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无论出去讲课，还是参加各种论坛，亦或是看各处的文章，总能见到有关国企和民企孰轻孰重，谁优谁劣的判断、抱怨和争执，而且不局限在我所熟悉的传媒领域，几乎各行各业都在争论，甚至争论的话术也都惊人的相似，无非是：
国企的人贬自己：
1、 用人上，除非能力超群，要么论资排辈熬日子，要么察言观色走路线；
2、 财务上，如果规定电脑的采购价格是五千，只要超了一百块，就要层层上报，几轮下来，没有仨月别想拿到手；
3、 资源上，大家拼命占地盘，挣权限，抢到手了却未必真干，抢不到的就猜忌、抹黑、诬告；
4、 决策上，屁大点事儿都要层层上报，决策链条漫长而迟钝；
5、 决策过程中，参会的人先来一段肯定的“帽”，再把问题摆足，以便事后推责任；
6、 面对风险，识别风险的多，承担风险的少，最后就是什么也不做，干脆风险转移，向民企出租资源（资质），而且价格还要高高地，否则就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即使现在看来合作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你也做不了，还没胆做、没钱做，可等到人家民企赚了钱，还是会有人跳出来说你贱卖国有资产。
国企的人诉不平：
1、 我们的贡献一点不比民企小，但我们的收入跟同类民企比基本是零头。撑不着，饿不死。
2、 我们也同样“五加二，八加三”地加班（五天工作日加周末，八小时之后加班三小时），却有一万双眼睛盯着我们那点可怜的福利待遇。
国企的人怼民企：
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内心无道德，行为无底线。
而民企的人们基本也是以上套路，只不过反过来说。
民企的人贬自己：
1、 我们的决策速度快，快得三天两头就会变；
2、 我们不需要商量，全凭老板一句话；
3、 我们除了谈好的工资，国家规定的福利、休假制度常常被打折。
民企的人诉不平：
我们也是中国的企业，我们也在建设国家，照章纳税，可我们拿不到优质资源，我们只能在国企不能做、不屑做的缝隙里刨食吃。
民企的人怼国企：他们仗着资源垄断、牌照特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眼睛往上看。创新没有胆儿，小事儿不想干，专把苦活累活风险的活儿外包给我们。
以上话术看似两个阵营的争执，而仔细想想，却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屁股决定脑袋，表达对自己欲望无法实现的无奈和委屈，以及对对方的不满和羡慕。爱与恨，羡慕与妒忌交织揉和在一起。
一、国企与民企，公有与私有，这是人类做为社会化动物，用以构架社会的两种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实，人们对国企与民企的这些无谓的争论，从古至今，从中到外，就没有停息过。在中国古代，农田、粮食、食盐、瓷窑、铁器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一直都在官办、民办，公营、私营之间转换。在今天中国之外的世界，英国、日本等的邮政、铁路、地铁等行业也在一会儿国有化，一会儿私有化中摇摆。这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都将长期面临的需要动态驾驭的两个方向的力。原因其实很简单，人类是社会化动物，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区别与其他生命的发达的社会形态，如果我们是独居动物，那一定还在森林里做野兽呢！而社会的运行，最核心、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财产的分配与配置，人类大多数的战争、造反、杀戮、反目成仇的起因都是因为这个。于是，资源、财产属于社会还是个人，即公有与私有，国有与民有，国营与私营，国企与民企，就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离心力与向心力，二者同时作用才构架了社会的运转与平衡。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圆周运动就会解体；只有向心力，没有离心力，圆周运动就会塌陷。同理，
没有民营，个人动力就调动不起来，社会效率就会低下，发展停滞，经济凋敝。而没有国营，社会财富就会快速两极分化，社会公平就没有了经济根基。单靠税收的二次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滴，富豪是可以连财富加产业一起搬走滴。李嘉诚不就把资产都搬到英国了吗？其实人家并没有违反规则，如果有问题，那也是规则出了问题。二、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财产、资源的国有与私有、官营与私营的博弈史。
本来在中国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在那里，就拿过去最重要的资源，食盐为例吧：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民国，盐的生产、经营就在公营和私营之间转换，从来没有消停过。汉代，起初，盐是私营的，国家仅仅征税，但是很快，盐商们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不仅造成贫富差距巨大，更严重的是西汉本来就面临着抗击西北匈奴的征战，打仗是需要钱的，可巨富的盐商们却拼命偷税、漏税、抗税，以至于危及政权稳定，于是，汉武帝把盐的产、运、销，全部变成了官办。
变成官办就好了吗？显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官商勾结，以盐谋私。因此，盐业就在官办还是民办之间不断转换，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历程，直到民国，贺龙将军拎着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初还是因为盐！
盐，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例，其它的重要资源也都是这样，大清国灭亡的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干线铁路国有化”，导致了做为铁路股东的湖广人民的愤怒，催生了辛亥革命的燎原。
三、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对此存在着普遍的认知残缺。
如此看来，公有与私有，国企与民企（不同时期叫法不同），它们的相生相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明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甚至势不两立呢？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近代中国经历了完全私有的中华民国，也经历了把所有的民企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的完全公有的新中国的前期，如果我们客观的对待历史就会发现，它们都有自己的成就，民国也有自己的黄金十年（后期被日本侵华打断）；新中国更有自己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它们也都有不可回避的硬伤：完全私有导致的两极分化所激发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而完全的公有导致个人积极性的丧失，使得文革后期社会效率低下、经济停滞。中国能够稳定持续高速的发展恰恰是在第三个阶段，1978年以后的兼顾了公有与私有、国企与民企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如果人们能够从1911年活到今天，完整地经历这三个阶段，并且还没老糊涂，那么一定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第二，遗憾的是，人的寿命也就七八十年，导致我们今天的主流人群，年长一点的只经历了后两个阶段，年轻一点的都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因此，今天的中国主流人群是没有完全私有社会的经历和经验的，虽然可以通过书籍获得一些历史的残片，但潜意识里却觉得中国是没有私有社会的。
第三，这是因为，人类埋藏在骨子里的人性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类的体验、经验却无法通过遗传得到继承。就像对异性的爱恋是人性，通过遗传与生俱来，但恋爱的感受和经验却是看多少书、听多少故事都无法取代一场恋爱经历，这也正是恋爱是人类文化作品永恒的主题的原因。对社会的认知也是这样，读多少书都无法形成真实的社会体验。更何况，历史都是经过加工的“真实”历史，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像我们的脑海里的王昭君永远都是大美女，孔子永远都是睿智的老头儿，而很少有人想过老年的王昭君是个老太太，年轻时的孔丘的青春面孔。这些都只有他们的同龄伙伴才能知道。你对历史的认知，永远是写历史的人想让你知道的。
第四，更要命的是，为了生存，人类个体的差异和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造成了人们不同的意识倾向。个体能力差，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处于劣势的人，往往希望通过公有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个体能力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人，往往希望通过私有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更更要命的是，人类是按自己的意识倾向去获得信息的，他们本能地去选择和接受自己认同和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于是，这
两种人拼命各自找寻和接受自己认同的信息、思想、观点，并不断加以强化、夸大、美化（其实那背后隐藏的是自己渴望的，对自己有利的生存空间），而对对方的观点加以排斥、打击、忽视，势不两立。第五，于是，今天的人们一谈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企，以及它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就有极左的声音跳出来本能地要消灭“偷鸡摸狗”的民企；而一谈起改革、谈起国企存在的问题，就有极右的声音端出万能神药“私有化”。
四、猴子与大象，国企与民企。
其实，人类社会行为和现象我们都能从自然界中找出可参照的规律和对象。在自然界的生态圈里，有体型硕大行动迟缓的大象，也有身材矮小聪明伶俐的猴子，他们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彼此相生相克，相依相伴。大象可以吃到高处猴子掉下的果子，猴子可以利用大象躲避狮子的骚扰。他们都是生态里不可或缺的最优秀的动物，根本不存在谁好谁坏，孰轻孰重。当然它们也都有难以驾驭的破坏性，必须结合领地的水源、食物供应取得必要的平衡。无论猴子过多，还是大象过多，对于对方，对于整个生态都是一场灾难。这大象就是国企，猴子就是民企。
五、是猴子就得爬猴子的树，是大象就得走大象的路。
猴子身材弱小，经不得猛兽的袭击，就必须机敏灵活，才能够生存下来。如果猴子慢条斯理地踱着象步，早就成了狮子的点心。所以，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除了政策原因民营传媒无法涉足的新闻类节目外，国内大的电视节目形态的变革，内容潮流的兴起，大多数都是机制灵活，应变快捷的民营传媒开创的。特别是在互联网创新领域，几乎清一色是民营公司的天下。就连离互联网最近的三大电信运营商，都被民企猴子挠得嗷嗷惨叫。偶尔出了个人领军人物，带头出了点成绩，往往他就被提拔了，而他一旦离开一线岗位，项目也就往往半途而废了。为什么要提拔呢？不提拔待遇上不去呀！
那就不能在人、才、物等资源上采取灵活的机制，不提拔也给与优厚待遇吗？不能，因为国企是大象！大象的身躯太大，一是它的血液营养和神经反应链路太长，而且要供应和反应的组织单元也太多，它天然就不可能像猴子那么快。二是它骨骼的强度，肌肉的力量，心脏的供血能力，都是有限的，无法支持它速度太快。大象抬一下腿所消耗的能量够猴子爬一次树了；一只蜂鸟可以每秒几千次闪动翅膀，而一只老鹰若如此高频率煽动巨大的翅膀，早把自己抖成肉酱了。这是地球环境赋予生命能力的边界。企业也一样，也要遵循社会环境的“道儿”。如果国企也像民企反应那么快，那么灵活，没有那些我们所诟病的制度、规章、流程，它很快就会因过度的资源消耗和贪腐而散了架。请相信，跟每个部门，每个员工一样，大象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也同样希望最早获得来自大脑的指令，来自血液中的营养。
有人说，难道中国的航天、高铁、量子通讯不是国企进行的创新吗？是创新，但这样的项目立项伊始就是由国家承担了风险，并进行决策的。国企正常的经营性项目，谁也不敢拍这个板儿，制度也不允许。哪个电视台台长敢拍板投资几个亿做一个可能血本无归的互联网项目？中国移动当年也做过一个“飞信”，他敢像马化腾那样对全民免费吗？
所以，是大象，就必须稳重沉着，大摇大摆迈着象步，用她那碾压一切的力量求得生存。甚至还要利用自己抗风险能力强，在森林里不计成本地开出一条条路来。中国高铁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就能实现两万公里的建设，我们在人烟稀少的昆仑山深处的村庄里（村庄间相距几十公里，一个村庄只有百十户人家）竟然能享受3G、4G的服务，这都是森林给大象的任务，国家给国企的使命。而这种事儿“鸡贼”的猴子是不会干的，中国的小猴子不干，美国的大猴子也不干，不信你拎着手机去美国体验一圈儿。特别是中国近期推出的新政策要求国企拿出10%的股份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这是只有中国才可能拥有的腾挪空间，这事儿要放在美国，也许一晚上就能跳出一千个跑路的李嘉诚来！
六、猴子变不成大象，大象也变不成猴子。
猴子是变不成大象的，猴子如果长成大象般的身躯，它也必须失去猴子的机敏，而变成大象般稳重迟缓。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规章制度就必须越来越多，流程越来越复杂，进而患上大企业病、国企病。
大象也变不成猴子，大象如果长成猴子般的矮小，他也必须失去大象的沉稳，变成猴子般机敏，否则也成了狮子老虎的菜。我家楼下有一个国企开的4S店，里面经营了洗车业务，我在他们的忽悠下办了一张2000元的洗车卡，之后才发现他们每天5点半就按时下班了，除非周末白天，我洗个车还得提前请假！而不远处的民营洗车店只要有生意，人家八点还在营业。唉，你以大象的秉性和心态，干嘛要开人家猴子的洗车店！
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不论是民企对国企的抱怨，还是国企对民企的吐槽，其实大家都是在做一个违反客观规律，不可能实现的梦。都想在保持自己既有优势的前提下兼具对方的能力，成为一只机敏的拥有大象一样身躯和资源的猴子，或一头占有体型和资源优势又兼具猴子一样机敏的大象。然而，
地球环境是无法承载猴子一样的大象和大象一样的猴子的。这些体重达几吨的大家伙，而且还聪明伶俐，身手敏捷，那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森林很快会被他们像拔草一样拔光， 整个生态链很快就会断裂崩溃。兼具大象特点的猴子和兼具猴子特点的大象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两种各有优劣，各自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两个物种，它们之间只可以进行十分有限的少量借鉴，让猴子稍微稳一点，让大象适当快一点，但绝对无法实现真正的兼具对方能力的彻底改变。
总之，公有与私有，国企与民企，这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可偏废的作用力，只能根据具体社会环境和运行情况，左了往右拉，右了往左拉，寻找出一种动态平衡，极左、极右都不靠谱，都会掉入两边的沟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中国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又“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可不是一时兴起，拍脑袋拍出来的，这是中国从1911年起，用了100年，走了38年极右，29年极左，又用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才找到了这条左右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为了找到这条路，中华民族花费了太多的血泪和生命的代价。
那么，这样的道路就可以一劳永逸，千秋万世了吗？当然也不会，只是说相对于极左极右，左右平衡的路社会内耗最小，可稳定发展的最持久，更容易把社会带到安康富足的顶峰。但是，社会的安康富足又会必然地释放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好逸恶劳，丧失斗志，处于守势心态。当年富足的大明朝富足的江浙地区，百八倭寇就能撵得多少万人满山遍野四散逃串；即使今天刚刚进入富足社会的中国大城市，那里的苦活累活脏活也都不会是本地市民干的。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宿命，走着一条波浪运行轨迹。每一次处于波峰，都意味着会跌入低谷；每一次身处低谷，也意味着一次复兴。而每一次跌得越深，爬的就越高；爬的越高，跌得就越深。周而复始。
所以啊，无论你是身处国企还是民企，这些报怨、争吵无益也无用，更不能把这作为自己无能与无为的借口。这的确是体制问题，但更确切地说是“物种”问题。而事实上，有的人连体制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把在电视台、报社工作，称为在体制内，在民企工作称为体制外），就开始了抱怨，其实国企、民企都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的社会机构。所以，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想清楚自己是谁？要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在工作中处于乙方地位，喜欢按严格的流程规章做事，那就收拾行囊去国企，做一头沉稳的大象。如果你不喜欢人际关系的复杂，不喜欢循规蹈矩，不怕交往中处于劣势，那就离开国企去民企做一只幸福的猴子。
写完了，突然觉得我们人类的认知其实很是可爱又可恨，明明是一个几千来简单的道理和规律，我们却永远要讨论它，就像谈论男人好还是女人好，这样一个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永远走不出怪圈。特别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也还是免不了在这里打转转。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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