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呂繼熙，1937年到新疆後，化名李維先，1946年7月回延安後，改名呂黎平。
我的家鄉在江西省興國縣城一個典型贛南山村。1917年1月30日，我出生在一戶貧農家庭。雖然租種地主土地，但由於地租甚重，一年收成不夠半年糧，日常生活多靠種番薯充飢，生活十分困苦。即使艱苦度日，仍然債務累累，如牛負重，沒有過一天安穩的日子。
我剛滿12歲那年，家裡越來越困難。到了年關，母親和祖母捎上幾乎全部家當，帶我去城裡一家店鋪，央求老闆收我做徒弟。按照當時沿襲下來的古俗陳規，我進店還要跟老闆簽訂一個徒規合同才能成為正式徒工：自願進店學徒，交店主學徒費3塊銀元，工期3年。在此期限內，店主只供飯吃，其它一切費用自備。我每天天不亮便起來幹活直到深夜，從挑水做飯、站櫃檯到洗馬桶，什麼髒活累活都要幹。雖然幹活沒有分文工資，並且只供吃住，但在當時，能找到這份苦差事也還算幸運的。
那時常常想，這樣的苦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熬到頭？
一天清晨，我去開啟店板，側身望見橫街的牆壁上貼著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十分惹人注目。挑著扁擔的腳伕，提著土特產進城趕集的農民，斜揹著書包的學生，好奇地圍觀著、談論著，比趕集還熱鬧。這些標語上面醒目地寫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汙吏!”“農村實行平分土地！”“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歡迎白軍拖槍過來當紅軍！”“窮人不打窮人！"。
原來贛州和我們興國一帶，受北伐時期大革命的影響，在蔣介石背叛革命以後，建立了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他們多次化裝潛入縣城宣傳進步思想，開展革命活動。那些鼓舞人心的標語口號，就是他們書寫張貼的。
這些標語口號在街上出現以後，不幾天又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紅軍來了！全城沸騰起來，群眾有的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手擎紅旗；有的帶著雞蛋、草鞋等慰勞品，從四面八方彙集到街道兩旁。老闆不允許我們學徒工離開店鋪，我們便在店門口舉目觀望。只見紅軍一個個頭戴縫製的五角星八角帽，身著灰色軍裝，肩扛著烏黑髮亮的鋼槍，背上揹著竹斗笠，小腿上纏著綁腿，腳上穿著草鞋，長長的隊伍在歡呼聲和口號聲中邁著整齊的步伐，穿過人群，通過熱鬧的街道。
後來，我們得知這是紅十二軍。這支部隊紀律嚴明，軍容整齊，入城隊列壯觀、威嚴。他們對貧苦百姓稱兄道弟，秋毫無犯。對待城裡的工商業者，買賣公平，態度和藹。入城以後，不住店鋪和私房，住在空蕩的廟宇、祠堂、會館和露天場地裡。他們出外集合站隊，動作迅速，走起路來昂首挺胸，並唱著“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幹部戰士一個樣，沒有人來壓迫人”的歌曲，嘹亮的歌聲吸引著圍觀的貧苦市民。紅軍來到縣城，是一件大事，人們注視著他們，議論著他們。
紅軍駐下後，興國地下縣委公開活動了。紅軍和縣委一起發動工農群眾與官吏、劣紳、地主、資本家等少數人進行清算剝削賬目的鬥爭。在中共興國縣委的領導和紅軍的幫助下，各基層單位的赤衛隊、工會、農會、婦救會、兒童團等革命群眾組織，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黨的地下組織，也轉為公開發動群眾，向不法資本家和地主開展清算鬥爭。
縣總工會也來到我們雜貨鋪調查店主剝削壓迫我們徒工的材料。幾天後我們學徒工去開座談會，會上大家很快認識到：不是店主老闆養活徒工，而是徒工養活了店主老闆。這一認識在當時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了，它揭穿了剝削者的偽善面孔。
有縣工會撐腰，我們的膽子彷彿一下子大了很多。我們同3個店主開展了面對面的清算鬥爭，在店員工會的支持和幫助下，店主老闆對我們學徒工過去不足的那一部分工資，又重新核算、補發。5個月時間，老闆給我補發了七塊五角銀元。學徒工也有工資了，這是我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1930年的金秋，駐縣紅軍和中共縣委為了進一步擴大紅軍，推進農村土地革命的鬥爭，在動員積極分子去農村參加土地革命的同時，號召青年踴躍參加工農紅軍。我決心自願報名參加紅軍，但因為個頭矮的原因遺憾落選。母親從鄉下趕到店鋪，開導我回鄉參加土地革命。她說她參加了婦女會，白天下地勞動，晚上開會，做布鞋支援紅軍，工作很忙，正需要人。
從她的言談中，我猜想家鄉的土地革命運動也開展得轟轟烈烈。心想，沒有當上紅軍，也可以為革命做些工作。於是，在我到興國縣城還不滿1年，便決心放棄剛固定的工資待遇，離開了過去向往的學徒工的工作，返回家鄉參加農村土地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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