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醒來的時間，超過一半都用來工作。一生中有一半時間，是在這個叫“辦公室”的小格子裡度過的。這種變化對於女性來說，歷史並不長。女性邁入職場的過程，其實是一部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遷史，其中承載了太多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革。
即使是在今天，職場中的女性所要面臨的問題並不比50年前少，反而隨著階層和教育的變化，挑戰愈發嚴峻。
隨手查看一下時事新聞，你就知道女性的社會處境依然堪憂，而所有的警告都可以總結成一條：不要獨自出門。那女性要出去工作嗎？她們用100多年從廚房走到辦公室，但這並不是一勞永逸的事，為了要保住這張辦公桌，每一代女性還在苦苦堅持。
今天帶大家閱讀的這段，是講述早起女性進入職場的故事，細節全面，場景生動，思辨認真熱烈。
今日美國人，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醒著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工作中度過的，因此本書的探索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這個嶄新的辦公世界中，有著許許多多未言明的規則，於是乎當男人們討論職場女性的存在以及隨之而來的性愛問題時，周圍便縈繞著困惑、恐慌和表達誇張的痛苦情緒。
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Victorian America ）不再嚴格遵守男女社交分隔的規則，但女性侵入男性專屬工作空間會引發何種影響依然不明。女性會用她們天生更加高貴的品格，給懶惰陰柔的辦事員們帶去文明和秩序，以及男性的目標感嗎？還是說，女性會用她們的誘惑力，毀掉冷靜禁慾的男性辦公倫理，在辦公室內譜寫性愛的混亂之曲，毀掉商業世界呢？
這些問題因針對女性的“結婚關限”（marriage bar ）而變得更為迫切。“結婚關限”指的是辦公室不會僱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結婚亦會被解聘的社會習俗。家務勞動看來才是她們的職業，速記員的工作無法與之並存。
儘管20世紀初期，辦公室內已婚或者結婚後繼續工作的女性員工不斷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單身。面對辦公室內大部分也是單身的男性員工，這些單身女性的存在帶來了潛在的麻煩，事實上已婚男士也難逃牽連。
費森頓·蔡斯（Fessenden Chase ）編寫的講述女速記員和老闆關係的小冊子中，女速記員不出意料地被汙化為時刻等待著召喚的妓女。“在老闆溫暖舒適的私人‘單間’內，時刻瀰漫著誘惑和機會，定力不佳的老闆很容易就抵擋不住身著靚麗羽衣的年輕女孩溫柔性感的凝視和勾引，”蔡斯寫道，蓄起一種偷窺的火熱快感，“溫柔的注視到令人滿足的親吻只有一步之遙，而這些‘私人辦公室’女孩大體上是願意去親吻或者被親吻的，為了鞏固在老闆心中的地位和獲取加薪的機會。”
女性進入辦公世界這件事與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事業在時間上（並非巧合地 ）發生了重合。在工作場所獲得越多的自由，就勢必引向在公民權利和自由方面的訴求。
於是，在不斷髮展壯大的進步婦女公共圈，女性每時每刻都在討論和判斷辦公室給予她們的危險和可能性。工業進步運動（拉金大樓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該運動的精神）先驅人物珍·亞當斯（Jane Addams ）擔憂辦公室的開放環境有太多無法抗拒的誘惑，女人們被迫收取老闆的金錢和禮物，然後獻出自己的身體作為交換。她寫道，考慮到辦公場所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自由開放，女人們自願“墮入放縱的生活，只因為缺乏社會約束”。
比較現實的擔憂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 ）在一本速記行業雜誌中寫的那樣：女性不得不，“在拘謹和親密這兩種類似錫拉和卡律布迪斯兩難境地的情感之間，把握好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提高標準（對這代人來講，甚至是建立標準），使得男人可以依據這標準來安放他們的衝動”。最終，對於諸如埃格蒙特這樣的作者，問題似乎無法避免：性愛這個幽靈就是無法抵抗的；辦公室的經營勢必受其影響；解決方案依然不明。與此同時，這樣的畫面總是出現：“男性辦事員不斷比較辦公室裡的兩三個女孩。是金色頭髮的那個好看，還是棕褐色頭髮的那個好看？這樣的討論沒完沒了。”
不過當然了，大部分關於女性權力會超越男性的言論是男人們散佈的。而當男人將辦公室生活的危險歸咎於女性時，辦公室女性員工則輕蔑回絕了這些膽敢代表她們說話的男人。1900年，亞特蘭大會幕浸信會教堂（Atlanta's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廣受歡迎的福音派新教會牧師萊納·G.布洛頓（Len G. Broughton ）來到了紐約的布魯克林，在基督教青年會向清一色的男性聽眾發表了一系列猛烈又冗長的抨擊白領辦公場所愈發淫蕩下流風氣的演說。他表示，速記員畢業證書並非是通往商業領域成功的車票，也並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證，而是“獲得了通往淫蕩生活的許可證。我寧可直接把通往地獄的通行證遞到年輕女人的雙手上，也不願意給她那個證書，那個讓她走進老闆位於高層的辦公室，然後關上門的許可”。
許多女性聽聞了他的言論；她們不願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對男性引誘時脆弱不堪的說法。然而跟現代讀者可能設想的不同，她們的回應在政治上並不那麼得體。一位署名“維爾小姐”（Miss Ware ）的速記員給《亞特蘭大憲政報》（Atlanta Constitution ）去信，譴責布洛頓暗指速記員“墮落、道德敗壞”的言論。她堅稱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進出辦公室的速記員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貧窮、絕望、沒有信仰的人才會迫於僱主的淫威就範。紐約的評論員們更是誇張，把辦事員同他們眼中更為低級的人群分隔開來，聲稱布洛頓似乎忘記了“他並不是在討論來自南方的有色人種”，而是在說“來自更高智力發展群體”的女性。
不論女性職員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儘管到戰後時期，辦事員幾乎全是白人 ），在涉及性騷擾問題時，她們進入的辦公場所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性騷擾”這個詞到了20世紀後期才被人所知。指南手冊和團體組織給予的回答模稜兩可。人們期待女性在面對挑逗行為和言論時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裝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書手冊上寫道：“她必須學會看不到老闆熾熱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從椅背處悄悄滑過來的手臂。”而且她必須“得體並有禮貌地”處理這一切，“因為在處理此類事情時不能讓老闆感受到被回絕了”。指南手冊中有種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丟工作，否則不能挑戰男性的權威。
而實際情況也是，她們確實會因此丟了工作：一項針對1937年被解僱的12 000名秘書的調查顯示，起碼有2/3的人被辭退是因為她們或她們老闆“性格有缺陷”。根據部分回答，“（秘書 ）不願意陪老闆去夜總會”也屬於“性格缺陷”。［23］同其他辦公室員工一樣，白領女性必須表現得很職業，每個人都得為自己的工作和成功負責。
男性員工同樣因辦公場所內的性愛元素而有身份焦慮（statusanxiety ）。早在賬房年代，辦事員就因被視作毫無男性氣質而感到身份焦慮。女性在辦公場所的出現或許給了他們——尤其是經理們——一些中產階級的優越感和權力感。但20世紀初期，因白領階層未能建立工會組織而導致薪資停滯，他們相較藍領工人的經濟優勢喪失了，他們的男性氣質再次被質疑。1920年代，一樁轟動全國的謀殺醜聞立刻折射出辦公室裡充斥的種種恐懼。
在紐約市大通國民銀行（ChaseNational Bank ）的辦公室裡，速記池中的一名女子雪莉·麥金太爾（ShirleyMcIntyre ）與辦公室裡的一名男子沃爾特·梅耶（WalterMayer ）相遇。梅耶是名會計，也就是說，在辦公室的圖騰柱上並不比麥金太爾高多少。梅耶深深地愛上了麥金太爾，並馬上衝動地向她求婚。開始她答應了，但後來聽說辦公室裡的一些高管帶她出去“感受了一下高檔次的生活”（梅耶的原話），她便不願意嫁給他了。梅耶苦苦哀求，甚至以自殺相逼。
對此，麥金太爾不為所動，說自己不能嫁給他這樣“低檔次的人”。梅耶深受刺激，做出了殘忍的行為：他前往麥金太爾的寓所，開槍殺死了她，然後自殺。但是梅耶沒死成，幾年後當他恢復得差不多時，以謀殺罪被起訴。梅耶在庭審期間發表了極為煽情誇張的自辯，聲稱他的未婚妻變得相當物質，在她眼中“物品”要比愛來得重要。陪審團完全被他的言論牽著鼻子走，甚至連麥金太爾本人的母親出庭作證時都表示梅耶說得沒錯，是她女兒行為欠妥。這些言論見效了。陪審團最後對梅耶做出了寬大的判決，判定了他次於謀殺罪的其他罪名。
此外，大量的新聞報道亦介入了此樁謀殺案的庭審。大量證據表明梅耶犯了一級謀殺罪；很明顯，他早就預謀殺死麥金太爾（他寫的信確鑿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媒體卻將他塑造成男性自尊受到傷害的白領典型。麥金太爾的薪水確實要比梅耶高——她一週可以掙60美金，而他則要少掙10美金。媒體表示，任何其他人遭遇此事都會有相同的反應，並引證說，梅耶和麥金太爾若是生活在19世紀，定會過上平靜而又滿足的婚姻生活。而如今形勢已完全變了，女性逐漸獲得財務獨立，梅耶這樣的男性卻被放逐到了毫無出路的辦事員工作之上。“一部分男人擔當著大業，而所有剩下的人不過是戰艦上划槳的奴隸而已。”報紙上引用了以上梅耶跟友人的敘述。一場原本簡單不過的失敗戀愛被渲染成了白領男性的哀歌，暗指白領女性應該接受他們的愛，或者起碼應該更為溫柔地拒絕他們。
《隔間：辦公室進化史》
[美] 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 著
呂宇珺 譯
現代人，醒來的時間，超過一半都用來工作。
本書以兩大問題：我們為什麼工作，我們該如何工作得更好，直擊現代人痛點，反思我們工作方式的生成和意義：以工作謀生的我們，如何能在隔間裡，獲取人生自由？我們，比我們想象的更需要工作，和對工作進行思考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
真是本迷人的指南……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發生在美國辦公室中的，腦力勞動者的歷史……是對我們大半輩子身處其中的空間之演變的聰慧一瞥。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每週有五天我都會坐很久的車通勤，來到某座大城市某個主要商業街區某棟摩天大樓裡的某張辦公桌前，然後坐下工作……在美國，大約有四千萬人是在類似格子一樣的狹小空間裡謀生的。對此我們是否樂意呢？或許不樂意，這種不樂意的可能性，正是本書的中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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