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浦西隔江相望的大上南
上南，地處浦東，靠近黃浦江畔，與黃浦區和徐彙區隔江相望。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這片新村是四方雜處之地，若在裡面轉轉，打聽一下居民們的來路，他們的回答各有不同，有徵地回遷農民、南市和徐匯的動遷戶，也有早早在這裡買房的外地人。事實上，這也是許多上海居民區的縮影。
早在民國初年，浦東民族工業就有了以周家渡為中心所興建的鋼鐵廠、碼頭、輪渡等。解放前，上南路和耀華路是該片地區僅有的兩條道路。解放後，附近還有近2000戶農名漁民搭建的簡屋和滾地龍。這時的“新村建設”是為了回應當時工業發展和住房短缺矛盾。上南地區的上鋼新村轄區原為農田，種植稻、棉、麥、蔬菜等。1952年，第三鋼鐵廠在此興建工人新村，面積2735平方米，100戶職工搬入新居。
上鋼新村門口的浮雕，描繪了工廠一景。
假若今天的上南人站在1960年代的上南路上，他也許根本無法辨認出方向。當時，曾經有過一個9歲的小男孩帶著一隻籃子、一把剪刀，花三分錢從江邊碼頭乘輪渡過江，途經上鋼三廠，穿過農田、荒地、水塘，急急忙忙奔向田埂採野菜。也有過某個興致勃勃的少年為了抓蟋蟀，從浦西擺渡過來，坐上燒著煤炭的小火輪，看到岸邊拉網捕魚的老人。
假設年近古稀的時德平（化名）回到十幾歲的小時候，他多半是在家門口和搗蛋鬼們一起上躥下跳抓知了、螳螂，用棒頭敲農溝，撈了泥鰍、小魚帶回家燒著吃。分佈四處的鋼筋水泥碉堡也是他們的樂園，他們在那裡鑽進鑽出、爬上爬下，動不動就是兩個小時。
這是他懷念的那個野生“鄉下”。
時德平的“鄉下”大約是1970年代開始消失的。1971年，打浦路隧道通車。1979年，上南新村和雪野新村興建。至1992年底，共建工房2000餘幢。新村的建立時間按數字排序，以上南九村為分界，其之後的新村興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其中包括商品房。上述新村協同上鋼新村，逐漸形成上世紀至今的上南地區生活風貌。
而今俯視大上南地區，會看到，以上南路、昌里路的交叉點為中心，上南新村、上鋼新村、德州新村、濟陽新村等火柴盒一般的工房，向兩邊輻射，星羅棋佈，北臨中華藝術宮、世博源，南靠川楊河邊界。
自1990年中期起，從浦西南市區動遷而來的居民有意在上南複製一條城隍廟福佑路，得到特許做小生意。白天，空蕩蕩的架子整齊地沿街排列，遮擋了視線。晚上，堆滿小商品的攤位和來往顧客擠得水洩不通，燈光影影綽綽。這條路就是聞名一時的浦東南京路——昌里路。
昌里路夜市
大富貴酒樓是另一個南市元素的代表。2010年6月，大富貴酒樓在上南開業，一方面，總店“兩房一廳”（“兩房”特指滷味和點心，“一廳”特指堂吃）的模式被照搬過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發現“本土化”的影子，比如這裡的菜價比其他店便宜20%，再如，從婚禮酒水到便餐，你可以吃到各個檔次的餐食，豐儉隨意。
南市的生活痕跡、記憶一直深深影響著上南人的口味和生活習慣。不在一江兩岸都待過的居民是體會不到其中妙處的。
三鋼裡，似乎是從浦西“新天地”移植過來的。幾棟棕色房屋圍成的方形聚落裡面，鋪滿了“彈格路”。這裡是許多居民和老朋友親戚們聚會的據點。“我幾乎每家都吃過的。”69歲的吳才順（化名）說。退休後，他習慣獨來獨往，有時和家人在三鋼裡聚餐，這裡代表著他生活中比較有煙火氣的部分。
從昌里路看三鋼裡
時德平一家最初搬到浦東是跟隨父親工廠遷徙，1964年，無奈房東收回房子，在房管所的安排下，他們從塘橋搬到上南路1000弄，租金三四塊錢一個月。雖說是兩家人家隔用灶頭間，但一家八口從民房搬到位於二樓、面積二十幾平米的兩室戶裡，也感到生活條件上了幾個檔次。
鄰居都從浦西搬遷而來，鄰里關係融洽，他們一起參加“向陽院”（以居委會所轄的街巷為單位開展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教育活動）。時德平參加讀報，組建小分隊，表演節目。
大哥入伍參軍，因而照管四個弟弟妹妹的重擔就落在老二時德平肩上。他記得，煤球店就位於上南路斜對面、今昌里路角上，他每個月在那裡憑票領供給。
“生活環境、交通雖然沒現在好，但是人感覺好像有一種精神，有一個盼頭，將來會越來越好。”他說。
1968年，時德平面臨中學畢業分配。班主任老師問他：“儂自家想到哪裡？”他自忖是班幹部，家中三代紅，又是頂樑柱，自覺分配到工礦（上海國有企業）沒問題。沒想到，他被分到江西農場。老師說：“儂到南市區畢分組（畢業分配領導小組）去，還有希望。”
畢分組重新考慮他的情況，把他分到工礦，他本以為如願以償了。那年9月份接到通知時，他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上海城建局，即浦東工務所。“工務所啥概念，阿拉一點都不清爽。”他說。
“我去報道，格辰光阿拉單位就在在浦東南路、東昌路旁邊。分進去的學生在學堂裡廂都屬於佼佼者，進去以後，阿拉沒有一個不哭的。”
原來，工務所的工作就是修馬路、通陰溝。“敲丁字形的羊角、大榔頭，乒乓乒乓。老早都沒交關工具，全部是人工的。阿拉格辰光只有靠20歲，還在長身體的辰光。”他說。
他每天從上南走到白蓮涇，乘5分錢公交，到塘橋再步行，走到張家橋（今東昌路），再乘5分錢公交。如此每天往返可以省四角錢。
每天工作雖說苦不堪言，然而往返路上看著綠油油的農田傍著黃浦江連綿不絕，他心中是愜意的。
機遇在四年之後來臨。1972年，石化總廠在金山籌建。單位領導認為他表現不錯，問他是否願意去。“格辰光我是毫不猶豫的。”
時德平選擇紮根在金山，只有在雙休日才可能回上南探望親朋。圍海造田後，金山日新月異，他也看著上南漸漸變得教人認不出。
到八十年代以後，上南、德州、濟陽等住宅小區大規模興建，浦西人大批動遷到上南，輪渡汽笛在江面上長鳴不息，越來越多的工人或者居民每天都不可避免要乘著黃浦江的波濤擠一擠。有居民說，上海曾經發生擺渡乘客過多，以至於把船老大擠到黃浦江裡的事件。
八十年代擁擠的周江線輪渡口
八九十年代，生活軌跡隨著時代而遷徙的還有一撥人：浦東本地農民。他們的土地被國家徵用，回遷到上南新村。上南七村的保安沈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1986年，兄弟姐妹分家了，阿拉這批分房子最不格算，每個人7平方左右，三口之家，兩室戶住到現在。”他說。
沈強從楊思中學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鋼廠當工人。“我讀書還可以的，老師問我：‘高中再讀伐？’我講不讀了。老早城鄉差別多少有點的，有的做工人就算了。”
鋼廠位於江邊碼頭，每天擺渡過去，騎車5分鐘就到。沒想到，2000年左右，單位倒閉。他回到上南，在保安崗位上工作，每天看著車來人往。“上海啊，海納百川。”他說。
上南七村
浦東，浦西，農民，工人，外地人……大上南如同是一個魔方，融匯了參差不齊的元素：語言、習慣和成見，彼此磨合，更新。
“有個物業裡修水電的，本地人，嗓門哇啦哇啦，像要尋相罵一樣，帶粗話的，老難給人好印象。伊做事體老踏實的，在居民當中口碑老好。認識人有個過程對伐，阿拉也相互尊重。”70歲的居民史習平說。
“話不投機，總管跟阿拉兩樣的。”吳才順說，但他又說，“後來變脫了。浦東人和浦西人融合得蠻快的。有的男的打扮得比浦西人還浦西呢。聽伊拉口音就曉得伊拉是啥地方人，我聽到這口音倒蠻歡喜的，我自己也會講這個言話。”他打趣道，“現在交關人外地人上海話也講得蠻好。”自從在任教的大學得到福利分房，他從浦西“上只角”搬到上南八村已有30個年頭。
“回過頭來看，上海變化很大，生活在其中，感覺變化很慢。”他說。
巨大的變遷，往往只是在一草一木、街頭巷尾，一點一滴醞釀。
成山路封路
沿著成山路往西，朝上南路走，進入封鎖路段，這裡是13號線二期剩餘段的施工現場，預計明年通車。屆時，除卻幾十條公交線路之外，8號線和13號線一縱一橫穿過大上南地區，四通八達。難怪上南人說，早就不覺得他們家離市中心遙遠了。
封鎖路段盡頭是上南九村的入口，好比是整片九村北緣面向外界的一個開口。生人走進來辨不清方向，再往裡走，只看到斑斑駁駁的樓房遮擋了去路。
“往前直走到頭，右轉，一個小門出去就是了。”坐在雜貨鋪門口的紫紅T恤阿姨樂得給人指路。她身後是一棟圓弧形的小屋，綠色油漆的窗戶前擺著幾個舊桌椅和櫥櫃。
九村阿姨在雜貨鋪門口話家常
見來人稍作逗留，她好像是找到了伴一般，打開了話匣子：“倷是來動遷的啊？阿拉住在這裡27年了，天天望動遷。”
“老九村，塌刮子（區區）372戶人家。前腔講要造電梯，後頭又不造了。”她接著說。
“阿姨店開了幾年了？”
“6年了。阿拉是困難戶，街道照顧，借給我們房子。生意不好，一天都賣不出兩瓶水，坐在此裡就是解厭氣。”
正說著，迎面走來一位黃色T恤阿姨攔腰抱著胖嘟嘟的嬰兒。紫紅T恤阿姨立即滿面堆笑：“喲，抱孫子，養了幾個號頭（月）啦？”
“六個號頭了。”
“六個號頭就噶胖啦。”她說，仍舊搖著蒲扇、篤悠悠坐在門口。
這樣的情景在新村裡是屢見不鮮的。人們來來去去，總有些粘稠的維繫。
蔓趣公園，打牌談天的人們。
早在十年前，時德平出手了上南的住房，為新婚的兒子在周浦購置了面積更大的新房。如今，三代同堂。他也不免會抱怨：“那裡農村鄉下人多。”
“阿拉這種人還是歡喜到熟悉的地方。啥人情願（搬脫）？”他說，語氣中有些許無奈。他正坐在上南公園綠樹環繞的白色頂棚底下，小孫女笑盈盈地從對面的滑滑梯蹦蹦跳跳地朝他走過來。
“阿拉要回屋裡去了，馬上高峰辰光要到了。”小姑娘一旁的老伴提醒他。
而對於時德平來說，或許只有在上南，才真正意味著“回家”。只是，上南也不復是當年那個老地方了。
上南公園一角
因為世博會，上南經過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凡是沿街的房屋和設施統統改頭換面。在紅彤彤的中國館的俯臨下，縱向貫通的上南路被拓寬到8車道，其寬闊之勢，迎送著車來人往。難以想見的是，40年前，這裡只是一條只容兩輛車子通過的小馬路。
時間一往無前，空間變幻，往往裹挾著許多人生活的跌宕。
（本文部分參考《周家渡：中國一個渡口50年的那些人、那些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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