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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朱镕基访美，本来是带着“达成中国入世协议”的希望去的，结果却在华盛顿遭遇了“最黑暗的一天”，协议没签成不说，还因为美国提前公布了一份谈判清单，引发中美两国一波更强烈的反对，双方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谈判信任，眼看就要付诸流水。
在所有感到惋惜的美国人里面，情绪最激动的还是那些在中国有生意的大公司。朱镕基前脚离开华盛顿，这些人后脚就在白宫闹翻了天。参加白宫会议的20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到了美国经济委员会的Spurling身上，美国工商会会长敲着白宫的桌子向Spurling甩话：你们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上亿美元的交易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
克林顿的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后来承认，朱镕基访美时没能达成协议，主要是克林顿当时深陷“接受中国政治献金”的丑闻，担心签订这样一份协议，给国会落下“还人情”的口实。
国会和克林顿在中美贸易上的分歧一直都是典型的政治角力。克林顿上台的时候，正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的时候，国际形势和中国内部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让对华政策因此成为两党候选人竞选的焦点。
克林顿在竞选中把布什跟中国的亲密关系，形容成“过于溺爱北京”，所以他上台后，立刻将之前布什无条件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跟人权问题挂了钩。
但是这时候，开放国门的中国已经跟美国有点“血脉相连”了。早在94年，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就占了当年波音公司飞机销售的13%，美国的通讯器材、能源设备、汽车等与日本、欧洲激烈竞争的产业，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
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引起了美国商界的激烈反对。美国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共同致函克林顿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华盛顿州众议员玛克德莫特在波音公司的游说下，发起了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一共得到160位众议员的签名。
美国制造商协会给白宫递交的一份报告更是旗帜鲜明的辩称：他们通过对82家美国公司的调查，证明美国在中国发展制造业，能给人权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这场游说最终在美国政商两届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只有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积极发展中美贸易，才更有利于中国的人权发展。
阿博特实验室董事长伯恩汉在给克林顿的信中说：蓬勃的贸易活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现实的人权。克林顿的财政部长本特森也表示：鼓励市场改革和贸易是促进人权的一种途径。当时的商务部长布朗最直白，他在公开场合强调，不附加条件的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一种经济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挂钩政策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持续了一年就破产了。
和大洋彼岸的吵吵闹闹不同，我们这边最热闹的事情是当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正在进行的中美入世谈判立刻被汹涌的民族情绪冰冻住了，示威人群围着美国大使馆高喊：打倒美帝，中美贸易谈判被升级为美国人在经济领域欺负中国。
当时有人搞过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使馆事件发生后，接近一半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在贸易谈判上不应该做任何让步，甚至不应该再加入世贸组织。
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IBM被扔了砖头块，比尔盖茨的软件被被抵制，当时微软公司大中国区总裁罗迈克吓得不敢出门，跟人说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没处躲藏。
这种情况后来因为钓鱼岛和萨德，在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身上也相继重演过，像丰田车和丰田车主被砸，乐天收缩中国市场这种结果，恐怕都是当时日韩两国政府没想到的。
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二元体制，需要通过输送利益来安抚意识形态。而我们这边是民族主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还是民族主义，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策来管控。
虽然由于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我们在贸易战中受到的伤害必然更大。但是克林顿时代就证明的一个事实是，在双方都打对方孩子的情况下，孩子先哭的那一方输的更快。
川普发出贸易战信号的当天，美国各种行业协会就开始了对川普的批评。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认为，川普的关税是把一只靴子放在美国农民的背上”。美国零售联合会则批评川普，正在让普通美国人因为中国的违规行为受惩罚。
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指望美国的贸易战会完全被内部问题消解。
如今中美关系的一大变量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大大超乎美国人的意料，中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动摇美国制造业的几座皇冠，航空，半导体和汽车工业。与此同时，对美国制造业衰落最不以为然的硅谷，也被我们的互联网主权论挡在门外。
两会结束后的闭幕报告虽然讲了很多提气的狠话，但是重申了“我国处在重大战略机遇期”的表示。
如果我们还想像过去那样，将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变成美国的内战。就需要重新唤起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幻想。库克刚刚宣布在中国的扶贫计划，而马斯克因为无法独资落户上海在推特上支持川普的贸易战，他们的做法迥异，但是动机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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