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衣買還是不買
剛到出版社時碰到的這件小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事情雖小，但足以說明當時的經濟狀況。當社長十年，總有人說我“摳”，但作為一個企業的負責人，不精打細算行嗎？每天開了門，就要考慮一天需要多少錢，要考慮這些錢從哪兒能賺來。眾口難調，當個困難企業的負責人猶如騎到虎背上一樣。
1995年9月7日下午，那是個暑意仍濃的時節，局長路用元、分管出版社的副局長邱久欽、分管人事的副局長王興懷等送我到長江文藝出版社上任。局長三大員全體出動，不可謂不重視。
在出版社中層以上幹部會議上，路局長講了三點：長江社的現狀，派我去的原因，長江社的發展方向。邱副局長著重解釋長江社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年檢登記時未有登記之事，並對前任社長的某些做法不點名地給以了批評。王興懷副局長則說要支持我的工作就是支持局黨組的工作，並強調班子成員要如此，中層幹部也要如此。
局長們分頭講過後，當著那些舊日同事的面，我鄭重表態，對長江社的未來與發展充滿信心！如果沒有信心，我不會迎難而上，來挑起這副擔子。
漢口新育村老辦公樓外景
上任後的第二天，我召開了班子會。實際上還沒有到社裡時，已經考慮了很久如何開展工作。會上除了分工，分析當前經營狀況和下一步的工作之外，就是討論是否為長江社參加局裡籃球賽的職工買球衣。
說是球衣，實際就是一件背心。具體價格我已記不清了，大約幾元錢一件。可是，大家對應該“買還是不買”都頗費躊躇。誰都知道長江社的家底究竟是什麼狀況。我到任的第二天，財務科長黃家禮明確告訴我，賬上只有8萬元錢了，《聖賢人生叢書》等待開印，但社裡沒有資金。按照慣例，印刷廠可以為出版社先印刷後結賬，但長江社欠了不少印刷廠的錢，其餘沒有欠錢的印刷廠聞訊也都不敢先給出版社印書了。同時，省財政廳組織的“三查辦”檢查長江社的財務，發現賬實不符，又決定處罰1.6萬元。這時候還買球衣，讓大家都很為難。
坐在我辦公室隔壁的資料員是一位籃球愛好者，他的神經因為其它原因受過刺激，患了迫害妄想症。我到出版社的第二天，他就在隔壁大叫大吼，說美帝國主義要迫害他。他奮起反抗，結果把資料室的玻璃敲破不少。不過他同時又是一位籃球愛好者，對於社裡“買不買球衣”，他表現出了空前的關心。幾次在我的辦公室門前探頭，問：“
球衣買還是不買？”
長江社的經濟狀況，我過去知道一些，但如此山窮水盡，我始料未及。當時，除了生產生活捉襟見肘，還面臨著與人民出版社合作建房的事。
兩家社合作建房籌備已久。三年前，我調出版局之際已經開始拆遷。出版社院裡職工住的舊房折了，大家紛紛搭個棚子在外面過渡，幾個春夏秋冬，大家盼到可以動工了，出版社沒錢。出版局給社裡撥了100萬元錢，但社裡用作發職工工資了。在與人民社合建的賬上，長江社只剩下5萬元建房款了。
一個月後的10月10日，出版社班子全體成員到出版局做了一次專題彙報。我主講，副總編周季勝、副社長唐世金補充。路局長最後總結，他在肯定新班子一個月的思路後明確表示，建房的錢局裡先墊付，日常生產資金出版社要自力更生。至於出版社希望把局裡租型人民音樂出版社的《音樂》教材交給長江社經營的事，再專題研究。
我回到社，隔壁的年輕人以為我從局裡討到了錢，興沖沖地問我，球衣這回可以買了吧？看著他並不太正常的眼神，我咬了咬牙，說，“行行行，球衣買。”
後來，出版社的球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小夥子又來告訴我，“幸虧你買了球衣，大家心氣神很好。”
閱讀更多 出版家每天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