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300年前的收藏家太牛了,書畫船什麼的,最會玩了

在中國的民間收藏發展史上,明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明成化以後,江南一帶富庶地區收藏家輩出,收藏風氣日趨熾盛,出現瞭如嚴世蕃、王世貞、王世懋、華夏、韓世能、項元汴、董其昌等許多著名收藏家,擁有的藏品十分可觀,一般收藏家及收藏愛好者更是比比皆是。

明人愛好收藏的不僅有達官顯宦、富商巨賈,也有一般的官宦、士子、中小商人甚至奴僕。如沈春澤在為《長物志》作序時談到,有些富家兒及庸奴鈍漢,沾沾以收藏家自命。姚廷遴也說,明末松江城裡“至如極小之戶、極貧之弄,住房一間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畫古爐,花瓶茶具,而鋪設整齊”。

明代愛好收藏的人涉及各個階層,社會上瀰漫著濃厚的收藏風氣,各種收藏活動豐富多彩,其中主要的活動可歸納為收集、觀賞、鑑識、實用、買賣、交友、複製七個方面, 下面分別以述之。

PS:由於篇幅原因,我們今天先說說前三項:收集、觀賞和鑑識。

收集

明收藏家已具有較強的藏品收集意識,對所好之物費盡心力以蒐羅。

如收藏家朱存理“ 居恆無他過從,惟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為志。” 胡應麟購藏圖書,“ 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繼之。” 《繪事微言》記載,王酉室有沈啟南直幅畫四軸,極其精妙。吳中一俗宦願出二百金買下,王酉室不肯,后王西園為買此畫,坐臥畫間兩日,終於感動王酉室,以一座價值千金的莊園易走此四幅畫。

明代收藏家收集藏品已講究“ 齊、全”。

嘉靖時,收藏家華夏偶而得到淳化閣帖六卷,經文徵明考訂為宋拓本,然而有缺帙,華夏深以為憾。後文彭於書販處又見三卷,報與華夏,華夏忙以厚值購之,但仍不是全本。

隆慶末年,此物轉手被項篤壽收藏。項氏某日進京,於古董商處湊巧又見得一卷,急忙買下,合已有的九卷共為十卷。一件名貴的古物散佚以後,經收藏家努力終於使之珠連璧合。

明收藏家收集的藏品多數比較蕪雜,但某些收藏家已開始注重某一類藏品的專項收藏。

如汪砢玉稱,他的父親愛荊公藏有名家制作的扇子千餘把, “ 至骨子自筠片外為犀象玳瑁香檀高陽種種,其面上書畫則文( 徵明) 沈( 周) 而下,陳( 繼儒) 董( 其昌) 以上,大作家約千餘握。內拔最精者得三百柄,各系古玉珀烏精西瑙枷楠諸珍墜其間,骨不佳而面佳,或面佳而敞者悉取裝冊,自姚雲東至項子京凡百六板。” 此種專項收藏便是後世專題性集藏的源頭。

觀賞

明代收藏家喜歡將藏品充作室內擺設,以示好古博雅。

如陳繼儒稱:“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王穉登在《清秘藏》序言中說, 收藏家張應文的家中“圖書滿床,鼎彝鐓缶雜然並陳。餘往入其室,政如波斯胡肆,莫可名狀。”

收藏家藏品還時常更換陳設,使能常觀常新。成化末年,太監錢能任南京守備,每過五日總要命人抬出書畫二櫃,循環互玩。

明收藏家除自我欣賞藏品外,也常互相觀賞藏品,有時眾人相約去某人處觀賞,有時各人攜帶藏品聚在一處觀賞,也有登門拜訪求觀,或持藏品登門求教者。此類活動在明人筆記中多有記載。如陳繼儒記述:

“ 乙未六月初四,過項又新觀魯國公顏真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傳》、顧定之《修篁圖》、趙善長《山居讀易圖》 … … 同賞者鬱師古,王子逸、馮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潭僧病不至。”

李日華記述:

“ 〔萬曆四十年〕四月十四,吳貞所見過,索所藏畫軸展玩,餘為出二十餘軸。… … ”

“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胡雅竹攜示王叔明《秋山讀書圖》… … 相傳為吳文定公物,後為燕京朱太傅所得,餘神往久矣。不知何故,複流江南。貞叔以重貲購得之, 持示餘。”

張應文記述:

“ 隆慶四年三月吳中四大姓作清玩會,餘往觀焉。一出文王方鼎、顏真卿《裴將軍詩》,一出秦蟠螭小璽、顧愷之《女史箴》,祖母綠一枚( 重兩許)、《淳化閣帖》, 一出王逸少《此事帖》( 真跡)、龍角簪一枝、官窯蔥管腳鼎,一出郭忠恕《明皇避暑宮殿圖》、白玉古琴、李延珪墨二餅。自幸曰不意一日見此奇特。”

明中後期收藏家之間這樣的觀賞活動很是頻繁。有的收藏家還置“ 書畫船” , 將藏品放置船上,配備米糧油鹽等生活用品,乘船四處訪友,晝則上岸活動,夜則泊宿江河,有時數月不歸。而收藏家間的定期觀賞後來就發展為民間的集藏組織。

鑑識

明收藏家注意藏品的鑑識。

所謂鑑識, 即是對藏品進行考訂、校讎(chóu), 以探究來歷,辨明真偽,評定優劣,並進而闡述自己的觀點。

明人的藏品鑑識精神超越宋元。

錢泳稱:“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疏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yǎn)州諸人,始兼考訂。”

明收藏家的鑑識風氣很盛,“ 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非而後已。”

藏品鑑識是一項特殊的收藏活動,需要相當的學識功力。

董其昌某次在京師揚太和家見到一幅畫,有宋徽宗御題,筆勢飄逸,乃畫中奇品。藏家檢索宣和畫譜,認為是宋代的《山居圖》。然而,董其昌仔細察看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畫法,斷定是唐人作品。他進一步察看此圖,又否定大李將軍(李思訓)所作,認為是摩詰( 王維)作品無疑。

項元汴一次見到一幅王右軍( 王羲之)的《二謝帖》,上面密密麻麻題了十多位宋人的題識,看來必是真品。然而項公題曰:“ 此右軍二謝帖,結構疏緩,紙弊黑渝,了無晉人風度,迫後人贗本。宋諸公之題俱佳,恐非原帖。”

董其昌、項元汴能一眼覺察書畫的真弊,並提出有力的證據,顯示了非凡的學識功底。這類精於鑑識的收藏家可謂收藏家中的翹楚。

在收藏家注重鑑識的風氣推動下,明中後期,各種收藏及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有彙輯各種書畫題跋的,有記述親眼歷見藏品的,有介紹各種藏品知識的,還有編纂器物圖譜的,眾多收藏著作的問世,對普及收藏知識,滿足收藏者需求貢獻很大。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藏品鑑識風氣的進一步發展。

未完待續,下一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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