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吕继熙，1937年到新疆后，化名李维先，1946年7月回延安后，改名吕黎平。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兴国县城一个典型赣南山村。1917年1月30日，我出生在一户贫农家庭。虽然租种地主土地，但由于地租甚重，一年收成不够半年粮，日常生活多靠种番薯充饥，生活十分困苦。即使艰苦度日，仍然债务累累，如牛负重，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我刚满12岁那年，家里越来越困难。到了年关，母亲和祖母捎上几乎全部家当，带我去城里一家店铺，央求老板收我做徒弟。按照当时沿袭下来的古俗陈规，我进店还要跟老板签订一个徒规合同才能成为正式徒工：自愿进店学徒，交店主学徒费3块银元，工期3年。在此期限内，店主只供饭吃，其它一切费用自备。我每天天不亮便起来干活直到深夜，从挑水做饭、站柜台到洗马桶，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虽然干活没有分文工资，并且只供吃住，但在当时，能找到这份苦差事也还算幸运的。
那时常常想，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一天清晨，我去开启店板，侧身望见横街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十分惹人注目。挑着扁担的脚夫，提着土特产进城赶集的农民，斜背着书包的学生，好奇地围观着、谈论着，比赶集还热闹。这些标语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农村实行平分土地！”“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欢迎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穷人不打穷人！"。
原来赣州和我们兴国一带，受北伐时期大革命的影响，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多次化装潜入县城宣传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那些鼓舞人心的标语口号，就是他们书写张贴的。
这些标语口号在街上出现以后，不几天又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红军来了！全城沸腾起来，群众有的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手擎红旗；有的带着鸡蛋、草鞋等慰劳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街道两旁。老板不允许我们学徒工离开店铺，我们便在店门口举目观望。只见红军一个个头戴缝制的五角星八角帽，身着灰色军装，肩扛着乌黑发亮的钢枪，背上背着竹斗笠，小腿上缠着绑腿，脚上穿着草鞋，长长的队伍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人群，通过热闹的街道。
后来，我们得知这是红十二军。这支部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入城队列壮观、威严。他们对贫苦百姓称兄道弟，秋毫无犯。对待城里的工商业者，买卖公平，态度和蔼。入城以后，不住店铺和私房，住在空荡的庙宇、祠堂、会馆和露天场地里。他们出外集合站队，动作迅速，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并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干部战士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曲，嘹亮的歌声吸引着围观的贫苦市民。红军来到县城，是一件大事，人们注视着他们，议论着他们。
红军驻下后，兴国地下县委公开活动了。红军和县委一起发动工农群众与官吏、劣绅、地主、资本家等少数人进行清算剥削账目的斗争。在中共兴国县委的领导和红军的帮助下，各基层单位的赤卫队、工会、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党的地下组织，也转为公开发动群众，向不法资本家和地主开展清算斗争。
县总工会也来到我们杂货铺调查店主剥削压迫我们徒工的材料。几天后我们学徒工去开座谈会，会上大家很快认识到：不是店主老板养活徒工，而是徒工养活了店主老板。这一认识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它揭穿了剥削者的伪善面孔。
有县工会撑腰，我们的胆子仿佛一下子大了很多。我们同3个店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清算斗争，在店员工会的支持和帮助下，店主老板对我们学徒工过去不足的那一部分工资，又重新核算、补发。5个月时间，老板给我补发了七块五角银元。学徒工也有工资了，这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1930年的金秋，驻县红军和中共县委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推进农村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动员积极分子去农村参加土地革命的同时，号召青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我决心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但因为个头矮的原因遗憾落选。母亲从乡下赶到店铺，开导我回乡参加土地革命。她说她参加了妇女会，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做布鞋支援红军，工作很忙，正需要人。
从她的言谈中，我猜想家乡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心想，没有当上红军，也可以为革命做些工作。于是，在我到兴国县城还不满1年，便决心放弃刚固定的工资待遇，离开了过去向往的学徒工的工作，返回家乡参加农村土地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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