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先驅者呢？當幾萬萬同胞還生活在當下的時候，他們在思考這個民族的未來。”在劉震雲看來，沒有校歌的北大，仍是有魂靈的，這個魂靈即“黑暗中沒有火炬，我只有燃燒自己”。
文 ✎ 崔一凡
圖 ▢ 視覺中國
1988年，24歲的孔慶東還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住在燕園西南隅的47樓2072室。正值北大90週年校慶，學校宣傳部決定，舉辦一次向全校徵集校歌歌詞的活動。
寫歌其實是寫情懷，將北大的光榮歷史高度凝練。孔慶東利用瑣碎時間寫了一份歌詞，最終入圍。
“巍巍北大，浩浩北大。紅樓點燃真理的火炬，燕園放射青春的光華。未名湖畔會群英，晴波映高塔。北大，北大，魂系中華！”
30年前那次北大校歌歌詞比賽，共遴選出了包括孔慶東在內的5名優秀獎，以及20名鼓勵獎。孔慶東的歌詞後經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譜曲，多次在校廣播臺播放，然而，最終也並未成為校歌。
1
北大從未有過校歌。
孔慶東還記得，北大90校慶校歌徵集的座談會上，師生達成共識：北大的校歌應是自下而上的、被眾人“唱”出來而不是“定”下來的，應當在自然流傳中獲得認可。
這個共識的基礎，在百年之前就打下了。
1921年11月，北大專門開會做出決議：不承認二十週年紀念歌為本校校歌。“本校暫不制校歌。”
吳梅是著名的崑曲家，所做紀念歌，也是一支格律謹嚴的崑曲清曲。歌詞中有：“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
這大概是吳梅在紀念歌中寫出“喜此時幸遇先生蔡”這句感人至深字句的原因。
新文化運動前，北京大學缺乏學術研究空氣，不少學生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1916年末，前翰林院編修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當時的《中華新報》發專電歡呼：“蔡孑民先生於（12月）21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與老師在北大辦公處門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為蔡元培，第六人為陳獨秀，第七人為梁漱溟；二排左起第四人為馮友蘭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後，廓清校園，定下“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的基調。他認為，“北大者，為囊括大典，保羅萬眾之最高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聽他們自由發展”。
不過，他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文告以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他只發了一個通告：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1915年入學的哲學系學生馮友蘭在回憶文章中說：“當時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麼話也用不著說了。”
當時的北大，正如吳梅在歌詞中所寫的那樣：“數分科，有東西秘文；論同堂，盡南北儒珍。”國學大師黃侃在這廂暢談魏晉文學，錢玄同卻在隔壁教學生白話文，李大釗和陳獨秀在課堂上講馬克思主義，一位北大圖書館管理員常去聽，後來二人才知道，他叫毛澤東。
馮友蘭後來回憶蔡元培這些舉措的含義：“從他的用人開課這些措施中間，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並不等於科舉時代的進士；學術並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學術就是學術。為什麼研究學術呢？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財，為的是求真理。”
直到今天，每當人們對北大和高等教育有失望和不滿，蔡先生的名字仍然會被充滿敬意地提及。百廿校慶前的兩個月，燕園內蔡元培銅像前，慕名者送上的鮮花尤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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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孔慶東認為，吳梅所作的紀念歌，過於柔美，而“校歌需大氣、優美、通俗”。
他推崇冼星海所作的抗日延安軍政大學校歌，有一種昂揚向上的氣質。孔慶東說，從校歌中的表達就能看出，“國家是延安抗大這夥人的”。
抗戰開始後，平津相繼失陷，北大、清華與南開大學撤往後方，幾經輾轉，至昆明，組建了西南聯合大學。
▵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室舊址
馮友蘭此時已經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西南聯大組建後，他擔任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金嶽霖曾對馮友蘭的小女兒宗璞講起馮友蘭隨校從武漢搬到昆明的趣事：一天，汽車經過邊境憑祥的城門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照辦，唯獨馮友蘭聽了這話，“便開始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有考慮完，已經骨折了。”
馮友蘭本人也撰文記述過西南聯大的生活。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費不足的戰爭後方，師生皆想盡辦法討生活。
即便如此，教學仍在堅持。馮友蘭回憶，後來的北大校長周培源住得遠，離聯大新校舍有四十里，公共交通不便，為了上課，周培源只好自己養了一匹馬，每天騎馬來到教室跟前，把馬一系，就進了教室。
1938年10月6日，西南聯大決定成立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聘請馮友蘭、朱自清、羅常培、羅庸、聞一多為委員，馮友蘭為主席。聯大校歌《滿江紅》隨後誕生。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逐讎寇復神京，還燕碣。”
▵2015年4月18日，北京，劉勁朗讀《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
“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是我作的……”馮友蘭在《為學自述》中寫道，“這個歌詞，也表示了‘貞下起元’的意思。”
但也有人提出異議，說這首歌出自同為編制校歌校訓委員會成員的羅庸教授之手。
羅庸是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和國學家，時任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他為人謙儒，聲音洪亮，講課引人入勝，又富於風趣。
有學生記述羅庸講課的情景：他先站在講臺上講，忽然走下來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著眉毛作外眺狀，凝神，一會兒說：“你們看，那遠處就是長安，就是終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國京城就在窗外下邊。羅先生自己彷彿就是杜甫，把詩人在長安慈恩寺塔上所見所聞所感深沉地一一傳達出來；用聲音，用眼神，用手勢，把在高塔向東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見的遠近景物仔細重新描繪出來。
《滿江紅》校歌到底為誰所作，已成為西南聯大歷史上的一樁公案，無從考證。但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北遷後，在由馮友蘭撰文、羅庸手書，聞一多篆刻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將這首校歌定義為預言、鼓勵聯合大學功的象徵，並改歌詞為銘文，以作紀念。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內的西南聯大校歌壁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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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大遷入原燕京大學校址燕園。《燕園情》便誕生於此時。
這首歌的詞作者周保平，資料罕見，只知是一位北大校友，倒是後來為此歌譜曲的孟衛東更有名。他以創作了《新聞聯播》的開頭曲而聞名，又因創作了《同一首歌》廣為人知。
然而《燕園情》50年後才真正在燕園唱響。尤其是21世紀後，開學、畢業等正式場合，《燕園情》成為出現最多的歌曲。一位北大合唱團成員回憶：“燕園情……大約是我在合唱團四年唱過最多的曲子，每次音樂會必唱，每次合唱團腐敗後唱歌也要唱，每次石舫送畢業生也會唱……
《燕園情》先寫紅樓：“紅樓飛雪，一時英傑，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再寫西南聯大：“憶昔長別，陽關千疊，狂歌曾競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最後寫燕園：“燕園情，千千結，問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
▵北京大學校合唱團演唱版《燕園情》視頻截圖
《燕園情》誕生的1952年，正是中國高等教育院系調整時期。為集中優勢力量打造北大哲學系，幾乎全國的哲學教授都進了北大，清華哲學系更是整體調整到北大，馮友蘭也因此遷入燕南園54號。
6年後，住在燕南園57號的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見54號狹窄，馮友蘭家有四個孩子，人多擁擠，便和馮友蘭對換了住所。馮友蘭將57號取名“三松堂”。
1966年夏，一隊紅衛兵一路喊著“打倒馮友蘭”的口號，徑直來到三松堂將房屋查封。不過，馮家還可暫時居住，只是又有五戶人家搬進同住。江隆基最初對馮友蘭的善意，無法保全了。
鮮有人知的是，北大曾在陝西漢中建過一所分校。因是1965年3月開始建設，所以又叫“北大653分校”。
這個別稱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653分校是當時支援三線建設的一部分，在秦嶺南麓紮根了12年，一大批北大的學生和老師在這裡開展核技術研究，許多著名學者都參與了建設，包括當時的校長周培源和後來的校長陳佳洱。
多年後，北大經濟學副教授蘇劍在回憶文章中講起這段故事說，“當年北大人就在那樣偏僻的地方，不顧那麼嚴重的核汙染，開展了中國的核研究，這就是理想主義的情懷。”
4
“憂國憂民就像是瀰漫在北大的傳染病，儘管有人抵抗力很強，但感染率還是相當高。”許秋漢在文章中寫。
許秋漢如今是《博物》雜誌主編，生於七十年代，成長於八十年代，1991年考入北京大學。
高中時期，他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聽到幾位只比自己大幾歲的北大學生的演講。這種震撼，直接指引他在高考志願中填寫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許秋漢上大一時的一晚，夜深無睡意，心中有波瀾，靜坐未名湖邊，湖水如鏡，燈火闌珊，萬籟俱寂，只有魚兒冒泡、躍水的聲音不時入耳。
靈感突然降臨，水中的魚兒化作一個個詩人，在他眼前盪漾開來。“未名湖是個海洋，詩人都藏在水底。靈魂們都是一條魚，也會從水面躍起……”
這首後來定名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的校園歌曲，成為上世紀90年代北大最流行的歌曲。許秋漢說，這首歌有多個版本，每次唱時都有所演繹、調整，才成今日樣貌，所以這首“不是寫出來的，是唱出來的”。
▵北大未名湖畔
據說，《未名湖是個海洋》剛誕生時，並沒有那麼受歡迎。許秋漢回憶，他在北大唱歌時經常被轟下臺去。但他認為，起鬨曾是北大講堂最可貴的傳統。傳說當年崔健到北大“大飯堂”演出，音響效果不好，崔健被臺下的起鬨聲搞得灰頭土臉。崔健不信邪，又去北大演唱。這次換了音響，臺下的學生聽得心潮澎湃，站在桌子上跳舞。
經過十年文革的壓抑，思想的防洪堤被捅開了一個小口，在大學校園裡更一發不可收拾。
文學全面復甦，詩歌得到“荊棘花冠”的美譽，難以想象的狂熱在校園內外蔓延。在校園外的朗誦會上，北島、顧城因為人們的蜂擁不得不躲進廁所，翻窗而逃；李澤厚和劉再復的美學演講，因聽眾太多被掀翻了桌子；海子、駱一禾和西川被稱為北大的詩人“三劍客”，詩人們總在晚上游蕩，一個人找到另一個人，又找到無數人，從北大走到清華，再走到地質學院和鋼鐵學院，一路暢談，徹夜無眠。
▵北京大學校園
到許秋漢讀書時，這種傳統仍然延續，許也常參與其中，他們在草坪上三五成群，懷抱吉他，點亮燭火，撫琴輕吟或引吭高歌，五月初天氣爽朗，校園中星星點點，這是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大學回憶。
許秋漢說，那時的北大就像秦嶺和橫斷山區，物種多樣，各得其樂，是繁榮蓬勃的生態原生地，充滿了生命的活力，和多種文化撞擊產生的星光，學生中也無一定之規，許多流浪詩人、學者、藝術家常到北大去蹭吃蹭住，還有不少外地學生，也租住在北大校門外，每日到校園裡去蹭課。他自己也是一副放蕩不羈的形象，時而長髮，時而光頭，他看電影《笑傲江湖》時，聽到《滄海一聲笑》，大為震動，當即用圓珠筆把歌詞抄在了褲子上。
各種學說與思想也在這裡集結。比如，6個致力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者，於1994年在北大朗潤園成立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以研究、介紹、推行西方經濟學理論為使命。在意識形態仍較為敏感的時期，這個決定是由當時北大校長吳樹青親自拍板簽字的。
這批主研“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大多有留洋背景，名譽院長是1987年從臺灣回到大陸的林毅夫，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易綱那時剛從美國歸來，後來談起這段故事，他坦言自己很幸運，“看見雞蛋孵出小雞”。
之後的二十多年中，國發院是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從農村土地改革，國企改革，到電信改革，再到醫改、城鎮化方案，每次中國經濟的“頂層設計”，都能在朗潤園中看出些許端倪。
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形容說，君子和而不同，各抒己見，享受知識帶來的純真樂趣。林毅夫和張維迎的學術論戰持續多年，雖無定論，卻頗顯北大兼容幷包之遺風。
▵2015年12月18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
然而，許秋漢畢業時，詩人已去，歌手成名，北大開始推行嚴格的門禁措施，校園裡的“三教九流”漸漸少了。多年以後，孔慶東回憶說：“（《未名湖是個海洋》）這首歌唱的感傷、追憶，這些東西都在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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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秋漢畢業多年後，未名湖畔的歌聲換了曲調，年輕人唱起《青春大概》。
“在遺忘中不捨，醉醒交錯，青春大概如你所說。在花落時結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這樣過。”寫下這首歌的2008年，北大法律系學生彭錞正準備與四年大學生活告別。
1998年百年校慶後的北大，是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隨著985計劃的啟動，北大以中國高校教育改革領頭羊的身份，獲得了鉅額的辦學經費，以及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決心。
時任校長許智宏多次提到，他剛上任時，北大師生教學生活條件極為寒酸，宿舍、教室、餐廳都極為破舊，許多文科教師連辦公室都沒有，“心裡很不是滋味”。北大隨後開始了宿舍樓、教學樓的改擴建工程，校園面貌變化之外，讓不少北大校友感慨“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備受爭議的人事制度改革也隨後展開。雖然在最初出現了強烈的反對和質疑，但隨著歸國教授和學科帶頭人的不斷增多，科研實力、論文發表數和國際排名的不斷提升，這個曾被強烈反對的新制度，已漸漸被人接受。
▵1998年5月8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國學大師季羨林與大學生合照
不過，這也是北大最被人爭議的時期。
北大畢業生許知遠在一篇名為《走向封閉的北大精神》中寫道，“北大在突然到來的全國性商業浪潮前慌亂不堪。拆了南牆，不是為了以大學獨特的精神影響社會，而是變成了社會風尚的俘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所學校的真正驕傲似乎變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門外的北大資源樓裡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都以北大為旗幟，那個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締造的光輝名字，成了討價還價的籌碼。”
曾被許多學生認作北大象徵的的三角地也消失了。有北大學生在回憶中寫，三角地看起來更加整潔，但“一首詩是無法在電子屏幕上呈現的”。
完成《青春大概》的2008年，彭錞作為畢業生代表，在北大法學院的畢業典禮上致辭。十年間，彭錞出國，回國，離校，又返校。2017年，他再次出現在北大法學院的畢業典禮上，這一次，是作為教師代表致辭。學士帽、學士服換成了西裝領帶，演講的題目卻仍是《青春大概》的歌詞：相信共你沒有白活。
彭錞在演講中說：“這個社會已經準備好了讓你快速進入角色的各種條件：科層結構、同行競爭、市場需求。這一切都會促使你儘快定位自己的‘小目標’——客戶、業績、晉升或發表，並走上一條努力讓同窗間略帶戲謔的稱謂‘名副其實’的路。……我真正擔心的是：你們會太快完成這場轉型，以至於戕害了自己生命的寬度。”
人們喜歡引用魯迅為校慶27週年所寫《我觀北大》中的幾句話來描述北大：
“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讓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北大是誰？北大是什麼人？”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劉震雲，在北大國發院2017年畢業典禮上提出這個疑問。
他繼而回答說：“他們是民族的先驅者。”“什麼叫先驅者呢？當幾萬萬同胞還生活在當下的時候，他們在思考這個民族的未來。”在劉震雲看來，沒有校歌的北大，仍是有魂靈的，這個魂靈即“黑暗中沒有火炬，我只有燃燒自己”。
北大沒有校歌，於是，一代代北大人唱出了不同的旋律。這可能正是一種“常為新”，或許，也是一種永恆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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