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與宋明理學之辯
宋明理學是在中國儒學與玄學的基礎上產生的，綜合了道家和佛教的心學思想，形成了獨特的俱有儒家思想而不同於儒家的新學家思想，雖然從傳承上批判佛學而又大量吸收了佛學思想，尤其對禪宗的“心學”基本全面吸收，成為排佛而又接收佛學的特殊學說體系，主要形成和發展於宋、明時期，由此被稱為“宋明理學”。本文僅就佛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認識和看法，僅供這學期的佛教系列講座作業而已！
佛學的澎湃發展對宋明理學的興起有很大影響，在晚唐時期由於佛教的興盛出現了一些名儒舉起了批判佛教的旗幟，他們力圖全面恢復儒家的權威，宋明理學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條件影響下由儒學逐漸形成的新的學說。因此，宋明理學也是堅持排斥佛教的論調，他們為了能從佛教理論上更加深入與佛教對敵，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用來排斥佛教。雖然，宋明理學在形式上排斥佛教思想，但實際上在理論上已經無形中將佛教思想融入了理學，使理學思想更加佛教化，由於佛學的深奧玄妙，並且有很強的哲學思想和學術價值，對當時的理學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如顧炎武說：“今之所謂理學者，禪學也。”[①]江藩說：“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於彼法矣！”[②]雖然宋明理學的先驅者皆以排佛倡儒為宗旨，但不知非但沒有摧毀佛教反而融入於佛學，而且還大力倡導了佛學。近代儒學家周予同說：“宋明理學之徒或僅因佛而釋儒，或直援而入儒，其對於佛學之取捨與多寡雖不同，而其受佛學之剌激與影響則初無二致。”[③]由此可見，宋明理學是佛學的派生，二者有相同之處明顯可見。
一、理學排佛的原因所在
理學是中國傳統儒學的新生產物，繼承併發揚了儒家思想和理論。同時也繼承了排斥佛教的傳統家規。如江藩說：“儒者闢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闢之尤力。”[④]從歷代儒家排佛最強烈者，前有韓愈、歐陽修，後有程頤、朱熹、王陽明等人。這些都是理學家所視為泰山北斗，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其受佛教之影響非常之深。如果說開排佛為先導者要數韓愈，著有《原道論》、《諫佛骨表》與《孟尚書》等論文大力貶斥佛教。但內容多膚淺空虛，用儒家的理論觀念攻擊佛教，只抓到了一些枝末而失去了佛學的根本，實在不足為論。其友柳宗元亦以“退之之所罪者，唯跡也，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⑤]。其學生李翱亦憤慨於佛教有“不以為我是”之言貶低佛法。宋初繼韓愈排佛的歐陽修，其人排佛不減韓愈，宋明理學繼承了前人的思想觀念。如程頤、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人雖受佛教影響頗深，但仍然立志在排佛的立場。綜其主要原因不出以下四點： （一）、門戶之見，儒家之學者重於門戶之見，有入主出奴的思想。以自己為正統自居，排斥他家。（二）、偏於主觀，儒家思想主張入世，而佛教主張出世，故以主觀思想觀念排斥佛教。（三）、不知而作，儒家思想雖受佛教影響，但只知其表，而不知其內、三藏十二部之理。（四）、藐視自大，儒家每視佛教為“異端之學，西方之教”。因此，儒家排佛只是名義，其實他們的思想無不匯入佛教之理論。
二、程朱理學與佛學
宋明理學以程、朱與陽明為代表，但無不受佛教之影響。即所謂：“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⑥]。今先就二程與朱熹而言，二程在修養方法上都主張“敬”的思想。雖然在對關於“敬”的問題上程顥與程頤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是要求身形嚴肅、整齊，在感情思想上要求約束自己。整齊、嚴肅是指在主張“敬”上不僅要剋制內心的種種慾念，同時要注意約束自己的外在舉止和形象。衣冠要端正，表情要恭敬。視聽舉止要一一合乎規範，要時時刻刻謹慎，從容貌舉止上檢查自己。程頤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閒矣！”[⑦]在程頤認為經過這長久的修養成為習慣，內心的邪念就會逐步減少，道德原則自然成為意識、情感的主導。這樣就能成為聖人。而朱熹說：“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⑧]又“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個覺處。”[⑨]雖然說“靜”是佛教修行的主要範疇，但在宋明理學中程顥提出了動亦定、靜亦定的修養方法。他們認為主敬自然帶來內心的平靜和無紛擾。因此，雖主“敬”但不同於禪宗的靜坐，可是程頤認為“敬”可以防邪存誠，也可以去惡來善。若從這個意義上看，宋明理學仍然屬於佛教的“靜坐”。
另外程朱理學的主要思想是“理氣論”。伊川哲學思想的中心是“理氣二元論”，他把理與氣當作宇宙萬物的根源，認為萬物的形體是從陰陽二氣產生，而萬物的本性卻就是“理”。這樣“理”只是一個屬性範疇而不是實體範疇。雖然伊川主張理與氣不是同一體性，但理離不開氣，氣亦離不開理。他說：“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⑩]說明理氣是相即統一的。因此，雖然主張理氣二元論，但又認為理氣二元不可分離，反而相輔相承。而朱熹則主張“理一分殊”。他說：“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而言之，一物各一太極也。”[11]朱熹認為把天地萬物作為一個總體來看，其中一個太極是這整個宇宙的本體。本來太極是一，而就每一事物來看，每一事物都稟受了這個宇宙本體的太極作為自己的太極是相同的。所以事物的理性雖然稟自太極而來，但卻不是分有了太極的一部分，而是事物中充滿的理性也就是該事物自身具有的太極，這叫“理一”。一物各具一太極就是“分殊”。因此，朱熹說：“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個而已，乃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12]如此看來，程朱理學的這種“理與氣”的思想雖然由“陰陽之道”而生，但卻很明顯是受到了佛教華嚴宗和禪宗的思想。如《注華嚴法界觀門》雲：“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13] 禪宗玄覺禪師曰：“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一月攝。”[14]由此可以說明，程朱理學與華嚴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禪宗的“月印百川”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可見宋明理學受佛學的影響之深。
三、陸九淵的理學與佛學
陸九淵是與朱熹同時代的代表南宋理學的另一派思想，他少年時便不滿於程頤的言論，他說：“宇宙是吾心，吾心即宇宙。”陸九淵認為任何人都有先驗的道德理性，他稱為“本心”。由於此“本心”是每個人先天具有的，所以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良心”。陸九淵反對朱熹的“理一分殊”，而提出“心即是理”的主張。他說：“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15]他在《與李宰》書中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16]陸九淵認為不同時代每個人具有的本心無例外地是相同的，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說：“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公心，聖賢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17]又“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18]又“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19]在他看來古往今來的人的心共同構成了一個心，這個心亦即是宇宙實體的體現。陸九淵的這種“心即理”的理論明顯是來自於禪宗的“心即是佛”的論點。佛教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萬物之“自性”無有差別，此“自性”“佛性”被宋明理學所借用解釋為“本心”。此“本心”即是佛教的“自性”，也就是所謂的“理”。
四、王陽明的理學與佛學
明代王陽明的理學是在陸九淵的“心即是理”的思想上提出的“心學”學說思想。王陽明說：“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是理。”[20]他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21]即是說一切法皆存之於“心”。心外無法的這種思想完全是佛教的“萬法唯心，心外無法”的思想。王陽明說：“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同窮竭，而莫不發於吾之心。”[22]他的這種“一心作”的思想與佛學的“心即是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見，王陽明之學說皆取之於佛學而倡導儒學，並且王陽明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學說。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23]這種說法不同於傳統儒學思想，宋儒認為知與行不僅有知識與實踐的區別，並且是兩種不同的行為，知是求知，行是躬行。在王陽明看來“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知”。所以他認為“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這種“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出自於佛教的“止觀”理論。止觀“止而不觀則怠，觀而不止則狂”就是此意。要止觀雙行才能見自性理。王陽明打破了固有的傳統儒家思想而結合佛教思想傳播儒學。可見他對佛學的認識和理解之精通。
五、禪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禪宗盛行於晚唐之後宋明時期，正是與宋明理學為同時代。“會昌法難”之後，佛教經典受到了嚴重損壞，唯有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傳心，心心相應”的思想。在宋明時期非常盛行，幾乎當時的文學家和理學家紛紛投奔於禪宗門下，禪宗有被文學界和理學家取而代之的可能。可見禪宗對理學與文學上的影響非同一般。從形式上看歷來儒家與佛教是對立，尤其宋明理學更是佛教的剋星，他們不僅外表上批評佛教，更加從佛教的理論上去深入研究，再去從根本上排斥佛教。如二程出入佛門幾十年，而後返求六經而得之，所以說二程的根本學說還是佛教理論。在宋明之前有韓愈、李翱等皆排佛，最終都投歸於禪宗門下靜心習禪，成為虔誠的佛教徒。二程、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雖不自稱佛門中人，那只是為了門戶之見，名義上貶佛揚儒而已。實際其學說和思想完全融入禪宗思想，可以說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宋明理學的主要思想是對“理”、“氣”的議論學說，對於“理”、“氣”的最早學說應該是禪宗的初祖達磨的《四行二入》裡面的“理入和行入”。佛教禪宗主張靜坐就是調身調息靜思之意。由此可見，“理學”之理論是來自於佛教禪宗，程伊川主要主張於“敬”，但他見僧人威儀整齊、內外肅靜、一起一坐、並契清規，嘆曰：“三代禮樂盡在其中”。說明伊川對佛教的認識非同一般。其後朱熹的“理一分殊”也好，還是王陽明的“心即理”也好，教取自於禪宗的公案。可以說宋明理學與佛學之間的關係是既對立又統一。從理論本質看理學與佛學是相同的，若從二者之立場看是敵對的，正因為這種矛盾的條件才產生了一個特殊的學說──“理學”。
結束語
宋明理學是在儒家和玄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學術思想主要是繼承和發揚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思想。雖然從立場和主導地位而言，是儒家倫理思想表現，但從其思想理論而言，卻完全是受佛教禪學思想的影響，而地地道道是倡導佛教禪學思想和佛教哲學理論，我們可以這些著名的理學家的思想主張和思想理論可以顯而易見。
因此，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教思想的影響，很有可能就沒有後來的理學，也就沒有了今天中國傳統文化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當然，在不同程度上佛學也受到了宋明理學的影響，兩者之間可以說是互通互進，尤其是當時社會文化的精英這些宋明理學家對禪學的發展可以說至關重要，佛教禪學和華嚴學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宋明理學“理”與“氣”理論學說的影響，使得禪學和華嚴學當時得到了快速發展，形成了完全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中國文化佛學。同時，這也是印度佛教完全被中國化的完成，也是印度佛教完全中國化的標誌之一。
註釋：
[①]顧炎武：《與施愚山書》，《顧亭林詩文集》文集卷1，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8頁。
[②]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190頁。
[③]周予同：《孔子、孔聖和朱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
[④]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190頁。
[⑤] 枊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全集》卷廿五。
[⑥] 朱熹：《朱熹文集》卷六十《答許生》。
[⑦] 程頤
[⑧]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
[⑨]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十二。
[⑩] 程頤：《二程遺書》卷六。
[11] 朱熹：《太極圖解說》。
[12] 朱熹：《太極圖解說》。
[13]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 卷1，《大正藏》45冊, p0687b.
[14] 永嘉：《永嘉證道歌》 卷1， 《大正藏》48冊, p0396b。
[15] 陸九淵：《象山先生行狀》卷一《與侄孫睿》。
[16] 陸九淵：《陸九淵全集》卷十一《與李宰二》。
[17] 陸九淵：《陸九淵全集》卷二十二《與唐司法》。
[18] 陸九淵：《象山語錄》下卷。
[19] 陸九淵：《陸九淵全集》卷五《與曾宅之》
[20]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之《知行錄》卷三《傳習錄》下卷。
[21]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第34頁.
[22] 王陽明：《王陽明全書》卷8。
[23]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之《知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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