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功名原为士人进身之阶，然因僧多粥少，竞争激烈，衍生出不少科场舞弊的问题。
作弊的方式五花八门，应试者为求中式，不择手段，机关算尽。例如，有的考生找人代试，即请托文理精通之人代为考试，考后按约付银，于是京城考场附近，甚至出现了专门经营代考业务的枪手，专为场内代倩文字。其代考的方式亦多，例如买通保人，使代考者混入场内，即所谓的冒名顶替；买通编号人，让代考人与雇主座号相连，曰联号等。
夹带，又称怀挟，是指考生把与考试内容相关之书籍、文字私藏在衣服和考具之中带入考场抄袭。有的考生顾虑挟带厚重书籍进入考场易被搜检没收，便雇请善写绳头细字之人抄录文字，或藏在衣带、鞋袜、篮筐、凳子、砚台底座、笔管细缝；或藏在果饼、蜡烛之中；还有的人将文字藏于发辫和肛门里；又有人想出用药煮后沾点药汤写在青布衣裤，涂上泥巴，入场后擦拭干净即能看见文字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
传递，则是买通巡场兵役和号军等场内供役人员，帮忙传递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字纸；或与考官、考务人员等串通，帮助逃避入场搜检，预先将文卷埋藏于号舍或出入场所；或迨考生领到考题后，用砖石等物将题目送出场外，等到文字作成，或遥点灯竿、连放爆竹，或将驯养鸽鹞系铃放纵作为记号，预先指定地方以便关通接递，仍用砖石等物掷入场内。有心作弊的考生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
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不少记载着科场舞弊的案子。这一件为例，说的便是道光五年七月间举行陕西省乡试时，朝邑县生员雷寅丙为同县生员谢温等代倩长安县举人李印全等作文，商同号军贾世英传递未成当即拿获发交两司审讯的始末。
雷寅丙与同县生员谢温、监生刘继铎、长安县举人李印全以及充号军之贾世英均相素识，道光五年七月，雷寅丙等先后来省乡试，谢温为求中式，请托雷寅丙倩枪传递，寅丙遂向文理精通之李印全说合，中式后致赠谢银一千八百两，不中致送润笔费二百两，印全则允诺不论中与不中，分给寅丙仲介费二成。依样画葫芦，寅丙又说服原无作弊念头之刘继铎，往邀甘肃文县举人韩秉泰枪替，说合中式后谢银一千四百两，不中致送润笔银一百五十两，秉泰亦许分给寅丙二成银两。寅丙再向贾世英商允设法传递，用白布小口袋装盛红色烧料珠子，以颗数定为号数，先给应试者带进场内，场外将诗文包卷亦照号系珠递进头道围墙院内，由更夫接收传递。
拜托贾世英代为传递之人为数还不少，长安县生员王庭献闻知，亦向世英索取料珠口袋一只；另有长安县生员孔贻桂向世英索取四、五、七、九号口袋代为揽人，最后因觅人不出，才将口袋退还；甘肃宁州生员李梦庚亦辗转从世英手上拿到六号、八号两只口袋。
孰料考试当日，官役巡查严紧，刘继铎、王廷献临场后悔作弊，各自作文完卷。而抛进西边头道围墙内之料珠口袋六个、诗文八卷等物，由于场内等待接应之更夫听闻其声，尚不及捡收即被巡查官役查获，这场集体舞弊事件至此宣告失败，所有牵连此案之人皆难逃法律制裁：谢温、雷寅丙、号军贾世英、抛递文卷与接收文卷之人、受托代觅传递及转向说合若干人等均依例各杖一百，徒三年。代为作文之李印全被革去举人，杖一百，徒三年，仍枷号两个月，满日各至配所折责安置。刘继铎、王廷献初无枪倩传递之心，被雷寅丙等再三哄诱始行允从，临场旋各后悔，俱自作文完卷不用传递，虽情尚可原，然两人仍被革去监生、生员，依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免其枷号。孔贻桂向贾世英索取口袋代为招揽，意在图利，被革去生员，杖八十折责发落。至于在逃之枪手刘兆奎等亦被革去功名，迨缉获日另结。
科举制度自实行一千多年以来，为封建社会拔擢了不少人才，相对的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进步，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越来越多的士子为改变其社会地位，一圆获得高官厚禄梦想的途径时，少数不肖之徒铤而走险，希冀借行旁门左道取得功名，于是导致了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舞弊行为。此次查获之事件，只是有清一代科场舞弊中之冰山一角，尽管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有了更完备的制度与规范，但受到传统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以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诱惑，仍阻挡不了一波波强劲的作弊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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