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方濟眾先生是長安畫派的主將之一，是後長安畫派的締造者。在陝西畫壇起著承上啟下作用，更是長安畫派精神的“傳薪者”。但是，關於他的藝術行為和藝術風範卻鮮被畫壇知曉和理解，也缺乏客觀公正的評價。
今天，當西安再次成為時代關注焦點，長安畫派再次被學界回首。方濟眾先生的藝術價值與藝術貢獻逐漸清晰。2018年4月，方濟眾故居暨美術館開館儀式在漢中市勉縣方家壩隆重舉行。2018年6月，是長安畫派六人習作進京展57週年紀念，為此，陝西畫壇在積極籌備關於長安畫派的學術研討和文獻展，試圖重現仰望這座學術高峰。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重新認識長安畫派前期代表人物之一、後期旗手，陝西國畫院院的首任院長、優秀的田園山水畫家方濟眾先生，是極其有必要的。
外界大多隻識趙望雲、石魯、何海霞長安畫派“三傑”；外界也有傳言“長安畫派後繼無人”。三傑之外依然有豪傑，長安畫派早已進入後長安畫派。而這些，與方濟眾先生有關。
方濟眾，（1923一1987）筆名雪農，陝西漢中勉縣人。生前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陝西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陝西國畫院院長、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文代會代表、陝西省第六屆政協常委。方先生為我國著名山水畫家，長安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1， “走出長安畫派”
1981年，方濟眾先生58歲，他迎來了人生最後一次挑戰和機遇。1981年，也是陝西畫壇重要的時間節點，這一年，拉開了後長安畫派的帷幕。而幕後推手，便是方先生。
那年的1月5日，陝西國畫院正式成立，方先生為首任院長。這個時候，他已是陝西甚至全國畫壇有影響力的藝術家。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導致陝西畫壇人才隊伍的青黃不接，病重中的石魯呼喚被下放在陝南家鄉的方濟眾，在這年底回到了老美協大院，作為省美協副主席主持業務工作，並籌建陝西國畫院。“這個時候，長安畫派奠基人、創始人之一趙望雲先生已經病逝，而石魯精神肉體在文革遭受了極大摧殘已無法支撐，臥病在床基本很難出來；康師堯還沒回到美術界，何海霞當時也比較潦倒準備要離開西安。此局面狀態客觀上已使陝西畫界喪失核心凝聚力而無軸心運轉。”《對話方濟眾：走出長安畫派》一書作者吉武昌這樣回憶當時背景。
方濟眾臨危受命，依靠石魯等的有力支持，創建畫院後，先後將從美術學院畢業的中青年畫家招進院內，他們有苗重安、崔振寬、羅平安、郭全忠、王有政、張振學、程徵。那個時候，方先生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改變，他當時主張：“必須和長安畫派拉開距離，必須和生活原型拉開距離，必須和當代流行畫派離開距離”，正是所謂：走出長安畫派。對此，方濟眾先生的學生、著名畫家崔振寬先生認為：所謂走出長安畫派，並不是否認長安畫派的精神，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繼續探索中國畫的現代化轉型問題。
在畫院創立初期，依然存在嚴重的學術問題。“長安畫派在藝術探索過程中，其學術主旨是以趙望雲藝術之路與石魯藝術精神相融而形成的。然而這與當時全面接受前蘇聯美術潮流影響的美術學院，在創作教學方向存在著較大差異。一個是站在中國文化發展歷程上，一個是中西文化結合模式，而這種中西結合實際上是以西方造型觀念與審美方法佔主導的。這兩者在文化觀念與藝術思維上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評論家程徵先生這樣分析方濟眾先生辦“中國畫研究進修班”的背景，而傳遞長安畫派的藝術主張，正是方濟眾先生要做的。
那個時候，方先生身體已經不是很好了。“在80年代初，為恢復美協工作，為籌建省國畫院，籌建美協新住宅樓，美協畫廊，他常早出晚歸，東奔西走。那時他還不到六十歲，就常常要用柺杖助行了，可見他一天何等之累。”其女方黎回憶說。
1983年作
難得出奇1980年
大海揚帆1984年
方先生掌門的陝西國畫院是和當時北京、上海、廣州、江蘇齊名的五大畫院之一。他上任之初，便舉辦了規模空前的並具有極高學術品味的“中國畫研究進修班”，為全省的中青年畫家們“補課”。方先生利用自身影響力親自出面從全國各地請來一大批文藝界名人，比如吳冠中、何海霞、劉文西、陸儼少、華君武、葉淺予、周思聰、黃胄、崔子範、周韶華、蔡若鴻、程十發、馬家俊、霍松林等先生來西安舉辦系列性的學術講座。先生本人更是經常性地演講示範，“培養大家習慣於用一箇中國畫家的眼睛去看，頭腦去想，用中國畫的獨特語言系統去表達”。此次活動，規模空前，影響深遠，讓畫院乃至全省中年輕畫家們受益匪淺。“應該說，近三個月的學習培訓，所涉及知識領域囊括了從長安畫派精神實質到中國畫整體表現語言上的理論培訓與示範指導；中國文化哲學美學知識的傳授等等一系列中國畫本體問題，彌補了年輕畫家在學校裡邊所不具備的、所欠缺的對中國畫本質的一些深刻理解。這個學習班的舉辦在全國美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吉武昌《對話方濟眾：走出長安畫派》中認為，正是這個研修班，培養了後長安畫派，或者說長安畫派的第二梯隊，他們以崔振寬、羅平安、趙振川、郭全忠、王有政為代表，目前，依然是陝西畫壇在全國最有影響力的一批人。周韶華先生當時非常感慨地說“方濟眾這個舉動是功德無量。”
方濟眾先生促成的第二件事情便是1986年的“楊凌中國畫研討會”。這件事本是畫院搞理論研究的程徵牽頭提出，方濟眾先生表示支持。適逢85思潮過後，中青年畫家面臨許多迷惘問題，會議希望請全國的專家討論給出解決方案。並同時進行黃秋園和谷文達兩場展覽，分別代表傳統和當代。但由於某些原因，籌備工作準備就緒，被告知不能舉行。程徵十分著急，給方先生彙報後，先生立即寫信給時任中國美術研究所所長張明坦。張所長和趙望雲先生共過事，十分有感情，面對方濟眾反映的情況，十分痛快就答應了。於是，這場會議與兩場展覽如期舉行。這件事情，同時受益了陝西許多中青年藝術家，為他們後來創作上的成功做了鋪墊。
程徵同時提到，方濟眾先生還寫過一封信挽留人才。當時周韶華先生是湖北的藝術領袖，一心想將李世南調去。方先生寫信請其“手下留情”，但周韶華通過程徵轉告說：你們西安人才那麼多，就把李世南送給我們吧。於是，李世南辦理了手續離開了西安。方先生為培養人才和留住人才也是進了心力。
書法1983年
仙都勝景1984年
向宇外進軍1983年
秋盡江南草木凋1986年
關於創作，晚年的方先生一直筆耕不斷。趙振川說“他的畫路極廣，人物、花卉、魚禽、動物，也像山水畫一樣出色。”晚年，他曾提出新的問題：“為什麼別人畫的是畫，我畫的是生活”“之前那些不是畫，是寫生。”這些感悟，也是對長安畫派的“告別”吧。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方先生藝術成就如下：1979年:為人民大會堂創作《古城雪霽圖》。中國美術館收藏《蜀道一瞥》等數十件作品；1980年:赴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鹿鈴》的背景設計；1981年:作品《山野的春天》入選中國畫研究院第一屆院展。1982年:《美術》雜誌社發表作品《荷》。率陝西書法代表團赴日本舉辦書法展，任團長。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方濟眾畫集》；1984年:作品《沙鳥聚相親》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獲優秀作品獎。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方濟眾畫集》；1985年:率陝西書畫代表團赴日舉辦書畫展覽，任團長。赴香港舉辦"陝西國畫展"。作品《紅柳灘外好荷花》參加"中國現代畫展“赴莫斯科”展出。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方濟眾畫輯》；1986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山石、樹木技法》。作品《大漠行》參加西北五省美術展覽；1987年:參加"趙望雲師生展"展出作品三十餘幅。
1987年七月十八日，因胃癌逝世，告別他為之傾力一生的長安畫派。時年64歲，有人說，方先生是“累死的”，他太辛苦了。他的去世“是長安畫派的真正終結，也是後長安畫派的崛起”。
與師弟趙振川（左）和徐庶之（右）合影，1980年
1946,入趙望雲先生門下
我們來回顧一遍方先生的藝術軌跡吧。
最重要的轉折便是成為趙門弟子。那是1946年，23歲、熱愛藝術的方濟眾從故鄉漢中到了西安，恰好遊蕩在趙望雲的畫展上。許是精神上的契合，他被趙先生的作品觸動，花了三天全部臨摹完畢。他的行為為其帶來了見到趙先生的機會，本意希望趙先生指導圓了“學院夢”，趙先生是現代中國畫壇藝術大眾化之先驅與代表，主張“普羅藝術”“走出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趙先生欣賞這位來自漢中的藝術青年，接受他成為自己弟子。1946年9月以後，方濟眾和趙望雲全家生活在一起，成了望雲先生家庭的一員。當時，黃胄也是趙門弟子，他們同時住在趙家，趙振川趙季平便是在他們的看護在成長，他是趙振川口中的“濟眾哥”，並認為“他是生活的歌者，是生命的詩意和田園精神完美的描繪者。他最突出的特點是畫方塊畫，“用斗方的形式畫山水畫前人沒有，到方濟眾那兒開始形成，他畫的最多。古人裡更沒有了，都忌諱這個尺寸。因為中國山水畫空間需要高遠、平遠、深遠，最早把山水畫作為一種斗方去畫的是方濟眾。這是中國山水畫一種創造性的表現。”
紅透秋山1964年
方濟眾先生從趙望雲處獲益匪淺，他自己說：“從師學畫，我已在西安生活了1年零8個月。一年多來，我至少看老師畫了400餘幅作品，從構思到構圖，從觀察生活到藝術處理，從藝術見解到從藝生涯，總算比較深入地瞭解了我的老師。而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另外一個問題，你為什麼畫畫？” 趙望雲是方濟眾終身感恩的恩師，從這時開始，他的人生開始不同。
50年代初，在趙望雲先生的安排下，方濟眾先生在《西北畫報社》工作，並擔任美協一些事物。於是，順其自然成為長安畫派主力之一。其子方平曾說：嚴格地講，家父方濟眾繪畫藝術成熟得並不很早、真正意義上的起步還應從響應“長安畫派”的旗手石魯先生所倡導的“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算起。方平在解讀家父作品過程中，發現伸向傳統的視角帶有強烈解構傳統精神的走向。方濟眾跟隨趙望雲、石魯、何海霞一起下鄉寫生，一起創作。在1961年初，西安美協中國畫研究室成員趙望雲、石魯、方濟眾、何海霞、康師堯、李梓盛六人攜作品在新落成的中國美術最高殿堂一一中國美術館展出。展出作品整體風格“氣魄雄偉”且“充滿時代新情新意”，因而很快響譽京華，令中國畫壇震撼。長安畫派成就了方濟眾。但方濟眾作為後期畫派之旗手，藉助其創建的陝西國畫院學術陣地，傳續與發展長安畫派之新風，在80之90年代裡再次帶來了長安畫壇新輝煌。
批評家程徵認為方濟眾跟隨趙望雲先生：不僅僅是技法的學習，他是道和技一塊學，更多的是一種道，有了道以後技層面的東西是應運而生。同時認為“如果趙望雲是長安畫派的奠基者，方濟眾則是很深入的參與領會和參與奠基的整個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入室弟子。”
遇見趙望雲，是方濟眾的人生重要機遇。
1971,“方小塊”的故園詩情
方濟眾曾笑說：因總畫斗方，北京的同行們叫他“方小塊”。其創作最重要的十年時間，便是文革中下放漢中洋縣。
方先生有濃郁的故鄉情結，他的創作題材大多關於陝南山水，山水中出現的最多的是“小鹿”和“山羊”，這成為其標誌。他的作品有詩意，有很空靈的田園氣息，這是和長安畫派其他人不同之處。
方先生出生於漢中勉縣的耕讀之家，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在文學、詩歌、書畫上均有出眾天賦。吉武昌在書中寫道：1971年，方濟眾全家被遣放回到家鄉漢中。離開了長安，使方濟眾避開了文化中心地帶蠻橫的文化專制帶來的令人窒息的精神束縛，避開了“文化革命”狂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帶來的對人格主體和肉體的扭曲殘害，避開了趙望雲、石魯兩棵參天大樹之蔭遮所帶來的藝術再造空間的狹小，避開了長安文化博大雄渾厚重的精神外力時時壓抑帶來的個體風格的抑弱和藝術追求的被動。
漢中十年，成為方濟眾創作的密集期。白天上山勞動，晚上偷著畫畫。這期間畫了很多速寫，並經常習書法，作了大量的詩詞。1976年:作品《憶延安》組畫參加"文革"後第一屆全國美展 ，並發表於《人民畫報》封底；1977年:為外交部駐外使館作丈二匹畫十餘幅，《美術》和《美術家》發表《黃山頌》等作品數幅；1978年: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崑崙春曉》單幅畫。同年調回陝西主持陝西省美協工作。
漢水新歌1972年，68X65
青青竹筍1972年
二到強家灣1974年
秋聲1975年
程徵常看方先生作畫，認為他是真正懂得自己和他人的藝術家，知道自己的天性屬於哪一類：“方老的畫不一定掛在大庭廣眾中，在一個適當的空間內，便非常合適。當你以平常的心靈和自己內心可以對話，不需要向外界表白什麼時，你便可以讀懂他的畫了。”
評論家張渝從方先生愛畫小鹿和羊中，得出結論，它們“都有著善良、溫順乃至弱勢的語碼意義。”方先生是忠厚之人，對萬物有悲憫之心，加之對中外文學的理解，形成了多愁善感並憐眾生的宗教情懷。方老的忠厚純良作品中可見一斑。
吉武昌認為：下放故鄉漢中的閱歷，讓先生感悟到生命意義中根性所在的精神家園。方濟眾先生富有田園詩意的清新畫風由此變革了傳統山水模式的格局，開創出了以描繪時代生活自然形象為特徵的純美、樸素親切感人的田園風景模式。從而形成了先生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特色，真正確立了他在近當代中國山水畫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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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望1976年
安源煤礦一瞥1978年
巖畔 1979年
鹿鹿秋鳴
“將中國山水畫，向當代風景過渡是家父革新中國山水畫意境的又一實踐。同樣是詩意，但詩意所表達的空間拓展了。個人感情色彩的介入，使作品溶入了鮮明的個性特徵與時代感。他始終是有感而發、終身厭惡那種無病呻吟的矯情。山水畫的詩意化成為他作品的一大特點，成為奠定他作品藝術風格的堅強基石。”其子方平這樣評價他的藝術。
入趙門、下放漢中、擔當陝西國畫院首任院長，方濟眾的人生大致分為此三大階段。命運安排了他的一生與長安畫派糾纏不斷。
結束語：長安畫派的主將們紛紛以悲劇命運退出歷史舞臺，方濟眾先生在時代的要求和自我擔當下完成了其承上啟下的藝術使命，締造了後長安畫派的輝煌。也許，我們“該像他那樣延續長安畫派血脈並身體力行向下一代傳承。”
我們不應忘記他。（圖片提供：吉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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