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是中國學者根植於中國文化的世界文明創新
1991年，劉宗超、劉粵生從全球的視野出發提出要確立全球生態文明觀,發表了“地球表層系統的信息增殖”；1993年，劉宗超、劉粵生有發表了 “全球生態文明觀---地球表層的信息增殖範型”一文，系統地開啟了生態文明理論研究；1994年黃順基、劉宗超發表“生態文明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一文，將生態文明用於指導可持續發展；1995年，劉宗超、劉粵生髮表“地球表層研究的新視角----從物理觀到生態文明觀” ；1997年劉宗超出版專著： “科技進步與生態文明觀”、《生態文明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走向》、 “並先後發表“星際生態文明的演變”、《生態文明觀與全球資源共享》、“生態文明—21世紀人類的選擇” 等論文。劉思華、白光潤、俞可平、潘岳、餘謀昌和劉湘榕等學者從生態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方面展開了研究,發表了“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再探討”、“論生態文明的基本特徵”、“科學發展觀與生態文明”、“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我國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研究”等論文。特別是劉宗超提出“生態文明是21世紀人類的必然抉擇”，人類必須解決“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生存”、“國家趕超戰略與全球資源約束”、“國家意志與人類意志”、“文明異化的圓圈：人類階段文明與終極愚昧”的四大悖論。2003年劉宗超創建的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是世界上首家生態文明專業研究機構；《中國國情研究報告》中在“創新的理論成功的實踐---劉宗超和他的生態文明觀”一文中將劉宗超稱為全球“生態文明”第一人；中國學者的生態文明理論創立普及以及和中國政府的生態文明的實施都遠遠走在世界前沿。直到1995年，美國學者羅伊·莫里森在《生態民主》一書才提出“生態文明將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人類下一個文明形態。”
在中國學者提出生態文明理論之前，西方學者研究基本上都是針對工業文明發展中所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思考和解決方案。自1972年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到2015年底的半個多世紀中,聯合國已經召開十數次以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全球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大規模高規格的全球性會議，但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深究其原因就是以西方為主導對生態文明理念的認知僅僅侷限於環境、發展、可持續發展的主題上，並沒有上升到世界文明和人類命運能否延續的高度上來對待，根本沒有確立維護生態的終極意義。中國學者創立生態文明觀、自十七大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將生態文明作為基本國策落實到自然社會經濟政治等方方面，從根本上啟蒙、引領和改變了世界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十八以來，生態文明制度化，併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五大任務之一。可以說中國在生態文明理念和實踐的創新為人類在工業文明和後現代主義迷茫的大海里樹立了一座燈塔；真正展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能的光明前景。
生態文明觀之所以誕生在中國，是因為中華文化始終保留著人與自然和諧的關係；中華文明把人對自然的態度作為一個人的修養和文化水準的標誌之一。儒釋道法墨是中華文明的基因，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和緯度為人與自然的關係立心、立意、立法。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寫進黨章，是全世界首次在政黨和國家意義上提出全面建設生態文明。這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是對世界先進文化的貢獻。這也是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價值觀轉變、更是執政理念的轉變，這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的代際生態倫理。生態文明樹立並擴大中國人民在國際社會生態正義的話語權。
英國《衛報》曾刊登過一篇評論認為：“19世紀英國教會世界如何生產，20世紀美國教會世界如何消費。如果中國要引領21世紀，它必須教會世界如何可持續發展。”可以說，英國人把人類帶進了工業文明，美國人把世界引入了信息文明，中國人將把地球推向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是站在現代科技、信息文明和宇宙視野的高度對地球和人類未來的總設計
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之後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是在對工業文明楊棄的基礎上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級文明，更長遠地考慮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至少有以下幾點不同：生態文明觀念和生態化生活的轉變，生產方式生態技術和生態能源的轉變，信息網絡對自然 -人-社會-經濟全面覆蓋的公共管理。生態文明首先在一國或多國形成，最終覆蓋全球，由於地球表層以及太空的物質運動和電磁運動的關聯性，只有全球生態文明瞭才能確保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地球從26億年前就開始了滄海桑田的變化，跟隨太陽系圍繞銀河中心以2.4億年的冷熱週期變化，其中1.6億年的冰川期，8千萬年的生態期。到距今5.4億年的前寒武紀初，出現生命大爆發，以後就生態期與大冰川期週期性的交替，大冰川期來臨後地球上所有鹹水和淡水都被蒸發搬運凝結成厚厚冰殼把整個地球包裹成起來，成為一個死寂的冰球。自前寒武紀以來，每個生態期都有生命大爆發、每個大冰川期都有生命大毀絕。我們人類正處在地球的第11個生態期，離大冰川期的到來還有1千5百萬年。對於地質時間來說，1千5百萬年時很短暫的，其實我們人類在地球上至少也已進化了4百多萬年了。如何存續到生態期末是大智慧、如何跨越下一個大冰川期則是更超越的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地球生命共同體如何進化才能避免毀滅的命運則是全球生態文明最終所要解決的超級問題。
現代科技對於生命現象的研究已經到了基因層次，對生命具有複製再造、改良和創生的能力，生物科技與信息科技的融合成就了智能高超的機器人，也可以將生物基因長期存放在合適時間空間以及生態環境下重新展現出生命形態，信息科學、芯片技術、量子技術、納米技術、3D技術等已經可以塑造生命機體。生命的概念已經被重新定義。所有這一切說明人類正在為跨越大冰川期獲得永生而努力。但這只是走了第一步，因為，人類對宏觀生態系統的瞭解還很初級，人類至今不能建造一個象熱帶雨林一樣永遠處於動態平衡的生態系統，這稱為“生態之謎”。信息文明的發展一是為人類如何與地球生態和諧提供了可能的管理手段，二是為進一步瞭解全球生態系統破解“生態之謎”整合全人類的智慧並把人類帶出可能的生態毀滅絕境。
生態文明是世界所有宗教的公約數
宗教是世界演化的長程因子，往往是世界上意識衝突的和生活方式衝突的根源。任何一種宗教都會支持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全人類賴以長期存續的基礎。
這裡的生態不僅僅是指中國的生態、也是指全球的生態；這裡文明不僅僅指一國的文明，也是指全球的文明。對於中華民族，就是要畫出生態文明的圖景、建設美麗中國，讓當代人生活在美麗富庶城市鄉村，能夠呼吸清新的空氣、飲用清潔得水源、有安全營養的美食、有綠蔭鳥鳴、有小橋流水、有鄉愁寄託、有健康俊朗的青少年、有百年千年後的田園牧歌。力求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讓中華民族向興亡發達、自信向上，人人幸福，博愛仁慈。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中國人民又何嘗不希望全世界人民，尤其是那7-8億尚處於飢餓中貧困人口呢？
弗·卡特 湯姆·戴爾是美國的宇航員，後來出任美國航天局局長，他從太空返回地球后帶著宗教般的情感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表土與人文明》，從土壤的角度，研究土壤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係，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所有文明衰敗的地方，都是土地資源被過度利用的地方；人類幾乎所有的戰爭，其實都是為了爭奪資源。而人類幾乎所有的環境災難，都是資源爭奪的必然後果。書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文明人跨越過地球表面，在他們的足跡所過之處留下一片荒漠”。
工業文明究竟要把人類趕到何種境地？尤其是西方的基督教徒率先發問，他們的祖先一部分基督徒留在了歐洲，另一部分新教徒遷到了北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去，人類再也不需要戰爭，但隨著冷戰結束，基督教國家掌控了世界，制定了世界的規則，但是卻遭遇伊斯蘭世界的抵抗。隨著石油美元的振盪，世界從石化能源、煤炭能源向陽光、生物等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變得飄忽不定、左右為難，全球生態嚴重破損，使普通民眾遭受炮火和貧困的雙重煎熬。豈能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能形容的。戰亂地區的人民走投無路時最想念的是上帝（安拉）的護佑，最希望就是亞伯拉罕、摩西和耶穌重生或者他們繼承人以及繼承人的繼承人能夠帶領他們走出困境。隨著西方國家的顏色革命、斬首行動、直接出兵、推翻獨裁者以及不斷揮舞制裁大棒，使得極端恐怖主義應運而生、各類原教旨主義抬頭。民族主義升溫、保護主義流行、甚至新納粹也死灰復燃。這種不對稱戰爭以最大可能地打亂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為目的，甚至使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跡混亂。這種混亂和不確定性首先使世界人民對西方主導的工業文明進行質疑，其次促使東西方的哲人、思想家、宗教領袖進行反思：以英美歐為主導演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為人類帶來哪些福祉？這是全球思想家首要追問的。 如何扭轉這種局面，就需要找出所有的地球人的最大公約數。從歷史學家湯因比到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約翰·柯布。任何一個思想家都不會脫離人類賴以生存的大地和生態資源環境進行深邃的思考。
至今，全球生態是如何平衡的，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是個謎。由於沒能破解這個謎，對待全球生態的態度，只能是一種信仰，信仰是不需要證明的，更不需要科學證明。因為未知的事物永遠大於已知的事物，因此，在全球生態面前，人類是需要信仰的。信仰的形式化就構成了宗教。國家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就構成文明，以某種宗教信仰為理念和形式進行公共管理就是政教合一，反之，則是世俗國家。但是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執政理念，它決定著一個國家軍事、政治、外交、商業、貿易等等。一般說來，一個國家政權是短程的、理念也往往是短程的，但是宗教是長程的。因此，生態文明也必須是長程的，絕不是人類可有可無的“東西”。
回望人類千載，所有戰爭都有宗教的影子，國家只是宗教的工具。生態問題是全球性問題，只有按照所有宗教的公約數來建構世界，才能確保全球意義上的生態管理，才能建成全球生態文明，才能夠確保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唯此，沒有他途！
生態文明是中華文明調控世界演進的系統性創新
中國是全球唯一既有持續五千年的文明又開創現代生態文明的國度。在紛亂多變的古代，黃河文明率先興起，正是黃河文明的中華文化建立禮制，規定了文明的範式，吸引部落首領歸順範式安排。秩序的建立為人們營造了生產生活的環境，社會生產與人的生產相得益彰，這就是中國始終擁有最多人口的原因。在18世紀之前，中國的人口和財富都是西方望塵莫及的;到182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世界總量的32.4%。中國的禮制建立基礎是儒釋道法墨深入人心，中國對人的要求是道德至上，其次才是法。儒釋道法墨則為人的發展指出了不同的心理歸宿。中華文化是一個信仰自由的文化，可以說是最好的人類社會生態學，這是最早的“社會生態位”選擇。
只因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曾陷入了極度停滯狀態;1949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僅佔世界總量的1%。在中華民族處於低潮的一百多年間，農業文明時期所誕生的儒釋道法墨已經不能為中國人民提供足夠精神營養來抗衡列強分割、資本掠奪、 生產方式變革的衝擊。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精神食糧,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通過不到百年的努力，創立新中國並建成社會主義強國,中國人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理想和五千年文明及一百多年與西方打交道的經驗,提出超越西方理念的全球生態文明觀。
西方列強一直用他們的民主、人權來干涉中國和其他弱小國家的發展。縱觀世界發展歷史，以西方為主導的模式充分反映了發源於城堡文化的西方文明帶有嚴重的文化基因缺陷。西方發起工業革命將人類推向工業文明，但是生態災難不斷髮生，地球對人類的生態服務功能破壞殆盡，東西方思想家都在尋找救世良藥。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一直陷在後現代主義的泥坑裡。歷史證明，無論古代的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拜占庭等帝國還是近現代的大英帝國、美帝國都不可能進行生態意義上的全球治理；聯合國、區域合作、聯盟之類的嘗試、效果也不佳。長此下去，地球生態服務功能喪失，人類將會自取滅亡。人類命運堪憂。中國人以五千年的文化積澱與西方三百年的科技、金融、社會範式進行碰撞、交流融合，勇敢地提出用生態文明改造工業文明。
“人類共同體的命運”與“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息息相關，生態文明不會自發產生，一個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國家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則需要全球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可以說，全球生態文明急需全球政治一體化。生態文明是中國共產黨本著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從理論到實踐的具有全球意義的系統性創新，是奠定世界新格局和影響人類未來走向的創新，是對世界文明有著深遠影響的創新。
全球政治一體化的唯一可能的實現途徑就是全球生態文明。中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連續管理全世界最多人口國家的經驗、有“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民享思想、有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打破壟斷資本減少貧富分化的平民意識。充分發揮“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優勢，結合現代科技能力，將有能力引領世界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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