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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朱鎔基訪美，本來是帶著“達成中國入世協議”的希望去的，結果卻在華盛頓遭遇了“最黑暗的一天”，協議沒簽成不說，還因為美國提前公佈了一份談判清單，引發中美兩國一波更強烈的反對，雙方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談判信任，眼看就要付諸流水。
在所有感到惋惜的美國人裡面，情緒最激動的還是那些在中國有生意的大公司。朱鎔基前腳離開華盛頓，這些人後腳就在白宮鬧翻了天。參加白宮會議的20多個大公司的高級經理和駐華代表，把所有的怒氣都撒到了美國經濟委員會的Spurling身上，美國工商會會長敲著白宮的桌子向Spurling甩話：你們在一個能給美國帶來上億美元的交易上退縮，不過是害怕與國會山的一場惡戰。
克林頓的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後來承認，朱鎔基訪美時沒能達成協議，主要是克林頓當時深陷“接受中國政治獻金”的醜聞，擔心簽訂這樣一份協議，給國會落下“還人情”的口實。
國會和克林頓在中美貿易上的分歧一直都是典型的政治角力。克林頓上臺的時候，正是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的時候，國際形勢和中國內部一場眾所周知的風波，讓對華政策因此成為兩黨候選人競選的焦點。
克林頓在競選中把布什跟中國的親密關係，形容成“過於溺愛北京”，所以他上臺後，立刻將之前布什無條件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跟人權問題掛了鉤。
但是這時候，開放國門的中國已經跟美國有點“血脈相連”了。早在94年，中國購買的波音飛機就佔了當年波音公司飛機銷售的13%，美國的通訊器材、能源設備、汽車等與日本、歐洲激烈競爭的產業，都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市場。
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鉤引起了美國商界的激烈反對。美國298家大公司和37個貿易團體共同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華盛頓州眾議員瑪克德莫特在波音公司的遊說下，發起了要求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一共得到160位眾議員的簽名。
美國製造商協會給白宮遞交的一份報告更是旗幟鮮明的辯稱：他們通過對82家美國公司的調查，證明美國在中國發展製造業，能給人權發展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這場遊說最終在美國政商兩屆形成這樣一個邏輯：只有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積極發展中美貿易，才更有利於中國的人權發展。
阿博特實驗室董事長伯恩漢在給克林頓的信中說：蓬勃的貿易活動，給中國人帶來了現實的人權。克林頓的財政部長本特森也表示：鼓勵市場改革和貿易是促進人權的一種途徑。當時的商務部長布朗最直白，他在公開場合強調，不附加條件的對華最惠國待遇是“一種經濟安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掛鉤政策最終在一片反對聲中只持續了一年就破產了。
和大洋彼岸的吵吵鬧鬧不同，我們這邊最熱鬧的事情是當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大使館，正在進行的中美入世談判立刻被洶湧的民族情緒冰凍住了，示威人群圍著美國大使館高喊：打倒美帝，中美貿易談判被升級為美國人在經濟領域欺負中國。
當時有人搞過一個社會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使館事件發生後，接近一半的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在貿易談判上不應該做任何讓步，甚至不應該再加入世貿組織。
而受影響最大的還是那些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IBM被扔了磚頭塊，比爾蓋茨的軟件被被抵制，當時微軟公司大中國區總裁羅邁克嚇得不敢出門，跟人說自己像一隻過街老鼠，沒處躲藏。
這種情況後來因為釣魚島和薩德，在日本企業和韓國企業身上也相繼重演過，像豐田車和豐田車主被砸，樂天收縮中國市場這種結果，恐怕都是當時日韓兩國政府沒想到的。
美國對華政策是一個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二元體制，需要通過輸送利益來安撫意識形態。而我們這邊是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還是民族主義，需要的是強有力的政策來管控。
雖然由於中美的貿易不平衡，我們在貿易戰中受到的傷害必然更大。但是克林頓時代就證明的一個事實是，在雙方都打對方孩子的情況下，孩子先哭的那一方輸的更快。
川普發出貿易戰信號的當天，美國各種行業協會就開始了對川普的批評。美國“農場主支持自由貿易”組織認為，川普的關稅是把一隻靴子放在美國農民的背上”。美國零售聯合會則批評川普，正在讓普通美國人因為中國的違規行為受懲罰。
但是我們今天不能再指望美國的貿易戰會完全被內部問題消解。
如今中美關係的一大變量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大大超乎美國人的意料，中國製造業已經開始動搖美國製造業的幾座皇冠，航空，半導體和汽車工業。與此同時，對美國製造業衰落最不以為然的硅谷，也被我們的互聯網主權論擋在門外。
兩會結束後的閉幕報告雖然講了很多提氣的狠話，但是重申了“我國處在重大戰略機遇期”的表示。
如果我們還想像過去那樣，將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變成美國的內戰。就需要重新喚起一部分美國人對中國市場的幻想。庫克剛剛宣佈在中國的扶貧計劃，而馬斯克因為無法獨資落戶上海在推特上支持川普的貿易戰，他們的做法迥異，但是動機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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