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川的“龙泉码”，又称“龙泉码价”，是木材商品流通中的一种具有科学性与实用价值的计价方法。在物理学上有独特的潜在价值。它是明末忠臣抗清英雄郭维经和他女儿郭明珠共同发明的。
郭维经(1588—1646)，字六修，号云机，江西遂川(龙泉)县人。生于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八月。天启四年(1642年)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任南京御史。明王朝崩溃后，继续在南明福王(朱由崧)及唐王(朱聿键)小朝廷供职。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唐王诏他为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又晋升吏、兵二部尚书，总理湖广、广东、江西等五省军务。第二年奉命率师援赣，抗御清兵，十月间兵败城破，尽节自焚于赣州嵯峨寺，终年59岁。
清乾隆为旌表郭维经的忠烈，在其家乡五斗江乡三溪郭家立了一座《尚书第》牌坊，上赐书“宇宙正气”四字。
郭维经步入任途的十几年间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朝廷政治腐败，人民苦难深重，他屡次上疏抨击时弊，声斥奸佞，因此得罪了权臣，甚至由于“刺帝”而激怒了皇上。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郭维经的母亲去世，他告假回家居丧，在家乡一直待了六年。史书上说他“屡荐不起”。
他深知朝廷无望，但报国之志未泯，日夜忧心忡忡念着国事。在家乡期间他一边关心地方事业，一边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
有一天，夕阳西下，他独自在田野漫步，目望远方沉思，忽然一群肩扛着粗大杉木的汉子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个个满头大汗，非常艰难吃力。郭维经步随其后，一直看到他们把木头卸在“木仓”上。趁着他们坐在地上歇息，郭维经关切地问便关切地问，这样的苦活一天能攒多少钱，他们说体力强的一天能换四升多米的工钱，一般的只有两三升米，掺些杂粮勉强维持一家五六口一天的粮食。当问到怎样计算报酬时，大家指着场上大小成堆的“木仓”说，是按照堆积的大小估计的。郭维经看着那些大小成堆、粗大杆长的木头，就是面前这些人从山上一根根搬下来的。他细看这些人，虽然肩上都垫着一块厚厚的“肩坎”，但从破衣口上露出的肩膀都有一块红黑的疤痕，郭维经心里一阵难过。经了解，林农卖给木商也是按照这种估堆法计价的。这位平常总是牵挂国事的御史大人不禁喟然长叹，又添了一块心病。他想，一定要改变这种极不公平的计价方法。
天色已晚，他低头沉思，走在回家的路上。晚上他无心看书，在床上辗转未眠，直到天亮。第二天，他又走到堆木场上徘徊观察。接连几天都是这样。他的女儿郭明珠是个聪明女子，发现父亲总是心事重重，便上前探问。郭维经向来很宠爱女儿，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问她有什么办法。聪明善良的郭明珠理解父亲的心情，平时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很同情百姓的疾苦，她马上便和父亲来到了堆木场上，父女俩一边察看，一边用绳子仔细测量那些木材的长短大小，认真比较、推敲。回到家里，两人又在灯下把测量到的数据琢磨计算，经过一个月的苦心钻研，并且和乡亲林农们商量切磋，反复修改、实践，终于发明了一种公平合理的新的计码定价法则。
他们用六十根长短不一的线，表示六十个年龄不同，径级各异的杉条，然后又总结了不同年龄杉木的纵向和横向生长的关系，以线段的长短度表示材积的大小。但后来根据实践，发现杉木的材积增长在每一年龄阶段内，年增长量是算术级增长的，当年龄超过这个年龄段的上限时，其材积增长有个突转，据此调整六十根丝线的长短比例，再根据丝线的长短对应于材积的大小拟订码价等级。他们把六十根丝线划为八个码名，一百二十个等级，所以说“龙泉码价”的形成的是按木材体积计算产生出来的。
通过进一步的总结实践，他们又巧妙地将斤、两、钱、分重量计算单位用于木材交易，把木材重量转化为“斤”、“两”、“钱”、“分”。以五尺大的杉木定为“一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码价为十六两零三分)，三尺之木定为一两(码价为一分五厘)。基数定位后，其它木材规格按尺码大小和使用价值，合理确定码价。
“龙泉码价”从发明到现在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积表。
郭维经一生忠烈，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最后投身于抗清斗争，战死沙场，对民众生产交易中的木材码价倾尽心血；他女儿郭明珠在父亲的民族思想熏陶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了这样一个科学奇迹。可以说“龙泉码”是我国“林业科技上的奇葩”，是郭维经父女爱国爱民思想的结晶。史料上称他“公为人旷达无城府，至事关天下利害辄义形于色。居乡恂恂延接后学，修城池，创复形胜，正官斛，均驿传，邑人至今赖之，其中“正官斛，邑人至今赖之”便是指郭维经父女发明研究“龙泉码”一事，从而说明了父女俩研究制定的“龙泉码”一直广为流传，长期使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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