因为他的政治抱负是正统的，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
名人介绍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 ），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
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后出师表》原文翻译及赏析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
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打仗，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像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不过一周年而已，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
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
【作品鉴赏】
《后出师表》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
上本文选自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记》，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为消除各方阻碍，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因此较之前表而言，后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后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诸葛亮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为了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
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表。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因为重点是驳斥反对北伐的人，所以本文以议论见长。既是议论，就免不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三部分，而本文就是围绕着这三要素进行的。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
《后出师表》围绕着论点、论据和论证这三要素进行的
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
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后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本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通读本文，诸葛亮那份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本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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