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常用“加拉帕戈斯綜合徵”來評價日本的創新失敗,日本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中並沒有佔據更加有力的地位，更沒有形成突破型技術創新成果，也沒有藉此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其更多是追隨美國的步伐，充其量不過是一名優秀的追隨者。日本國內備受推崇的“匠人傳統”如何使其變成創新的“孤島”，其中緣由耐人尋味。
“二戰”後，日本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但在美國的監護和扶植下，再次通過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注重在消化吸收基礎上的再創新，迅速實現了崛起。
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的經濟總量超越德國，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到20世紀80年代末，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60%，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前列，而且在海外擁有龐大的資產。
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資產價格（股票價格、地價）急劇下跌，受泡沫經濟崩潰的後遺症影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被稱為“失去的十年”。進入21世紀，日本仍然延續著低迷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結構調整始終難有突破。
日本崛起的科技創新因素
日本之所以能在19世紀末實現崛起，是國內國際多種因素作用和一定歷史條件的結果，其中最關鍵的是科技因素，日本通過大膽引進和吸收西方先進技術使之本土化並著力培育人力資本，在亞洲率先建立近代產業體系，實現了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
1868年，明治政府上臺後，在“脫亞入歐”的總方針指導下，不遺餘力地引進西方技術。日本中央政府專門設立工部省，大力推行“殖產興業”計劃，主要舉措是在各官營產業中廣泛引進、採用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和生產工藝，大量引進、譯介西方科技信息情報資料（圖書、文獻和圖片），聘用外國工程師、技術人員，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學習以及引入外國直接投資等。
日本政府經濟部門和私營企業還與歐美企業締結許可證生產合同、技術協作合同等，並通過反求工程（即倒序製造）快速消化吸收西方先進技術，成功實現了技術的轉移和本土化。
同時，著力夯實智力基礎，培育人力資本，包括：1871年頒佈《學制令》，實行強制性初等教育，仿照西式教育構建國民基礎教育體系；創辦帝國工程學院（亦稱工部大學，後與東京大學合併），並在京都大學、東北大學和九州大學設立工程系，積極培養日本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使其能夠接管由西方專家管理的工廠、礦山和鐵路，實現技師的“進口替代”。
“二戰”後，在美國的庇護下，日本將其善於學習、慣於“拿來主義”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更充分地演化為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形成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日本高度重視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把科技創新的重點放在應用研究和產品與工藝的開發上。在引進硬件設備時，注重購買技術許可證和專利，鼓勵企業收購國外的小型高科技公司；同時在重大技術創新和發展中發揮政府強有力的組織和協調作用，並採取市場保護、金融支持、財稅扶持等措施給予支持。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政府大力推行貿易立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大搞加工貿易。由於實施貿易立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日本重化工業在出口支持下得到高速發展，改善了出口結構，提高了貿易條件和國際競爭力。同時，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帶來了高汙染、高能耗，難以持續發展。1980年3月，日本政府根據世界科技革命的發展趨勢，提出了“通向技術立國之路”“創造性的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1981年1月，日本政府又強調科技振興是“打開今後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關鍵”“科學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國民生活提高的基礎”。由此，“技術立國”正式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新戰略，因此1981年也被稱為“技術立國元年”。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府在繼續實施科技創新立國戰略的基礎上，又先後制定和實施了IT立國戰略（2000年11月）、知識產權立國戰略（2002年7月）、觀光立國戰略（2003年5月）、投資立國戰略（2005年4月）、環境立國戰略（2007年6月）和創新立國戰略（2007年6月），形成了一個立國體系。在科學技術創新立國戰略的指引下，日本的科技創新成效顯著。
一項分析大數據列舉了1981～2011年幾個主要國家（韓國、日本、德國、美國、法國和中國）的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截至2011年，日本的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排在這幾個國家的第2位。進入21世紀後，日本科學家頻頻摘得諾貝爾獎桂冠，日本新增諾貝爾獎牌已達17枚之多。日本的得獎頻次僅次於美國，甚至把英國、德國、法國等科技強國都甩在了身後。
日本創新失敗原因
與這些驕人的數據形成對比的是，日本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中並沒有佔據更加有力的地位，更沒有形成突破型技術創新成果，也就沒有藉此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其更多是追隨美國的步伐，充其量不過是一名優秀的追隨者。其中緣由耐人尋味。
學術界常用“加拉帕戈斯綜合徵”來評價日本的創新失敗。日本創新的這種“孤島”現象，部分來自受日本國人推崇的“匠人傳統”。匠人精神講究的是精益求精、自我超越，但一不小心就會悶頭幹活、故步自封。
日本企業擅長“改良式”創新，執著於對功能的細化，缺乏“革命性”的創新。雖然日本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實力還不錯，但所做的都是些改良型技術，無法催生革命性進步，還有些是純理論無法轉化成生產力的。日本家電製作精良、功能過剩、價格昂貴。比如日本品牌的微波爐一般會設計幾十個烹調程序，但大多數消費者一年到頭可能就用到4個按鍵。由於日本國內是個人口過億的發達市場，消費者偏好國產品牌，即使價格稍高也能接受，而日本企業只要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一般也能過得不錯，因此，許多日本企業只把海外視作廉價生產基地，並沒有充分研究當地的市場需求。這導致面對新興市場消費者“功能一般，價格減半”的需求，日本品牌的競爭力大打折扣。
獨有技術難以支撐新產業的發展。儘管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來形容日本的產業發展有失公允，但日本企業缺乏對用戶需求的把握，日本最終沒能將技術上的優勢轉化成受人歡迎的終端產品，更沒有形成獨有的新產業。很多人都在讚揚日本的“工匠精神”，確實，日本在很多細分領域都保持著很精良的製造能力，很多專利屬於公司獨有，對細節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極致，對精品有執著的堅持和追求，要想做出與其類似的產品，就必須學習日本的技術。
時至今日，日本仍是智能手機產業鏈的隱形冠軍。蘋果、三星等各大手機品牌的顯示屏、攝像頭等核心零部件仍依賴日本企業提供。但是，世界級的互聯網“大佬”中幾乎沒有日本人，日本的芯片製造還不如韓國，日本製造的手機幾乎只能賣給日本人，日本程序員的儲備數量還不如印度，日本企業外銷組裝勝不過富士康。尤其是在以網絡為新一代技術革命重要標誌的今天，網絡不僅創造了新的業態，也在極大地改變著傳統的業態。但日本在網絡發展方面沒有可以稱道之處。1995年日本有149家世界500強企業，與美國分庭抗禮、並駕齊驅，風光無限！而到了2015年，日本只剩下54家，萎縮了近2/3！日本成為衰落最迅速的國家，沒有之一。
日本的“大企業病”致其行動遲緩，也是其始終作為追隨者的重要原因之一。2015年3月，三洋電機將其在日本國內最後的子公司出售給一家投資基金公司，曾經的家電巨頭黯然退出歷史舞臺。三洋電機敗在等級分明、效率低下的日本“大企業病”。在大公司裡，每個部門看似都在勤勤懇懇地工作，但管理環節多，部門之間溝通少，最後變成誰都不負責任。而信息經過漫長的流程到達最高決策者手中時往往已經失真。
受傳統文化影響，日本企業論資排輩現象嚴重，企業員工都不願冒風險。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湧現松下幸之助等一批傑出的企業家，但目前日本企業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則大不如前，最出名的孫正義還是韓裔，並被認為是日本商界的“異類”。日本年輕人出國留學、創業的願望也遠低於其他國家的同齡人。在經濟高速發展期為留住熟練工人普遍實行的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導致工齡越長工資越高，使年輕人更願意在大公司裡安穩度日而不願冒風險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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