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的重型獵鷹火箭飛天成功，把馬斯克一輛特斯拉推入太空。狂人馬斯克親身給同在美國的賈躍亭示範了一下什麼叫
“我們吹過的NB，正在一一變成現實”。
重型獵鷹是現役運力最強的火箭，在人類航天史上也僅次於土星五號。這件事有多牛逼呢？它可以把63.8噸的重量推入近地軌道，可以把16噸送達火星。什麼概念？我國國內最強的長征5號運載火箭，可以吧25噸重的貨物投遞到近地軌道，把5噸重的貨物送達火星，也就說，我們的火箭運載能力，連馬斯克的一半都達不到。
到了今天，誰再說，賈躍亭是中國的馬斯克，應該也說不出口了吧。
但我們今天不是來吐槽賈總的。
今天想寫這篇文章，一個是因為兒子生日，一個是因為最近總有人問我，如何從重型獵鷹升空事件看我國科研技術的發展？第一個問題只對我有意義，第二個問題，對很多人有意義，而且我發現，問這個問題的人，通常有一個對標，就是美國，言外之意，什麼時候，中國能超越美國？
我想先講個故事，這個故事有關馬斯克，主角卻不是馬斯克，是個中國人。
2012年12月11日，馬斯克的SpaceX公司發了一條推特，紀念一箇中國人，這個人是誰呢？他就是錢學森。
看過《火星救援》的朋友都知道，電影裡這個項目是JPL主導的，JPL可以說是人類推進空間探索的先驅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實驗室，開始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間組織。
而錢學森本人，就是JPL的五位創始人之一。1937年，加州理工大學的五個青年，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叫“火箭俱樂部”。這個小組一開始在宿舍鼓搗炸藥，想造出火箭，由於設備過於簡陋，他們經常製造爆炸事故，所以這個小組又被叫做，“自殺俱樂部”或者“敢死隊”。
而他們也在1939年釀出一個重大事故，五人小組製造的火箭主體發生爆炸，把牆體炸出一個大洞，其中一個碎片距離他們坐的椅子只有幾英尺。
從此，他們被禁止在學校實驗，但是卻並沒有得到懲罰，而是為他們找了一個河谷做實驗，這就是JPL的所在地。
後來，他們得到了美國軍方的重視，撥出大量經費供他們研究使用，而第一任主任就是錢學森的導師，馮·卡門博士，第二任主任是錢學森的大師兄，也就是五人火箭小組的創始人馬林納，1948年，錢學森也擔任過JPL的主任。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錢先生因為美國麥肯錫主義猖獗，遭到不公正待遇，最終離開了美國，回到了中國。
故事講完了，我想說什麼呢？
兩次世界大戰，為什麼德國敢於成為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德國是世界的科學中心，誇張點說，彼時的德國已經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世界史開始跨入啟蒙時代以來，世界的科學中心先後有五個，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成為科學中心的，要麼是世界秩序的建立者，或者，至少是世界秩序的有力挑戰者。
17世紀的英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並最終建立日不落帝國的世界秩序，此後，法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並攜此之威試圖挑戰大英帝國的世界秩序，可惜失敗，世界的科學中心發生轉移，來到柏林，而德國最終兩次挑戰世界秩序。
而在最後一次挑戰世界秩序之前，世界的科學中心已經開始悄然轉移，不過德國人還渾然不覺而已。
而美國人何德何能呢？美國人憑藉的就是，五個年輕人可以在宿舍裡造火箭的自由度。
所以故事告訴我們：
1、哪怕你僅僅只是成為世界的挑戰者，你都必須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
2、成為科學中心，你必須有足夠的容忍度和自由度，給這些天才，科學怪咖，青年才俊足夠的空間成長。
多說一句，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來，日本從未成為世界秩序的有力挑戰者，即使日本最強盛的時代，也從未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最多是應用技術的中心，而他們居然敢在二戰時期偷襲珍珠港，在70年代覬覦美國，產生買下美國的野心，真的是瘋了。
而蘇聯在二戰後接收德國大量科學家，技術突飛猛進，與美國在冷戰中你追我趕，確實一度是有問鼎世界的氣象，而即使這樣的蘇聯，當喪失了科學優勢之後，下場又是多麼悲慘。
那麼我們回到開始的問題，如何從重型獵鷹升空事件看我國科研技術的發展，我們首先問：
1、中國是世界學術中心了嗎？
2、北京吸引了世界最優秀的頭腦來學習了嗎？
3、我們能夠容忍年輕人炸宿舍嗎？
問完這三個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回答上述問題了。在近代以後，科學技術就是硬道理。這已經不是蒙古人可以征服世界的時代了，野蠻人的時代過去了。
而這些科學技術最前沿的人，包括錢學森、馮·卡門、愛因斯坦這些人，本質上是“世界人”。什麼是世界人？他們不屬於一國一家，他們屬於世界。
世界哪裡自由，他們向哪裡去。
所以討論科研技術的發展問題？實際上就是討論中國的容忍度如何？馬斯克成功了，我們看到了一個馬斯克，會問，我們為什麼沒有馬斯克？可是我們不要忘了，產生了馬斯克的國家，同樣在70多年前，產生了JPL，產生了錢學森。
這是一脈相承的，錢學森是先成了美國的錢學森，然後才成了中國的錢學森的。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缺乏天才，但是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能讓自己的天才成為天才，甚至把別人的天才拿來用，這其中的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計。
馬斯克不是孤立的，我們看中美的不同，一個明顯的點是，在中國，最重要的創新力量都來自官方，而美國，實際上，給了馬斯克們一個可能，美國的企業，美國的大學，美國的個人，都能成為重要的創新力量。
所以我們一提到科技公司，就是互聯網企業，好像其他行業，尤其傳統行業，不需要多少技術，實際上，就算是互聯網企業，中國的很多公司也只是山寨，比如知乎抄襲quora，人人網抄襲facebook，並沒有在科技上進行研發積累的動力。
而美國不同，美國的企業很多都是科技型公司，比如說沃爾瑪，我們知道它是零售巨頭，但很多人不知道，它也是科技公司，它的研發團隊也很強大，它可以用區塊鏈追蹤無人機快遞的技術，還有“漂浮倉庫”的專利，在300米高空漂浮一個無人機航母，再用無人機向各家分派包裹，在他們的門店，正開發面部識別系統，用來在結賬處識別用戶的情緒。該技術主要針對排隊起始到結賬過程，攝像機記錄下顧客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然後分析他們是否不滿，管理人員將知會對應員工提高服務水平，緩和用戶情緒。
所以，美國的創新力量是一種分佈式的，區塊鏈式的，而中國的創新力量是一種集中式的。
由於中國的文化影響，從幾千年開始，我們的權力機構都是集中式的，所以我們的組織形式，政府、企業、社會組織，最終都是集中式的，我們特別迷信
“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要把一切重要力量集中起來，這種組織形式有優勢，尤其適合後發追趕先發優勢，但是，這樣忽略了一個問題，當方向走錯了怎麼辦？當你把力量集中到一起，一旦犯錯，是沒有辦法糾正的，秦二世而亡，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你沒有備份。
而分佈式的優勢在於，它保留了多樣性，美國陸軍曾經認為，火箭技術沒什麼重要，但是，加州理工大學，五人火箭小組給了美國一個備份，NASA每年都有資金扶持全美國的私營航天企業，而馬斯克不過是美國航天事業的備份之一罷了，換言之，馬斯克的獵鷹成功不成功也沒有什麼關係，沒有馬斯克，也會有驢斯克，騾斯克。
中國有句古話，叫歧路亡羊，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的羊丟了，在一個有很多條岔路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因為歧路之中又有歧路，沒有那麼多人力去把所有的道路窮盡。
這就相當於，我們拿著一個錘子，被蒙上了眼睛，而我們面前，有一堵牆，牆上只有一個釘子，我們只有砸中釘子，才是正確的方法。
科學也是這樣，科學走到一定地步，前面也是無數的岔路口，即使是天才，也可能只是一條道走到黑，不能把所有道路窮盡。靠單一的力量是沒有辦法把所有可能窮盡的，這時候，你就需要外界的力量，幫你把其他可能嘗試。
但這在我們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說一傢俬營公司造火箭，就是造飛機，都很難進入，所以你能想象，有一天，當航天科學走到一個岔路口，你敢保證我們的選擇每一次都正確嗎？
所以，不要問我們前路如何，就算真的是時運當頭，天命在我，那麼然後呢？當終有一天我們領導世界到了一個岔路口，我們會不會歧路亡羊呢？我們怎麼能保證自己一錘子砸中那顆釘子呢？
閱讀更多 霍老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