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2017年一孩出生率暴跌才是最大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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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警惕,2017年一孩出生率暴跌才是最大忧虑

2017年官方生育数字出街,激起一片哗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对比2016年总体生育人口下降63万(降幅约为3.5%)。其中二孩生育数883万人,超过了一孩生育数达到51.2%,这个指标并当作二孩生育政策成功的效果。然而,貌似平稳下滑的出生数字无法掩盖其后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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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肯定了二孩出生率提高的成绩

那就是:2017年的一孩生育数仅为840万人,相比2016年的一孩生育数1065万人暴跌225万,跌幅超过21%,这一变化仅仅发生在短短一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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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93年新增人口变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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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5年新增人口变化数

让我们把时间回拨27年到1990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是2407万,属于那几年出生人口的中位数,由于已经是计生政策实施第十二个年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也有十年,因此相比1989年来说出生人数基本平稳,仅有1%的微小降幅,属于正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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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的增加无法掩饰一孩暴跌的忧虑

然而27年后,当第一批90后进入生育高峰期时,却大量选择了推迟生育。如果简单的以2017年的一孩生育数与1990年生育数(这个数字毋庸置疑绝大多数为一孩)相比较,仅为其35%不到,这固然有着育龄年轻人占比下跌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还是育龄年轻人生育意愿极大下降的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进入晚育年龄,他们的生育意愿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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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已经不小,已开始进入晚婚晚育年龄

另外一组数字可以从近年来一孩出生数的变化来看,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一孩出生占60%约为1012万人,2015年一孩出生占57%为943万人,出现小幅下跌(跌幅约为7%),2016年一孩出生1065万人,反弹增长13%,原因可能是受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促成更多年轻人选择提前做父母,好为将来生育二胎留出时间。但是显然这种反弹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除非再次出现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否则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难以被激发到这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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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是协同工作的成果,但效果不尽理想

经过2016和2017两年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可以认为二孩生育积压期已经接近尾声。一般认为有强烈生育意愿的高龄父母会在政策出台三年内完成观望期、犹豫期、备孕期和生育期,2016年到2017年,相信超过半数的累积高龄二孩生育家庭已经完成生育,2018年可能是二孩生育高峰期的尾声。自2019年开始,二孩生育将度过峰值期,进入与一孩生育相隔不会太久的正常二孩生育期,即以年轻父母为育龄主体的二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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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无辜的

那么正常的二孩生育率又将是如何呢?显然必须与一孩的生育基数相对应,没有一孩何来二孩?一孩生育率的暴跌,已经充分说明了90后生育意愿的极大萎缩,以90后为主力的正常二孩生育率,必然更为堪忧。堪忧到什么程度?可以认为二孩出生数超过一孩出生数并不是正常现象,是因为大量积累的高领父母的集中生育二孩所致。在一孩出生数可能跌破800万的2018年,二孩出生数应当与此持平,总体出生人口可能再次比2017年暴降1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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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来推断,国家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再次启动并迅速到位。

首先,解散计生委和各级政府的计生部门是不现实的做法,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象征“计划生育”一词可以调整为“优生优育”,控制生育数量不应该继续作为工作重点,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优生优育,这里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工作。优生优育委员会的服务范畴,应从进入合法育龄期的成年人开始,一直延续到高龄孕产妇,大约是18岁至45岁。在新生儿方面,应从备孕开始,一直服务到初生儿进入学前教育阶段(大约是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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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的家庭构成已严重威胁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其次,继续调整人口政策,将全面二孩政策修订为服务生育政策,将生育权还给每个家庭自主决定。同时,应立即停止对过往超生家庭和超生子女的处罚,取消计生与工作关系的联系,纠正过往的一些偏激措施,打消对自主生育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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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和岗位之间的二选一让家庭十分纠结

第三,为育龄家庭提供便利,具体措施应交由改变工作目标的优生优育委员会研究。明确了优生优育委员会的工作目标,服务对象和服务期限,才能有助于国家和民族度过当前超低生育率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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