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李拔调守福宁府，因地处海滨，居民不重耕织，多以捕捞为生，生活十分贫困。李拔到任后,对山川、水源、土壤、民情等进行考察,提出了兴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的措施并制订方案，督促各县“开河渠，治陂塘，勤播谷，广种树，儆游惰，尚节俭，禁停棺之恶习，惩好赌之颓风”，并平反讼狱。
境内原不产棉、丝，李拔在其内署隙地试验种棉、养蚕成功。进而教民树桑植棉，故民知养蚕,灾自李拔始。为记其功德和政绩，他调离福宁时，绅民特立“去思碑”以示怀念。据了解，自清雍正十二年至嘉庆十一年，共六十二年间，福宁府的知府至少换了近五十位，可是在《福鼎县志》上，只有一位大名赫然，那就是乾隆二十四年上任的李拔。李拔到任后，极具表现他的实干亲民作风，他工作之余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调査研究。
李拔在福宁期间系统地对闽东大地的山川、水源、土壤、民情等进行考察，提出了兴教化莫先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的措施并制订方案，造福一方，功绩显赫。
在《福宁府志》中在经济署科中，明确记载：“丝，旧无丝，乾隆间郡守李拔教民试养，今渐多。棉花，宁德、福安间有之。郡守李拔教民广种，今渐多。”可见李拔引导的作用，如今人们似乎看不出当初的效用，但如果时光往前推进到250年前，当处闽东一隅，正处乾隆鼎盛时期，丁口浩繁，往北边购棉、丝，洛阳纸贵，富人尚且力不从心，更何况寻常百姓家，一到严寒的冬季，百姓仅着单衣，甚至有的家庭丁口较多，衣不蔽体。严冬夜长，那是个什么滋味，相信出于田间的李拔应该很有体会。过去百姓为非作歹，闹事为什么，活不下去吧。倘若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冒杀头的风险去搞民变，去闹事呢？正如当家一样，家长做得好，家庭和睦，子女幸福兴家。为官一任，当如一方百姓之父母，人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你身为父母，就应该为自己的子民谋福祉，也只有这样才能坐稳自己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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