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这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
毛坦厂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如果你在上午的11点45分之前，你会发现这个小镇安静地过分，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
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
毛坦中学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
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
进了校门，事一块巨大的LED屏幕、一座体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邓小平雕像。屋脊上还有一栋微微发光的沙漏型建筑，那里是行政办公室，看上去更像监狱的瞭望塔。
校园本身和美国院校的校园一样，修剪整齐，不过这里安放着一些装饰性的石头，上面刻着校训：“不比智力比努力！”
最重要的新建筑是一栋五层的红砖楼房，复读生就在其中的教室里上课。
在那个周日的下午，当他们是这所学校里“最拼命的学生”—他们每周的休息时间只有90分钟。每间教室里都塞满了学生，超过150人，学生们说，老师讲课时得用喇叭大声喊才行。
复读生常常每天晚上要复习到凌晨1点半。许多复读生说自己活得像一个鬼。
毛坦厂每个房间里住着10名甚至12名学生，全都是上下铺。窗口覆盖着丝网，学生半开玩笑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丝网上挂满了晾晒的袜子、内衣、T恤和鞋子。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设施—没有电源插座，没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个独立的澡堂之前，连热水都没有。
教师的冷酷口头禅：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在毛坦厂的校园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工资一样高。
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5000元的奖金。
退休的化学老师杨启明说自己见证了毛坦厂中学从一所贫穷的学校，膨胀成今天这种巨大规模的全过程。在他1980年加入教师队伍时，这里还只有800名学生，而在这所中学壮大的同时，多数乡村学校都在萎缩，因而这种转变殊为惊人。
尽管如此，他对死记硬背造成的压抑效果仍然颇有怨言。“总是这样学习，娃娃们的脑子都僵掉了，”他说。“他们知道怎么应付考试，可是不会独立思考。”
在老师们看来，一个学校就应该有自己的制度，毛坦厂可能会更严一点，但绝不是非人生活。毕竟进入毛坦厂中学学习的，很多都是成绩“有问题”的学生，而不是衡水中学的那种“尖子生”。
补习中心全部是高四学生，来自安徽各地甚至省外。这也是中国最大的补习中心之一，一栋楼里补习的考生超过5000人。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个小时监督100到170名学生—所以学校规定，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
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名次。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
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一些老师还让学生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
对于复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为了激励学生，很多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两横一竖，干！”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徐鹏，是个英雄
毛坦厂最有名的毕业生是19岁的徐鹏。他身材瘦削，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想去一个“严酷的地方”。
和中国的6000万“留守儿童”一样，徐鹏是由祖父母带大的，父母则在遥远的城市无锡贩卖水果。
然而，当徐鹏在初中表现失控时—逃课，与朋友偷偷外出，沉迷于电子游戏，他母亲非常气恼，徐鹏选择了毛坦厂中学。“我只知道这所学校非常严格，甚至有一些学生因此而自杀了，”他告诉我。“于是我就相信了。我觉得如果不这样，我就会管不住自己。”
到毛坦厂后不久，徐鹏就觉得，老师们还不够严酷。徐鹏决定，他必须培养强烈的自制力。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课间、上厕所、在食堂里，他都会做自测。有时深夜11点半熄灯之后，他还会开着电池供电的灯继续学习。
在毛坦厂的第三年，母亲也来到这里，带着徐鹏住进了在镇上租的房间。这时徐鹏的考试成绩开始提高到年级第一—几千人中的第一名。
徐鹏的班主任老师说他有可能成为毛坦厂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
老师告诉他，学校的管理层非常期望有人能考上一所中国的顶尖学府，他们将给这样的学生颁发一大笔奖金：30万元。
高考前，徐鹏躲在六安市考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48小时没有出门。“父母觉得我疯了，”他告诉我。“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肯从屋里出来。但是记忆这些资料，就像是为奥运会做赛前训练，必须保持状态。休息一两天，你就不在状态了。”
这种额外的努力可能产生了效果：徐鹏的高考分数为643分，总分是750分（但从未有人得到过满分）。清华大学在安徽省招收理科生的最低分数线是641分，徐鹏高出两分。
徐鹏的成就在毛坦厂家喻户晓，以至于杨维把他称作“偶像”。徐鹏和他母亲之前租住的房间，如今被宣传为“状元房”。毛坦厂中学的管理层把徐鹏请回校园，向300名经过挑选的学生，也就是每个班成绩排名最高的学生，做励志演讲。
毛坦厂中学现在号召学生们“学习徐鹏”。
如今，已经在清华大学校园读书的徐鹏怎么样了呢？他仍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穿着破旧的外套，袖子捋到了手臂上。徐鹏显得有些憔悴。
他的脸圆圆肉肉的。“因为吃不惯这里的饭，我瘦了七公斤，”他说。大学生活的自由，也需要适应。“这里没有规矩，”他说。“第一学期我很困惑，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要做什么。
”“我学习还是很努力，”徐鹏说，他想去美国读研究生。“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烧香放孔明灯穿安踏鞋，
毛坦厂考前的各种奇葩迷信风俗
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厂镇的高考气息一天天浓厚起来。街边小贩一边卖葱，一边卖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摊子都适时出现。
在毛坦厂中学那棵百年枫杨树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墙面上的红绸、锦缎已褪了颜色，覆盖着崭新的锦旗“我求神树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树旁，香烛摊一路绵延至中学门口。
6月，大批学生离开学校赶赴考场的前一天晚上，几十盏飘动的孔明灯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它们发出空灵的橙色光芒，越升越高，犹如一个象征着希望的星座。考生的家人点燃了浸过油的布团。
热气把孔明灯带离地面，人们的祈求声也变得更响亮。“请让我的儿子上分数线！”一位母亲吟诵着。
明亮的孔明灯顺利地升上夜空，其中一盏被电线缠住，放飞这盏灯的母亲看起来深受打击，这是个恶兆，预示着她孩子的高考分数会“过不了线”。
尽管这座镇子将备考转变成了死记硬背和不断重复的机械程序，但是毛坦厂仍然充斥着走投无路之际产生的迷信和风俗。
许多学生都有某种“护身符”，比如红色内衣（人们认为红衣服很吉利）、安踏、耐克牌的鞋子（对勾形的商标让人联想起正确答案），或者从学校大门外的商贩那里买到的“健脑”茶包。镇上最畅销的营养品是“脑清新”和“六个核桃”（核桃之所以被认为可以增进脑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状像大脑）。
杨维的父母好像并没有特别迷信，但是他们愿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为了住得离神树及树下大约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
就在巷子里，有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凳子上，穿着并不合身的条纹西装，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图。只需要花20块，他就可以帮你预测未来：婚姻、子嗣、生死，当然还有高考成绩。
那天晚上，毛坦厂几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祈求。两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着爬上了长长的台阶，一直挪到毛泽东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仿佛是在求皇帝开恩。在神树前，有数十名家长和孩子祈福。
他们点燃最后的几柱“状元香”，而那堆炽热的香灰还会继续烧一整夜。走过街角，停着几十辆大巴车，准备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厂的一万多名考生赶赴考场。它们的车牌尾号都是8—这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幸运的数字。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学生说，在这里读书就等于坐牢
学校超市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机电池和台灯正在集中充电，上面写着主人名字，五角钱一次——原来，为了防止学生娱乐，女生宿舍里连电源插座都没有。刚到金安中学，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来说，毛坦厂的严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别适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学生”——王玲觉得，她原来就读的另一所乡镇高中，晚上9点就下晚自习，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网的“客观”原因。
而在毛坦厂，班主任让她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有期徒刑，一年”。
知乎上有个作者，叫叮叮吃货，她说自己是06年夏天去毛坦厂中学复读的，到了毛坦厂生活是这样：早上6：00起床，6：30早自习，7：30早自习结束，吃早饭，8：20上课，也就是就50分钟离开教室去吃早饭，中午12：00放学，下午两点2：00上课，大多数都是吃了中饭，立马回到教室随便趴一会就看书，下午5：30下课，然后吃晚饭，6：30晚自习，一直到10：30，就是做题做题做题，11点学校关灯，大多数同学都是下了晚自习一直看书到11点熄灯再回去。
除了学习，王玲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她的时间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早上6点20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2小时，但班主任要求学生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但她没有理由退缩。她是主动要求到金安中学复读的。金安中学是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共同出资成立的私立中学，接纳复读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资源共享，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所学校。
一进教室，王玲便被各种口号和标语包围。前后门贴着，“进班即静、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贴着“天道酬勤”，两边还是标语：“树自信、誓拼搏、升大学，回报父母;抢时间、抓基础、勤演练，定有收获”。
老师戴着扩音器上课，151名学生挤满教室，“笔掉了都不能弯下腰捡”。逢考试时，学生便自觉拿出一块白板立起隔开。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举办过运动会。当然，音乐、体育课已在高三课表上绝迹。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直到来到小镇，王玲的妈妈才知道，毛坦厂没有“毛毯厂”。接着，她以100元一天的价格包下了私人所开快捷酒店的一间房。那些金安中学东门对面的房间，隔断成8平方米左右，带独立卫生间和热水器，每学期8000块钱还抢不上。
房东的租房公告还会特意写明：“学生休息时间内，不能洗碗、洗衣服。”
这天中午，她刚叠好女儿的衣服，又拿起毛线织棉鞋套。蒸好的饭在电饭锅里热着，就等着女儿在半小时里匆忙回来吃一口。
“这里什么都贵”，她有些抱怨。没有1块钱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块钱一斤;猪肉12块，而她家只要8块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几乎无事可做。学会了做棉鞋，偶尔打牌。白天，小镇静悄悄的，在学生放学的两个时段短暂沸腾重又安静;傍晚，蜗居的陪读妈妈们三五成群，遛弯闲逛、跳广场舞，成为独特一景。
很难说清在巨大压力下朝夕相对的母女，关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年时间，对于妈妈们来说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们甘愿承受。
2018年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的41年。那年的冬天，500多万青年涌向考场。
在中国，高考作为改变若干家庭，尤其是普通家庭子弟命运的重要通道，家长们咬紧牙关，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读书，高昂收费的民办学校及培训机构就有其存在的空间。
马上又是一年的高考日，随着一批学生参加完高考毕业，即将到来的暑假也许会让毛坦厂镇这个地方暂时安静下来，但很快又有一批新的复读生和他们的陪读父母到来，当然还有一批新的生意人涌进来……
“在北京你有无数条路线通往五道口，在毛坦厂你只有一条狭长的小路走出大别山！”
閱讀更多 成都青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