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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看似狭窄的天地里，
过着一种真正开阔的生活。
他的译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春天真是个让人想虚掷时光的季节啊。
风在摇，草在长，
让人只想睡觉和读诗。
刚刚回归的《春天读诗·5》
在这个春末如约而至。
看了预告片，
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
莫过于黄灿然老师的《来生》了。
不夸张地讲，我看了不下十遍。
▲黄灿然：如果有来生，我下辈子就不做诗人了
视频中的黄灿然，
身穿一件白衬衫，
内搭一件小高领棕褐色T恤，
由内而外散发着轻儒雅气质。
开篇，黄灿然右手的
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根烟，
娴熟地翻动书页，
烟灰弹落的同时，
他示意摄影师：“可以了。”
同为本季读诗人的青年作家蒋方舟，
也在微博上为她的偶像
黄灿然老师打call。
并且，这不是她第一次
在微博上对黄灿然老师
表达推崇之情。
黄灿然是谁？
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但一定读过他的译作，
至少对这些文学史上
如雷贯耳的名字有所耳闻：
里尔克、聂鲁达、卡尔维诺、
布莱希特、曼德尔施塔姆、希尼、
阿巴斯、苏珊·桑塔格、米沃什、布罗茨基等。
黄灿然正是他们的中文译者。
多年来，他选择孤独，默默笔耕，
日积月累的翻译
赋予了这些作品以二次生命。
2016, 胡境森 摄
如果没有黄灿然，
上面那些伟大作家、诗人的作品，
将很难走进我们普通人的视野，
更不会对我们微小个体
产生哪怕一丁点影响。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他的名字更像是一种指引，
一种预兆，
一种留在迷雾森林里的记号，
仿佛顺着这个名字，
就一定能够邂逅伟大的思想和灵魂。
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致敬”奖
2018年1月，
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将年度致敬奖项颁给了
作家、诗人、翻译家黄灿然。
和其他获奖者不同的是，
黄灿然不属于“正在到来的青年一代”，
然而，他的译作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从左至右依次为于威、黄灿然、戴翔
单向空间的联合创始人、CEO于威
和书店店员戴翔一起，
为黄灿然颁出“年度致敬”奖。
颁奖时，那个平日里在下属眼中
最威严最强势的女老板于威，
此刻，她声音颤抖着，对黄灿然说：
尊敬的黄灿然先生，您的这个名字实际上洞穿了我整个阅读的历程。我想如果没有黄灿然先生，像卡尔维诺等等这些人都不会成为我不知名微小个体的一部分。
并当场背诵了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小于一》片段，向他致敬。
黄灿然在领奖的时候，说：在一个坏的时代里面，任何成就都有可能不是什么荣誉，而是耻辱的标记。
话说回来，
你以为黄老师忍着腰椎痛，
一路坐卧铺从深圳去北京，
就是为了亮亮相，
过一下聚光灯的瘾吗？
当然不是。
他坦承，自己来领奖最大的动力，
是“听说能够拿到奖金”。
因为这笔奖金可解他的
燃眉之急。
你或许会纳罕，
带上“著名”标签的翻译家
也会缺钱吗？
是的，出色的翻译工作
为黄灿然带来了声誉，带来了读者，
却没有为他带来相应的财富。
国内翻译工作者的生存环境本就艰难，
即便是像黄灿然这样的著名译者，
稿费也基本维持在千字60-80元，
翻译十万字的稿费也只有6000-8000元，
这样微薄的稿费，
与译者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是极不相称的。
我咨询了英文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同学，
他们专业的毕业生
有去做英语老师的，
有去银行的，各行各业，
只有留下做翻译的最少，
因为生存是每个人的必选项。
黄灿然常常自嘲，
说自己的座右铭乃是
“努力不赚钱”。
所以钱对他来说，
“变得异常单纯，比黄金还纯”。
除了缺钱，
做翻译还是必须坐得住的活儿，
用黄灿然自己的话来说：
做翻译最大的毛病就是，译得顺畅的时候，就会忘了站起来活动；遇到问题时，就会专心于解决，也忘了站起来活动。
总之，不管译得顺不顺，
结果都是坐很久，
忘了站起来活动。
或许是因为多年来长时间
钉坐在书桌前，
再加上天气湿冷，
疑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找上门来。
就在黄灿然动身去北京领奖的前六天，
朋友张尔介绍他去看一位骨科医生。
在按摩床上，看到医生开出
高达九千的诊疗费后，
他默默无语地掏出了手机，
知道随时都有钱可借，
这让他觉得幸运。
他始终清楚的是，
自己贫而不穷。
“清贫”对他来说，是个合适的形容词，
《来生》一诗里使用的“清贫”，
也并不是随意选择的。
因为“清”字有宽泛而意味深长的含义，尤其是“清”字更倾向于描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贫”字也因此染上了“清”字的尊严。“穷”则包含物质匮乏（或没钱）本身和精神状态受到物质匮乏的拖累以至打击。
年轻的苦闷与疗愈
1963年，黄灿然生于
福建泉州的宴田村。
他的名字，
是母亲从邻村一位学识丰富的人
提供的多个名字中挑选来的。
那时的中国大地正笼罩在一场饥馑当中，
宴田也不例外，
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饥饿感。
宴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
只有十六户人家。
小时候的黄灿然，
已能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半空中。
我们得承认，
有些人对文字的热爱
和悟性就是出乎本能。
贫瘠的山村里没有多少书可读，
黄灿然家里，
几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被他翻烂，
不像别的孩子，
他不看画，只看字。
不知道下面这个
让黄灿然终生难忘的场景
算不算是他最早的文学觉醒。
1978年，黄灿然15岁，
祖母把儿孙接到香港跟她团聚。
黄灿然跟随家人，
一路在睡梦中抵达香港。
时值香港制造业形势大好，
工人需求多，工资高，
黄灿然顺势成为制衣厂的一名打枣工。
“打枣”是缝纫机车工的一种常见工种，
任务是用机器将衣服（尤其是牛仔工装）
口袋、袖口等容易破损的位置
重复用针线车死，起到加固作用。
打枣虽然相对简单，
常人一学就会，但也暗藏危险。
有一次，黄灿然的大拇指
就被整颗钉穿过，
对于年轻的黄灿然来说，
工伤还不算什么，
比这更令人烦忧的，
是精神上的苦闷。
15岁到19岁，
黄灿然想得最多的是自杀。
流水线上重复枯燥的工作，
让他感到迷茫。
一切都是确定的，
这种确定让他想要逃离，
却又无处逃离。
家人都在香港，故乡已是他乡。
黄灿然那时不会广东话，
也不会英文，
甚至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
这时的他，
离诗人翻译家还很远。
但幸好还有书，
让年轻的苦闷有了寄托。
黄灿然虽然从小就爱读书，
可小时候在山村没书可读，
到香港之前，他还没听说过
歌德和莎士比亚。
到香港之后，
与工厂格格不入的他，
唯一可做的就是埋头阅读。
街角类目丰富的小书店
成了黄灿然每天下班后的打卡点。
工友们揶揄他对书的痴迷：
读书有什么用，毕业后还不是
要出来赚钱？
要知道，
那时稍微勤快一点的香港工人的收入，
可是大学毕业的普通职员的三倍呢。
父母对他热衷于读书的行为，
也不置可否，但他不为所动。
当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
三册本全部被黄灿然收入囊中，
这种感性的文学史深得他心。
跟着文学史的脚步，
冯至、卞之琳、穆旦、戴望舒，
最早给制衣厂少年的心里
种下了诗人、翻译家的梦。
他还偏爱叶芝和加缪。
存在主义小说所揭示的荒诞
和反抗意图正合他当时的心境。
那时，阅读对他这个彷徨少年来说，
不是文学，而是疗愈手段。
除了书店，
他还是尖沙咀放映室的常客。
当时有个艺术小团体
搞星期天十点半的艺术电影场，
全是欧洲的艺术电影，
黄灿然是他们的忠实拥趸。
这样迷茫苦闷的日子，
到1981年终于结束了，
这得益于大舅的一句话。
那一年，黄灿然回乡探亲，
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舅跟他说：
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
应该去读大学。
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
还会有优待。
很快，回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
1982年，他开始了
白天做工、晚上上课的生活，
下课回家后还会再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
每周有三天晚上，
他都抱着一本《新英汉词典》
往返于工厂车间和夜校教室之间。
这本词典，他是不离身的，
听英文唱片时，
随手查阅背后附的歌词，
注释写得密密麻麻。
直到后来考报社时被翻烂了，
这本词典才宣告退役。
1983，黄灿然的背后是不离身的《新英汉词典》
两年时间里，
黄灿然补齐了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
之后，以在港考生身份，
顺利考入广州市暨南大学新闻系。
读大学的四年间，
刚好是西方文学和社科著作
大量翻译过来的时候，
也是地下诗歌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
对于两者，黄灿然都没有缺席。
他以翻译作品的读者身份见证前者，
以诗歌创作者的身份参与后者。
期间，逛书店依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刚开始学英语时，
在辰冲书店买的叶芝《诗选》。
但英文书贵啊，
所以旧书店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时旺角书店林立，
有不少是旧书店，
幸运时可撞到宝。
有一次，黄灿然在一家乍一看
全是卖通俗英文小说的旧书店里，
撞到了默温译的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和几本久闻大名的
“企鹅现代欧洲诗人丛书”，
他简直乐到“销魂”。
在这样充实的生活中，
自杀的念头早已消失了。
到毕业时，他的书已装到二十多箱。
沈宏非，著有《饮食男女》、《写实主义》等
刚进大学时，
黄灿然以书会友，
结识了楼上的学长，诗人沈宏非，
那时沈宏非已经毕业，
正等待分配，仍然住在学校。
两人一见如故，
从晚上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
沈宏非说，你来红土诗社吧。
黄灿然于是开始写诗，
1985年接手红土诗社，
并接办《红土诗抄》。
彼时，《红土诗抄》
在羊城高校圈中可谓鹤立鸡群。
同年，黄灿然自印了
第一本油印诗集《今天没有诗》。
1987年，又出版了
油印诗集《某种预兆》，
骆一禾不知从什么地方
读到其中一首《倾诉》
便将它发表在
80年代后期的某期《十月》刊上。
在香港读书
毕业后回到香港的黄灿然
面临着新的生活。
为了养家，有一两年时间，
他每天乘两三个小时的地铁，
经太子转车从观塘到葵涌，
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
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
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
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
艾略特的荒原、
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等。
1990年，他译了首批卡瓦菲斯诗，
并任职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
这个工作的时效性很强，
因为新闻第二天要见报，
所以他上的大多是夜班。
能在香港读书，
黄灿然自觉十分幸运。
这里文化资源丰富，中西交融。
《大公报》的工作，
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国际先驱论坛报》、
《泰晤士报》、《时代杂志》、
《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
当时，距离他报社宿舍一箭之遥处，
有个曙光书店，
书店老板马国明爱读书，眼光也好，
进了很多小出版社的书，
并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
黄灿然每个星期必来逛个两三次，
此时他有固定收入，
于是稿费全部用来买书。
随着书越来越多，
黄灿然开始尽可能少买书，
只要能从图书馆借的，就从图书馆借，
但一些好书，看完归还后，
还是要设法买一本。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给他提供了不少方便，
他有三张借书证（另两张是家人的），
凭证借书即可。
但公共图书馆有些书列为参考书，
不能外借，
这是让黄灿然觉得公共图书馆
“唯一对读者不友善”的地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图书馆，
有许多外文书和杂志。
那时，布罗茨基经常在
纽约客发表作品，每次读到他的诗，
黄灿然就会复印下来，带回去翻译。
此外，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也有不少更丰富和更有价值的好书。
1996年底，互联网刚刚开始崭露头角。
有一次黄灿然去报社资料室，
恰巧主管在玩电脑。
黄灿然好奇地输入布罗茨基
和沃尔科特的名字。
用他的话来说，
“老天，地平线上一条条
有关他们的资料涌上来。”
黄灿然吓呆了，
第二天立即去买电脑，
并申请信用卡，上亚马逊买书。
第一年亚马逊包邮，他狂买。
后来，他发现一家大规模的
二手互联网书店ABE，
多年来ABE成了他买英文书的不二之选。
当然，文化环境的因素只是一方面，
真正对诗人、翻译家的成长起到内推作用的，
还是黄灿然本身的勤奋和悟性。
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
“香港这个中西交融的环境对你的视野
产生了什么作用时”，
黄灿然说道：
真正的作家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创造他。另外，作家的才能是环境限制不了的。香港是所谓中西文化交融，但它也被称为文化沙漠。我觉得如果我有什么视野，那也是我自己创造的，而不是香港提供的。
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大概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黄灿然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
在此阴影下，
他开始慢慢调整身体，留意食物，
有意识地爬山、做锻炼。
90年代，妻女来到身边，
黄灿然对香港的不适感终于消失。
到35岁左右，
他大概想好怎么往下走了。
有一天，他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
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
那么不妨就多做翻译，
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这样下了决定，便顿然轻松起来。
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
反而使他看到世界的光彩，
并将此顺手变成诗。
《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的工作之外，
他大量翻译，
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生活。
无数个深夜，
黄灿然在书桌前将
苏珊·桑塔格、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
米沃什、布罗茨基译成汉字。
繁重的校对工作最初是可怕的，
后来反而变成最大的乐趣，
他在翻译中获得平静、专注。
尽管在香港替大陆出版社做翻译，
稿费之低只够每天买半包烟，
严肃翻译半年的报酬
不及商业翻译一周的报酬。
这意味着译得愈多就愈穷。
而黄灿然也真的愈来愈穷了，
跟朋友吃饭时也不太敢跟他们，
抢着埋单了。
好在，二十多年的
埋首耕作终带来丰硕成果。
黄灿然已出版了诗集
《世界的隐喻》《奇迹集》《我的灵魂》、
评论集《必要的角度》，
以及大量译作。
同时收获了一批忠实的读者，
2015年末的上海诗歌节上，
众多诗人齐聚一堂，
大家开黄灿然的玩笑，
叫他“黄老斯”，羡慕他的读者缘。
黄灿然一直倾向于直译，
这不是一种容易讨好读者的翻译，
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
直译而不硬译，
尤其不要把外国的东西翻译得很中文。
比如，布罗茨基有句诗：
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的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其中的“黏土”也可以翻成“黄土”，
甚至可以把前半句意译成
“除非我下黄泉”，
但这样完全没有那个味道了。
现在，“‘黄灿然译’
已俨然构成一种标识”，
这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小于一》
2014年9月推出的
布罗茨基散文随笔集《小于一》，
取得了上市半年销量逾7万册的佳绩，
可谓叫好又卖座。
这样一本原本定位小众的书，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和黄灿然作为译者的影响力不无关系。
这本书显然对他意义重大，
他把此书看做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范本，
是他作为一个诗人
愿意写出的最好的散文。
这是黄灿然第一次主动向出版社推荐，
在《小于一》译后记里，
黄灿然这样写道：
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年，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
不过，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
终于回到的起点：洞背村
2014年，黄灿然辞去在香港《大公报》
从事了近25年的国际新闻翻译岗位，
移居深圳洞背村。
准确来说，是“经济流亡到深圳”，
因为在洞背村，房租低，消费低，
还可以全职在家做翻译。
对于山村，
黄灿然带着骨子里的熟悉感。
15岁时从山村移居香港，
51岁上，又从香港移居山村，
很像是兜了一个圈又回到起点。
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剧照
洞，在当地话中，是水田的意思。
洞背村，就是水田后面的村子。
这里依山面海，只有数十户人家。
他在洞背租下一百平米的房子，
房租也才一千块每月。
黄灿然的房间，带着东拼西凑的质朴。
电脑是朋友送的，
音箱来自邻居的朋友，
客厅的椅子来自开茶庄的邻居，
两个书架曾是曾是邻居的展示酒柜。
甚至他的智能手机也是宽带公司送的，
不足之处是容量太小，
他恨不得每天删掉前一天的记录。
洞背村的生活简单而充实。
他每天尽可能地工作六七个小时，
此外还要买菜、煮饭、晒阳光、
徒步、遛狗。乡村虽然人少，
但实际能接触到的人其实更多，
城市是更加孤独的。
到洞背村后，
黄灿然的社交活动
成十几二十倍地增长。
他居住的这幢楼，
都是不用朝九晚五的外来租客，
有文艺书店的经营者、
平面设计师、服装设计师等等，
大家因为机缘巧合聚到了这幢小楼，
先成为邻居，后成为朋友，
他们称黄灿然为“黄老师”，
黄老师有时会为他们讲讲诗歌和文学。
他说，你不一定非得去走很多地方，才算是见多识广。方圆两三里你就写不完了。
如果我能够一出门，就能够注意到周围的变化，我就能看到，不同的人、物、花草，你就能对他们有感觉。
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必去走很远的地方的，因为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
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
大半生都待在一个地方，
不出门，专注于自己的事，
这些人对黄灿然是榜样也是安慰。
他一直强调作家心灵和感受力的强大。
我们的一生无非就是用几个层次和视域
来感受一天的东西而已，
如果你有一万个层次或视域，
则一天就是一个丰富的大千世界，
反之，你即便游历世界，
去遍名山大川，也只能徒劳无获。
从这种意义上说，
在他眼里，中国人和中国作家
想走向世界的动作和姿态令人生厌。
黄灿然北京首场诗歌朗诵会：这世界，全是诗
何尝不是呢？
很多人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和“说走就走的旅行”来自我标榜，
实际上呢，真正去了之后，
还不是草草发个朋友圈了事？
正是因为有如此洞见，
他才能够在洞背村这一方
看似狭窄的天地，
过着一种真正开阔的生活。
也才能够有底气，
说出“真正的作家创造环境”
这样的豪言壮语。
来到洞背村后，
黄灿然写诗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以前是自己在追求诗，
现在是诗在迁就自己。
好像说话、思考、诗的界限模糊了，
不需要再在另一个语境下才能写出诗。
“诗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
到洞背村后，
黄灿然已创作了二三百首诗，
足够出一本诗集，
下一本诗集的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洞背集》。
在洞背的写诗状态很好，
就像跟同村的诗人孙文波在竞赛，
两个人的产量都很高。
不需要特别地思考诗的题材，
周围的事物足够入诗，
无意闯入房间的蜂巢、
孙文波的金毛淘淘、
绵延的青山、登山步道……
“在洞背村的这三年多，
是我生命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黄灿然说。
在洞背村写的诗大多质朴淡然，
率真自由，却余韵悠长。
当然，翻译作为他生活的重心，
也没有落下。
去年是黄灿然从事翻译工作
几十年来最忙的一年，
前期完成的几本书挤在一起要出版，
“单是做最后校对就足以令人瘫痪”。
好在，三年多来的劳动成果
终于纷纷问世，
从去年到今年年初，
他已接续出版了四本译著。
▲黄灿然和他的洞背，导演 刘宽
黄灿然小站
黄灿然有个“黄灿然小站”，
主要发布他的创作、翻译和评论，
推荐他欣赏的好作品和诗文。
他创办小站的理念，
和做翻译是一样的，
就是把好诗文介绍给大家。
在真实世界里，如果你做一份诗歌、文学和思想性的刊物，哪怕有人投资，也很难维持下去，三两年就得休刊。
于是就有了黄灿然小站的诞生。
黄灿然说自己
“不期待但依然在乎
十万个人喜欢的日子来临”，
小站现在已形成了传统，
每到周年的时候，
必由黄灿然亲自写一篇
被假设要有趣的X周年八卦，
文风真挚诙谐，是很真诚的面向读者交流。
来到黄灿然小站，
初看色彩浓郁，没看出主体。
点开查看大图，
画面上原来是弯着腰的黄灿然，
双手端一蓝色水桶接水，
近旁还放着一个水桶，是红色的，
小图的浓郁色彩就来自于这两只水桶。
这照片摄于2014年的洞背村，
写于同年的《水龙头》大概是
这张照片最贴切的注解了。
小站的留言里有更加多面的黄老师，
他的可爱性情在留言和回复里，
体现得淋漓尽致。
读者@何小竹在留言区提到了，
豆瓣小站刚开通的时候，
关于黄灿然老师和豆币的一件轶事。
这么说来，黄灿然好像时常处于
需要接受馈赠的时候。
在《奖金、赞助、三周年八卦》中，
他提到，由于苹果手机不能直接打赏，
小站这一年多来获得的赞赏大幅减少，
导致他想用打赏来交房租
的“小站梦”随之破碎。
而原本希望用来交水电费的广告收入，
也告枯竭。
这是因为小站曾鼓励读者点广告，
被平台判罚禁止广告一个月。
可一个月后，腾讯却没有重新开放广告，
黄灿然曾申诉却没有结果。
因此，他只好鼓励读者买他有版税的书：
《奇迹集》（增订版），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选》，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希尼《开垦地：诗选1966-1996》，广西人民出版社；
和过了一定销量有若干版税的书：
《希尼三十年文选》，浙江文艺出版社；
布罗茨基《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
甚至于，黄灿然兴之所至，
还会开启对自己的直销模式。
在某个场合，
一位女孩说，
他们机构也愿意像单农那样
赞助单向街的年度致敬奖，
只是要找到一个像黄老师
这样合适的人选不容易啊。
黄灿然脱口说，
直接赞助我不就得了，或我们小站！
他的小站不考虑商业变现道路，
因为变不了，也不想变。
但黄灿然也希望能够给
帮助小站运营的义工一些补助，
当然，如果有余力的话，也可以补贴自己。
他在写下
《奖金、赞助、三周年八卦》时，
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苹果机的爆发式打赏。
显示在文章末尾的安卓机赞赏是
6,753元，153笔，
苹果机打赏则达到
6.8万元，241笔。
后来，针对这次
“苹果机赞赏逆袭”的现象，
黄灿然专门又撰文
《也许我真的值得这样一次震撼性的打赏》。
他描述自己面对打赏时的心路历程：
没错，苹果机打赏过了一万，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过了两万三万，我开始不安了。但过了五万，我的好奇便转向这个逆袭现象本身，而不是金额。文章阅读量还只是两千多时，打赏已过三万。
有一位读者在留言中抄录了
黄译的爱尔兰诗人叶芝
一首诗的著名片段：
人的才智被迫去选择
生活或作品的完美
而如果它选择后者就得拒绝
天堂般的大宅，在黑暗中发怒
这是大智慧之诗，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
未必需要这种冲突。
翻译的稿酬之低，
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很多。
包括我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程度不够高；
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不把翻译看做科研成果，
导致翻译的社会价值一直被低估；
有的出版社漠视译者权益，
直接和译者签一个“委托翻译合同”了事，
而不签“著作合同”，
译者的著作权根本得不到相关法律的保障。
一个由出版机构、译者、读者构成的
良性循环的图书翻译市场，
需要三方都付出相应的努力。
但在我们探索出有效的改善途径之前，
或许正如青年学者戴潍娜所言，
“技术发展已经把市场推向了新的方向”。
将输入句子分解成词和短语，然后对它们的大部分进行独立翻译
毕竟，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
已经在一项西班牙语转译英语的测试中，
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
而人类普遍得分为5.1分。
这项成果让很多以翻译谋生的人惊呼，
“18世纪纺织工人看到蒸汽机时的忧虑和恐惧”。
不难预料，在可见的将来，
机器的规范化翻译，
完全可以淘汰掉一般的翻译工作者；
剩下的文学翻译，
则成为真正精英化的工作。
但是在现阶段，
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优秀译者的生存环境，
什么时候才能配得上
他们带给我们的精神价值呢？
尤其是对这样清醒的从业者：
名利场，无论你站得多么远，你都逃不出它的吸引力。所以得划出一些界线，确立一些原则。
很早的时候我受了普希金的感动，就告诉自己，只要你有一个读者像你读普希金那样读你，你就成立了。
后来，我告诉自己，如果成绩有十分，而让人看到三分，就该满足了；如果被人看到五分，那是顶点了，超出这个就必须想办法阻止。
如果还有人说你好话，那就算做意外之财。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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