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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窮忽富：晚明大員李三才的官場套路
李三才是不是東林黨人？
這個不忙確定，但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對於東林黨的歷史而言，他是一道分水嶺。沒有他，東林的陣勢是擺不出來的，甚至無法集結成黨。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東林書院和東林黨是兩概念，而把二者串起來的鏈條，就是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號修吾，陝西西安人，萬曆二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大理寺少卿等職，最高實職是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是正四品官，而總督漕運這個職務是統管全國河道、督促地方向京師運送糧食的要職，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所以在歷朝都是炙手可熱的肥差。
李三才在任上威風八面。這不僅與他的權力有關，更與他的性情相關。他的主要性格特點就是率性，仗義疏財，敢說敢幹。這在奉行“清慎獨”的明代官場，絕對屬於異類，所以聲名鵲起。
李三才在民間和朝廷是兩面相左的評價，朝廷很多官僚認為他大奸似忠，民間卻把他視為青天楷模。
作為大員，李三才幹了哪些得民心的事呢？
最重要的一件是，就是反對國家收礦稅，打擊礦監，和皇帝唱對臺戲。
這個礦稅礦監是怎麼回事呢？
說到這裡，就得提到此時明朝的最高領導人，奇葩皇帝萬曆了。此人執政48年，創下了大明皇帝執政時間最長記錄，但同時也留下了很多爛攤子。其中爛攤子之一，就是稅收黑洞。他是一個特別喜歡斂財的皇帝，而起特別摳門，善於撈錢捨不得花錢。他信任的幹部，也多半是宦官。只要他缺錢，就派宦官下去向百姓劫奪，貪官汙吏、地方豪紳也趁火打劫，弄得民不聊生。
為害最烈者，莫過於強徵礦稅。
關於萬曆皇帝強徵礦稅，說來還有一番掌故。那是因為一場大火。公元1597年即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內的坤寧宮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宮，皇上和皇后的住處被燒了個乾淨。皇極殿、建極殿和中極殿也被燒掉了。於是萬曆皇帝犯難：蓋新房的額外開支從哪裡出？
不知是太監還是大臣出的主意，反正最後萬曆拿出的辦法是：增強稅收。開發礦業並增加臨時稅種，親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國各地開礦，徵收礦稅和店稅、商稅、船稅，收來的錢直接進皇宮，不進國庫，屬於皇上的私房錢——內帑。
說幹就幹。在撈錢上，慵懶的皇帝倒是很有效率的。公元1596年，即萬曆二十四年，萬曆皇帝派出太監充任礦稅監，先在京畿地區開礦，很快又命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等地開採，榨取錢財，用來充作營修乾清、坤寧諸殿的費用。太監分赴各地，招收當地無賴地痞為協管，這些爪牙胡作非為，搞得民不聊生，各地怨聲載道。說白了，名義上礦稅是一項新增的稅收，實際就是以開礦為名，行掠奪之實。
如此稅收造成了什麼效果？明朝筆記《金陵瑣事》記述，在礦稅繁興的時候，稅官如狼似虎，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沒什麼差別。萬曆二十八年，有一個叫陸二的人，在蘇州一帶往來販運，靠販賣燈草過活。陸二的燈草價值不過八兩銀子，好幾處抽他的稅，抽走的銀子已經佔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稅的又來了，陸二囊中已空，計無所出。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
可見，這是不折不扣的死亡稅率。重稅造成了萬民失業的惡果，但是卻肥了皇帝和另一夥人。這活人就是派往各地的礦監宦官。
《明史記事本末》對宦官礦監就做了一番大意如此的評述：說開始是皇帝要徵礦稅而派設宦官礦監，後來這些宦官的命運就與礦稅連在一起了。因為這些宦官肥了，便結交後宮，根子越扎越深。所以他們比皇帝還願意搞這項稅收，這就是礦稅不易廢除的原因。
作為巡視各地的監察官員，李三才早就看到了這個弊端，他對礦監沒一點好感，並在職權範圍內打擊他們。史料記載，李三才任上“以折稅監得民心”。因為打擊礦監減輕民間稅收負擔，他深得民心，以至於江南商民奉之為拯救黎民百姓的活菩薩，集資給李三才建了生祠。
李三才不僅打壓礦監宦官，還大膽直言給皇帝提意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給萬曆皇帝所上的“罷礦稅三疏”。三疏言詞非常激烈。他說：“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為萬民之主，不但不給他們衣穿，卻把他們的衣裳奪去；不但不給他們飯吃，卻把他們吃的也奪去！徵稅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礦得銀若干，明天又加徵銀若干；今天某稅得銀若干，明天某項稅收又加徵銀若干；今天某官員因阻撓開礦而被逮捕，明天某官以怠惰礦稅而被罷官。上下相爭，唯利是圖。太監四布各處，加上無賴亡命之徒，如一群群虎狼，為害百姓。在湖南，太監指使爪牙，沿途不惜掘百姓墳墓，直至掘到礦為止！皇上愛珠玉之寶，百姓只愛溫飽；皇上愛萬世，百姓只愛自己的妻子和小孩。為什麼皇上只想黃金堆成山，而不讓百姓有糠秕升斗的點滴儲積？看看以往的記載，朝廷有過這樣的政令、天下有過這般悲慘的景象而不大亂的嗎？”
李三才甚至矛頭直指皇帝，“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現在惡政太多，其根源就在皇帝你玩物喪志，一心斂財。
這不僅是追究被派遣的宦官責任，而且還是追究派遣他們的萬曆皇帝自身責任。大臣上書對皇帝進行如此申斥甚至責罵，這在絕對君主專制的時代裡，是不多見的。可見李三才之膽。如此大膽上書，等於為民請命，自然李三才贏得了民間喝彩，在讀書人和民眾人群中，他聲譽震天。
萬曆三十七年，內閣缺人，李三才進位呼聲最高。
但是，遭到了群僚反對。朝廷中宣、昆、齊、浙等各黨均發出不同聲音。浙黨干將、工部郎中邵輔忠參論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以直，實際上是一個貪婪、虛偽、陰險、霸道的小人。餘黨紛紛跟進彈劾，火力很猛。
關鍵時刻，一個重要人物出場了，力挺李三才。
他就是“東林先生”顧憲成。
顧憲成給內閣上書，例舉了李三才“德能勤績”四大優點，說這樣的人國家不用，還用什麼樣的人？
那麼，作為在野的士表，顧憲成出來替李三才說話，到底是出於一己之私，而是仗義氣執言?他和李三才是什麼關係？
史料顯示，作為地方大員，李三才始終不以東林人士自居，也不認為自己和顧憲成在一個黨內。但事實上，他和顧憲成私交很久，與“東林三老”另兩人趙南星、鄒元標也一直交往甚密，惺惺相惜。
早年，李三才與顧憲成曾在京城中央政府同一個部門中任職，並且同住一舍。我們前面說了，李三才是萬曆二年進士，不久成為戶部主事，而比之晚六年中進士的顧憲成在吏部研修之後，不久也到戶部，做到了戶部主事。二人其間曾一起參與了《萬曆會計錄》的編纂。
李三才的價值觀、政治主張和思想取向，其《歷陳國勢病由疏》中有體現，其中有李三才如下的一段著名話語：“臣自束髮登朝，正陛下臨御之始，郊廟必親，朝講不輟，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廢俱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亦一時之盛也。”他在這裡主張執政要“思奮”有為，應該“國有餘粟，民有餘食”，治國要用“才必行”者，為政要“勤”。
從這段話看，李三才不是個普通官僚，而是有些信念的政治人物。真正的政治人物與純經濟人還是有差別的；政治人物是要有一點崇高感與獻身精神的，李三才即如此。李三才的人生價值觀是中國儒家傳統的積極入世並有所作為型的。
這與顧憲成一脈相承。
顧憲成思想的最大特點是重視社會，關心世道人心，充滿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精神。這種救世精神本是儒學祖師孔子孟子的傳統，但在漢以後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儒生，多數沉溺科舉功名而專注詞章考據，背離了這種精神，只是把孔孟之說當作升官發財、獵取名利的手段，即使連標榜義理之學的儒生，也多半脫離社會實際、空談玄理。顧憲成強調，研究學問的出發點必須是為了社會國家民生所用，他認為如果眼光短淺，營營於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學問很深、修養很好也不足掛齒。他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為民，身處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氣節，敢於和惡勢力鬥爭。他在東林書院講堂親自題寫的那付對聯就是明證。他打造的東林學府，就是要把讀書講學同關心國事緊緊聯繫在一起。
顧憲成雖然自爭國本後不再有意仕途，但他鼓勵讀書人一定不要放棄政治。自萬曆三十二年起，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多年，他的許多學生逐漸走入官場，推薦重新起用顧憲成。如萬曆三十六年即公元1608年，顧憲成就經朝臣舉薦，被萬曆皇帝正式任命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但顧憲成極力推辭，不去就職，堅持在野講學。
當然，他不願當官，並不是要遠離政治，而只是認為自己更適合教學。“東林先生”可謂人在民間，心懷朝局，他鼓勵弟子官員不管時局多麼難，一定要堅守職責，直言敢諫，精誠謀國。他說：“只要天下還有一線希望，就要堅決地幹下去，切不可知難而退，歸居林下，使一幫宵小奸黨全面控制朝政。同樣，只要有一絲一毫不該做的，也絕不參與插手，絕不能同流合汙，使政局更為糟糕。”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只要天下還有一線希望，就要堅決地幹不去，切不可知難而退，歸隱山林，使一幫小人全面控制朝政。
話說回來，自顧憲成爭國本下野後，李三才的國運卻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繼續到地方任大員。關於二人關係升級，史料有一段趣聞：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東林書院山長顧憲成專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議國事，可能也有間接籌款之意。因為諾大書院，不收學費還免費招待學子吃住，如何養活，讓主講人也有尊嚴地生活，是個大問題。顧憲成盤算李總督可能有捐獻能力，所以就來了。
可是，顧憲成初見故交，卻沒有露富而有些裝窮。史書描述，時任漕運總督的李三才第一次宴請顧憲成時，飯桌上只有三四個素菜，經過一天暢談，雙方很投機。第二天，李三才再次宴請顧憲成，山珍海味上了一大桌子，顧憲成很奇怪，問道：“昨天就幾樣青菜，今天怎麼這麼豐盛呀”，李三才笑著說：“昨天沒東西，就上得少，今天偶然有點東西，所以就上得多”。
可見，李三才初次設飯局招待顧憲成，是掩飾了性格的。第二次，才認可自己人，放開了。這與真君子的顧憲成還是有些出人的，但或許是對李三才第一印象好，或許是李三才私下對東林書院慷慨解囊，顧憲成沒感覺李三才忽窮忽富中有問題，反覺得李三才是性情中人，對其印象不減分，反加分，“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顧憲成深信李三才的表白，沒有對其產生“生活奢侈”懷疑。
兩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史書記載：“三才與（顧憲成）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李三才與顧憲成手拉手，促進了朝野政治團體的溝通與融合，東林書院從此向東林黨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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