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胖子，体型搞笑，走路蹒跚，他老爸是皇帝，却并不喜欢他，可他还是战胜了强势的兄弟，争到继承权，成为一个东方大国的领导者，并得到臣民的爱戴。
他就是明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
公元1425年——大明洪熙元年——5月29日，按阴历的算法，是辛巳日。这一天的早晨，体型肥胖的明仁宗朱高炽，大约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
虽然前一天才病倒，但这次的病势，来得实在异常凶猛，不能不让皇帝有“这次也许顶不过去”的担心，赶往南京急招太子朱瞻基回京的使者，也已派出。
国事千头万绪，倘若此次真的不行了，该有许多事情要交代。饶是如此，皇帝还是不能放下对一个人的愤怒，他对侍立于榻前的亲信大臣说：“李时勉廷辱我”，意思是那个叫李时勉的家伙当廷羞辱我，言毕，勃然作色，愤怒几不能自已。如果不是跟随了他二十多年的夏言吉及时劝慰，皇帝生前所下的最后一道诏令，也许会是让人把在狱中的李时勉打死了事儿。
这个叫李时勉的人做了什么，让皇帝这样愤怒？《明史·仁宗本纪》里没有说，而按照《明史·李时勉传》的说法，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大约一个来月，有人和他说起仁宗临死那天如何愤恨李时勉，宣宗闻言大怒，让人即刻去狱里提李时勉来见，后来想想实在气不过，便又派了第二批人去传旨，说那个姓李的混蛋也不用提来了，直接打死就是。幸好两批人走岔了，李时勉总算是见着了宣宗。在皇帝的怒喝之下，李时勉老实交代说，自己当时一是劝仁宗在为自己的父亲（朱棣）守丧期间不宜近女色，二是劝仁宗不要让太子远离左右，三是……，《明史》没有记下后面几条是什么，显然是认为这两条最为重要。李时勉也主要因为这两条中肯的意见，不仅捡回了一条性命，而且当即官复原职。
直言劝谏的李时勉
这是典型的正史风格的“高级黑”，借李时勉的传记来告诉后人，大胖子仁宗皇帝，不仅喜好女色，在为父守丧期间都不能自制，而且与太子朱瞻基“有隙”。至于敢于“忠言逆耳”的李时勉，不仅当场被盛怒的仁宗下令让侍卫用金瓜敲断了三根肋骨，过后还差点儿被处死，这真是……让人怎么说呢？
这还不算完，《仁宗本纪》还特意记上，和李时勉一起入狱的，还有一个叫做罗汝敬的人，然后——你猜对了，《明史》里另有一篇篇幅短小的《罗汝敬传》，特意地说明罗汝敬当时是劝仁宗不要乱服“金石之药”。
近女色，不好好地为父亲守丧，乱吃药（一直有人认为仁宗是吃药吃死的），猜忌儿子，还不肯纳谏，这就是明仁宗最后几天主要的“表现”，差不多够得上“昏君”的标准了。
然而《明史》偏偏对仁宗评价很高，说是“使天假以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与文景比隆，对于一位“守成之君”来说，着实是好得不得了的评价。
有人也许会说，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圣人也有混账的时候，一生可比文景，临死“失态”一下，也是有的。
此话有理。真正比较特别的，是得到如此高评价的明仁宗，其实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在此前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份是太子，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太子，是霸气冲天，御宇二十二年内绝不许旁人抢去自己半点光芒的明成祖朱棣的太子。
这就厉害了，在猜忌心极强、作风刚猛的“父皇”手下超长待机二十一年，居然混出了头还混成了“明君”，这是很可以向后代们夸耀一下的，更可以夸耀的是，在这二十几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父皇好像都不大喜欢他，先是更喜欢可以跨马征杀深肖父风的二弟朱高煦，后是更喜欢乖巧聪明的三弟朱高燧。他这个身形肥胖、甚至有点儿不良于行的老大，一直让勇武的父亲多少有些看不上。——但他还是幸存了。
重要的原因，是文臣们喜欢他。在他漫长而从来都不稳定的待机过程中，他自始至终地得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最杰出的文臣们坚定的支持，从大才子解缙，到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到现代人未必熟悉但当时誉满天下的骞义、黄淮、夏言吉、金幼孜等等等等，几乎无一例外。
如果要说成就，这个大概算得是真正的成就。他甚至没给二弟、三弟留下几个像样的文臣，获得的，是真正的“一边倒”的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文臣们的这种支持，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而几乎没有什么回报的。
第一个为这种支持付出惨重代价的，是解缙。当成祖为传位高炽还是高煦犹疑不决的时候，解缙用“好皇孙”的理由说服了朱棣没有改易太子，而解缙本人也因之大大得罪了朱高煦，加上解缙本身的某些原因，成祖对他渐生恶感，解缙先是被贬到越南，后又被下狱，“拷掠备至”，永乐十三年，在成祖暗示之下，狱卒在解缙酒醉后，将他埋入雪堆冻死，终年47岁，死后家产籍没，妻子宗族皆发配辽东。
这是支持朱高炽的代价。解缙这样聪明的人，力荐皇长子的时候，未始全无预料。
大才子解缙，为仁宗继位付出了生命代价。
让成祖郁结于心而又说不出口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太子监国期间，文臣们对于太子的忠诚，似乎毫不逊色于日常对于自己的忠诚。
既然是心病，爆发的时间、地点便都难以预料，对于支持朱高炽的文臣们来说，步解缙的后尘，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饶是风险如此巨大，那些文臣们却似乎初衷不改。
永乐九年，成祖问杨士奇，太子监国的表现如何。这一问答颇有风险，因从三年前起，杨士奇便已一再奉命辅助太子监国，很容易被目为“太子党”，而解缙此刻正在牢房中受尽折磨，前车之鉴不远。杨的回答聪明无比，他说太子“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绝不负陛下托。”这回答，足可作为后世的“范本”，不说太子如何好，只说“有错必改”，不说太子如何得人望，只说“存心爱人”、“必不负陛下托”，这种分寸感，当真了得。
但这样聪明的杨士奇，关键时刻亦很敢“铤而走险”。永乐十四年，有传言说汉王朱高煦要谋反，成祖问杨士奇和骞义怎么看。骞义被这问题中巨大的风险吓住了，一句话也不敢说。杨士奇却从容答道：我和骞义都被认作是东宫的人，没人会把汉王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汉王两次受封都不去就藩（说是不忍与您分离），现在听说您要迁都（其时朱棣正要迁都北京），却主动要求留守南京，陛下您想他是什么意思？”
这一枪打得实在又准又狠，却也没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倘有一天汉王咸鱼翻身，杨士奇的下场，肯定会比解缙更惨。
杨士奇像
再过一年，永乐十年，成祖北征还京，不知道为什么，太子迎接来迟，而且奏章里居然还出了错误，成祖勃然大怒，敏感的神经再次被触动，认为太子轻慢。东宫官属把责任担了下来，黄淮、杨溥等皆因此下诏狱十年，其间九死一生，能最终活着出来，只能说是运气。这些人却也自始至终说法不改，还在狱中苦读不辍，黄淮甚至写了一部文集出来。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从二十年间坚忍地为成祖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似乎和谁都不结党的胡滢，到曾是建文旧臣的夏言吉，再到在榆木川果断决定密不发丧，以确保太子登基的杨荣，似乎都始终不变地把忠诚给了朱高炽，尽管在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自身难保的朱高炽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回报他们。至于风险嘛，哪怕忽略其他所有的一切，在二十一年的时间里，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的朱高炽，完全有可能死在身强体壮的两位弟弟前面，如果那样，整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必然被彻底改变。
但是文臣们显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个动辄便气喘吁吁的大胖子，为什么能够得到文臣们的忠诚呢？
《明史》里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只在《仁宗本纪》那只有几页的短短篇幅里，讲了几个故事。
一是说朱元璋还活着的时候，曾让各位藩王的世子检阅卫士，结果朱高炽去得最晚，问起原因，说是天太冷，想让卫士们吃了早饭再阅兵。老朱为此大为赞赏。
另一个故事是说老朱曾让世子们帮忙查阅奏章，把重要的挑出来，结果朱高炽挑出来的奏章里有错字，老朱问小胖子是否忽略了，小胖子说不是，只是觉得这种小错“不渎天听”，老朱也很嘉许。
第三个故事是说老朱问尧舜的时代百姓依靠什么来抵御水旱灾害，小胖子回答说依靠圣人体恤万民的政策啊。老朱激赏不已。
这大约也就解释了老朱为何喜欢小胖孙子，隔代指定他为燕王王位的继承人。
没有这种开国之君的隔代指定，小胖子后来能否参加太子位之争都不好说，更不用说最终胜出。
至于当了皇帝以后，已经成为“大胖子”的明仁宗所做的，除了“明君”所必有的纳谏、减赋、赈灾等项之外，有两件事情稍微特别，一是赦免了建文旧臣几乎所有的家属，二是死前的一个月，不经户部、工部讨论就减免了山东、淮徐灾民的赋税，当杨士奇问他要不要先和两部商量一下时，他说今年财政紧张，如果讨论一定通不过，救灾如救火，先做了再说吧。
朱高炽所为确实配得上”仁宗“的庙号
至于做皇帝后与群臣相处如何，则散见于群臣列传，多数不出“臣忠直而君仁厚”的范畴，略可瞩意的，也有一两件。一是说有人上书建议，把良马发给各政府部门去养，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马驹，杨士奇听说此议，当时就炸了，说这混蛋法子谁想出来的？国家取士，难道是取来养马的？！激烈反对的奏章交上去，仁宗却留中不发，再上，再留中。几天后，仁宗单独召见杨士奇，对他说，卿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当初上书者亦是重臣，且一贯与你不和，你已在朝中相当孤立，我不想你受伤。现在好了，有陕西按察使某某亦上书反对，你可据此草拟诏书作复，否决此议就是。杨因此感激不已。这种对臣下的细心，确乎少见：自古君王多担心臣下结党，唯恐重臣不够“孤立”，反过来顾及臣下因孤立而可能受伤的，的确很少。
另一个值得一讲的大概就是如何处理为仁宗继位付出生命代价的解缙。《明史·解缙传》载，永乐初年，成祖曾命解缙臧否朝中人物，解亦快人快语，当仁不让。将近二十年后，已经登基的仁宗拿出解缙当年的评点给杨士奇看，说：都说解缙狂妄，你看他当年的说法，一一应验，解缙不狂啊。
解缙一生以治世之能臣自许，而不满足于以“才子”留名于世，此刻如果泉下有知，大约要引仁宗为知己了，虽然仁宗的本意，也许不过是以此为话头，把解缙的家属宗族从辽东放回来——这种以正确的方式欣赏臣下的能力，确是仁宗的长处。
所谓“一代明君”的明君故事，说起来好像大致也就是这些。今天的人听起来，也许觉得不过尔尔。而整整一代的文臣，却为了这“不过尔尔”等待了二十年，努力了二十年，很多人陪上了身家性命。二十年间几无回报，结局始终难以预料，能推动这些文臣们“初心不改”的原因，也许并不单纯，但却让人不能不相信，这其中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理想。
看起来身形臃肿，甚至有些不良于行的仁宗，实际上满足了那个时代文臣们对于明君的几乎所有的理想：宽仁、爱民、知人、善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文人们，除了追求“黄金屋、颜如玉”的荣华富贵，往往还同时抱有着一种“辅佐明君，造福万民”，乃至“开万世之太平”的理想，这理想或强烈，或幽微，却从不缺乏对于读书人的感召力。一旦这理想的微光亮起，无论看起来是如何的遥远，亦足以让不少的读书人，甘愿以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一场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赌博。
有人说，这个，就是王朝时代的士气，士人之气。
等到这种叫做“士气”的东西消逝殆尽，君臣之间几乎纯以利益交换为纽带，“君给我以富贵，我报君以忠诚”的时候，一个王朝，往往也就已走在或急或缓、却几乎总是难以逆转的下坡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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