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北京大学120周年的校庆风波中，国人一下子都关注起北京大学的历史来了，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清廷在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帝师孙家鼐为首任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那么这个丁韪良是个什么来历呢？他到底是教科书上说的帝国主义强盗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呢？
丁韪良
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27年生，1850～1860年在中国宁波传教，由于他熟谙汉语，善操方言，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被清朝廷授为二品官（正部级），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义和团兴起后，丁韪良憎恶义和团的暴行，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罢黜慈禧太后。后来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成功，但丁韪良为武昌年轻官员开设一些课程，工资由张之洞支付，随又去北京，创立了北京崇实中学（现京二十一中学），并自任第一任校长，1916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
大概是京师大学堂开学的场景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年，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他集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和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样，虽然本身是传教士，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京师同文馆
但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这个传教士是个饱受非议的反面人物，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教科书和著述中，把丁韪良定性为“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强盗”或“杀人犯”等等。
原因是丁韪良的一些言行和主张确实让中国人民很受伤（他可不象司徒雷登先生为中国不惜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他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1. 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把“传教条款”纳入约内；另一件事，就是他痛恨乃至咒骂义和团运动，以及于“庚子之乱”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过激言论，比如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建议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等等。对此中国人当然非常愤慨！
丁的著作《万国公法》
但是再回头看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关于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的翻译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约的事，也许对中国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是历史把他这个中国通推到了这个地位上。毕竟丁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传教士和国际法专家，至少他不会胡来。
而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现在只能用无知两个字形容，想利用别人的君是昏君，被别人利用的民是暴民，中国罔顾国际法也带来了八国联军侵华然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苦果，当丁韪良看到他的外国友人们大量被惨杀的时候，可能确实非常绝望，因此说过一些过头的话，所以被很多爱国的舆论痛批，现在想想其实也是情有可原。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还有一个例子，甚至教科书上都有记载，就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参与了抢劫，如同强盗一般，这纯粹是以讹传讹。丁韪良在他的《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中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
丁韪良清清楚楚记载了这次抢动的前因后果，原来在当时的“义和团之乱”中，大约有三千多中国基督徒避难于英国公使馆中，很多人已濒于饿死的边缘，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多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的性命。这些外国传教士也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同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断在改变，从“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强盗”等到丁韪良还是为中国近代教育事来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对中国的功远远大于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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