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题图为：杨大方遗照（2016年拍摄）
提到老兵，许多人会想到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句名言：“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刚铩羽朝鲜。
66年之后，一位曾经驾驭银鹰在朝鲜战场上搏杀的志愿军老兵，在晚年的“第二战场”上奋斗到了人生的终点——揭露侵略者的历史罪恶，为受害者讨一个公道。
1940年10月4日，是杨大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当天上午9时许，日军飞机在衢州上空施放了带有鼠疫杆菌的粮食、碎布、纸张等物品，其中还混有大量吸饱鼠血的跳蚤。由于清洁不彻底，鼠疫还是爆发了，市民纷纷逃亡。
杨大方的父亲杨惠风，当时在古城里开设了一家钟表眼镜店，因为舍不得这份家业，加之自己身强力壮，所以就没有外逃。次年3月下旬，杨惠风染上了鼠疫，高烧不退，淋巴肿大，全身红肿，水米难进，因为没有特效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去世了。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在东京街头示威游行，右三为杨大方，右四为王选。（资料照片）
按照防疫要求，病人的遗体必须深埋。而杨大方和母亲则被带到衢江中的船上，隔离半个月才被放回家中。而和父亲一起开店的叔叔虽然逃到了乡下，也患病去世。痛失两子，久病的老祖母悲愤而死。生前每当提起此事，杨大方每次都激愤万分，他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最后安葬在哪里。
直到2011年，一份恶魔的自供状才浮出水面。当年，日本友好人士奈须重雄发现并公布了日军731部队研究人员金子顺一在1944年向东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集，其中一篇是《PX的效果略算法》。P为鼠疫，X为传播鼠疫的主要媒介印度克蚤，文中说：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当时的衢县上空投放了8公斤“PX”，共导致9279人死亡｡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衢州，当时在读高中的杨大方参军入伍，随后又被组织选送入校学习，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奔赴朝鲜战场。1976年9月，杨大方转业回家乡工作，1992年他在衢州市体育局副局级巡视员的岗位上离休。
杨大方曾是一名年轻的空军飞行员。（资料照片）
1996年夏天，杨大方遇到了一位来自义乌的客人，她的老家崇山村同样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日军细菌战部队还在村边的林山寺里对患病的村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为此，村民发起了对日诉讼，这位名叫王选的女子就是他们的总代表，她是来衢州调查取证的，一同前来的还有几位日本友人。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了讨回公道的机会。”杨大方生前回忆说，他立即报名参加调查，又参加了赴日的诉讼团——从1997年开始,浙江省和湖南省的180名原告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而东京地方法院则于2002年8月27日、东京高等法院于2005年7月19日分别作出一、二审判决，判决原告团败诉。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决定,维持二审判决,即承认日军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杨大方手持父亲遗像在东京出席新闻发布会。（资料图片）
从1997年到2007年，杨大方带着父亲的遗像，四赴东京。现任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战史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的王选回忆说，为了节约费用，大家在日本常以泡面充饥，而老杨更始终是艰苦朴素的老兵本色。“老杨很帅的，不愧是老飞行员。”
在赴日诉讼的同时，杨大方和老伙伴——长期开展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流行病学调查的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同赴东京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吴世根——发起成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
这处展览馆是衢州市区罗汉井5号的一座宅院，建于民国初年，离杨大方儿时的家园不足一华里，当时日军的飞机就是在这里的上空投放细菌的。展览馆里竖立着“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一边的黑墙上铭刻着受害者名单，名单上的第二个受害者就是宅院当时的女主人黄廖氏。
2007年，杨大方在向柯城区府山街道县学街社区的孩子们讲述衢州细菌战真相。吴铁鸣 徐洁艳 摄
2005年清明节，展览馆建成开馆，当时的设施相当简陋，许多展板是由三位老人手工制作的，展示的是他们在诉讼期间积累的调查资料、图片和实物，而办公用品也是从政府机关淘汰下来的。
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衢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多方筹资近200万元，对展陈内容进行了提升改造。2013年9月18日，展馆重新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陈除了运用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物外，还借助数字科技手段，通过场景还原、3D影视、多点触摸、增强现实等方式营造视听冲击和互动体验，使参观者有更直观的感触。
2014年，全国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公布，纪念馆榜上有名，而在浙江，能名列其中的遗址当时也只有三处。提到建馆的缘由，老杨曾说：“今天之所以放大复活这段屈辱，就是要让记忆的力量汇聚成真相之山，罪证立在那里，这一页就不容易翻过去，希望年轻人要记住历史，珍爱和平。”
杨大方生前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内展示自己在日本法庭指证细菌战罪行的照片。韩强 摄
而杨大方生前一直牵挂着的，还有一批“烂脚病人”。他们主要生活在浙赣铁路沿线村庄，发病都在日军侵袭之后，起初是腿上发痒冒泡，抓破后就开始溃烂，流血流脓，气味难闻，伤口边缘的老疤痕就像黑色的树皮。曾到当地考察的美国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认为，从20世纪初的鼻疽病例看，其病情和这些“烂脚病人”惊人相似，而日军有用鼻疽菌进行人体实验的档案。
“我爷爷两兄弟生了十房子孙，有七房的人有‘烂脚病’。我父亲兄弟六个‘逃日本’回到村里，下田种稻，都得了‘烂脚病’。我兄弟六个从老大到老四，也就是我，也得了‘烂脚病’，现在总算治好了，这么多年来，我头回穿皮鞋走路。”老涂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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