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邏輯”。如果只把“邏輯”理解為用符號的形式去研究必然性推理，最後得到某些形式的或準形式的理論系統，那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古代沒有邏輯。但是，如果像我前面所主張的那樣，對“邏輯”做比較寬泛的理解，將其理解為關於思維的模式、程序、結構、方法和準則等的研究，則中國古代肯定有邏輯，並且有豐富的邏輯內容。
在我看來，中國邏輯最典型的代表是墨家邏輯。他們討論了“名”：其作用是“以名舉實”，其種類有達名、類名、私名，形貌之名和非形貌之名，兼名和體名等。墨家也討論了“辭”：其作用是“以辭抒意”，其種類有“合”（直言命題）、“假”（假言命題）、“盡”（全稱命題）、“或”（特稱命題）、“必”（必然命題）、“且”（可能命題）等。他們重點討論了“說”與“辯”：“以說出故”，“說，所以明也”；“說”就是提出理由、根據、論據（即所謂“故”）來論證某個論題。“辯，爭彼也。辯勝，當也”，下面是關於“辯”的一個總說明：“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墨子·小取》）這段話既涉及論辯的倫理，更涉及論辯的目的、作用、方法、規則等，大都屬於邏輯的範圍。他們還提煉出七種具體論式：或，假，效，闢，侔，援，推；還討論過“止”。“推”和“止”主要用於反駁，其他五種論式均同時適用於“說”和“辯”。除墨家及其後學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鄧析、孔子、惠施、公孫龍、荀子、韓非等人對邏輯學也多有貢獻，甚至在《易經》中也隱藏著理解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密碼。
即使退一步講，中國古代真的沒有邏輯，那麼，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的思維有些什麼特點？有哪些模式和程序性的東西？經常使用哪些思維方法？是如何使用的？中國思想家對思維的模式、程序、結構、方法、準則等做過哪些有意識的探索？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對中國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宗教、政治經濟制度等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如何產生那些影響的？在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是否需要改變或改進？如何去促成或促進這種改變或改進？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由此獲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很有價值的。至於給這些研究成果以什麼樣的名稱，例如是否冠以“中國邏輯史”之名，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順便說一下，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邏輯史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遠遠超出了中國的西方邏輯史研究。我對中國邏輯史的研究者們致以敬意。我讀過一些中國邏輯史著作，例如，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1980），周文英的《中國邏輯思想史稿》（1987），楊沛蓀主編的《中國邏輯史教程》（1988），溫公頤主編的《中國邏輯史教程》（初版，1988；修訂本，崔清田為第二主編，2001），李匡武主編的《中國邏輯史》（5卷本，1989）及其配套的資料集，孫中原的墨辯研究，等等，都是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從中獲益匪淺。但是，絕大多數成果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以西方的形式邏輯為研究範式或研究框架，在中國思想家那裡找相應的材料，再往其中“套”或“裝”；由此，幾乎把一部中國邏輯史變成了西方邏輯史的註腳。我主張，中國邏輯史應該按其本來面目重寫，提煉出一些為中國邏輯所特有而為西方邏輯所缺乏的東西。
——摘自 陳波《邏輯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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