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孙葆元
市井中传统的代步工具是马拉的轿车，一辆平板车上搭一个精致的篷，旅人在篷子里可以遮风避雨，那是一段与拴马石连在一起的交通史。
让马拉轿车退出历史舞台的是洋车的登场。这是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两个带辐条的大轮子支撑起座厢，轮子是气压式胶带，减少了马拉轿车木轮毂的噪音和颠簸，厢后有折叠的遮阳罩，两根长长的辕杆伸进厢底，辕杆前有一截横挡，车夫就在横挡后拉着车跑。
济南人随京津的叫法管这种车叫东洋车，嫌那个“东”字碍口，简称洋车。上海地界，这种车涂以黄色，故称黄包车。
我对于洋车夫的文学认识来自于鲁迅和老舍，鲁迅的《一件小事》让我们记住了上海黄包车夫艰难人生中的善良。老舍先生笔下祥子和虎妞的故事则把我们带进洋车夫辛酸的人生。
直到在现实人生中我与两位曾经在济南府城拉车的洋车夫相遇，才看到他们在市井中的另一面。
两位曾经的洋车夫，一位姓彭，比我大十余岁，大家喊他彭哥；另一位姓季，已近花甲之年，我们则叫他季爷。
由祥子就讲起彭哥的洋车夫生涯。
这是一个不怎么让人提气的职业，洋车夫下贱，被人看不起，市井上管这种职业叫“脚力”。乘车的人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管这些人横眉立目还是和颜悦色，只要有人喊“脚力”，他们就恭顺地跑过去，取下挂在车上的掸子在车座上抽打几下，以示洁净。洋车停在路边，辕杆放在地下，包厢的脚踏板就垂下来。待客人轻松地走上去，车夫会提醒，起步了，坐稳！那座厢就仰起来，客人靠在包厢里如坐似躺，很舒服。洋车拉动，云天和街景在乘客视线里旋转。再看车夫，脚步急速却稳健，由慢渐快，一路匀速小跑，不喘气，不停歇，那是好活。
彭哥这些洋车夫们被乘客欺负会反抗，那是一种很职业的“坏”。他们不再提醒“坐稳了”之类的话，起步时会猛然提起辕杆，座厢便猛地后仰，把坐车人吓一跳。
逢穿旗袍的女客，在车辕杆的掀动中，旗袍的下沿会猛地张开，吓得女人赶紧用手去遮盖，随即骂出一个“坏”字。
洋车夫们的“坏”是有社会话语权的势力阶层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报复性地选择凹凸的路面让车在上面颠簸，以泄胸中的愤懑，又被骂“不走好路”。路面的凹凸从不是这些底层人造成的。
季爷不似彭哥靠定了车行，向车行缴份子钱，他是拉包活的，即他的车长期被有钱的人家包租，别看他的车在宅门前候着，不拉杂活，只拉宅门里的眷属。
季爷的打扮也帅，不像彭哥破衣旧鞋，套一件车夫马甲，看上去就是落魄相。季爷着青色箭衣，扎绑腿，足蹬青色洒鞋，虽说进不得宅门，也自有“相府里的丫鬟三品官”的品位，他瞧不起彭哥那一路洋车夫。
济南城解放前夕，城里的官僚富豪人心惶惶，宅门里的老爷早就带着太太、姨太太到南方避难去了，季爷依旧守候着院子里最后的主人。
解放军的炮声响了，在密集的枪声中最小的姨太太提着大包的箱奁跑出来，坐上季爷的车。
季爷没少拉这位少姨太，每次出行都问：去哪儿？少姨太说出一个地名，他便拉了去，一般是教堂的唱诗班、音乐堂、图书馆。少姨太进去，他就在门外候着，直到少姨太出来，他再拉她回家。
这次，他照例问：去哪儿？少姨太说：到你家。
就这样，摸了半辈子辕杆的光杆子季爷给自己拉回一个老婆。
解放后，人民政府改造了这个让人觉得不平等的行业，先是洋车改三轮车，以后连三轮车也取消了。拉车人被安置到工厂，彭哥和季爷恰恰被安排到一家企业。
他们并不亲密，季爷仍然是宅门派头，有礼貌，每说话就把话说到你心窝里，他没有什么文化，却被分派到供销科做科员。彭哥就不行了，不会看眼色，当车夫时颠人的毛病没有改，碰到不顺心的事就“颠”人一下，还是市井习气。
季爷很喜欢他那位“拐来”的夫人，饲养鸽子的人常常这样取笑他，他不以为意。
我观察了一下，让季爷自豪的不是女人的跟随，而是女人给他带来的文化。
这位季奶能歌善舞，弹得一手好琴，供职于一所学校任音乐教师。她还喜欢集邮，于是没有文化的季爷常常以发合同为名向供销科的内勤索要邮票，天知道他把那些所谓的信都发到哪去了。大家以为他好显摆，要了邮票无非是显示工作积极罢了，谁也不在意8分钱一枚的邮票。
二十多年后，当季爷听说我也是邮票藏家，就邀了我去他家看季奶的邮品。我心下窃喜，不是也可以顺便瞻仰一下那位传奇般女人的芳容嘛。
季奶就是一位普通的老太太，但是打开邮册我顿时惊呆了，里边全是“文革”票，有毛主席诗词、语录，虽不成套，却基本齐全，张张价值千元。
原来季爷的信都寄到这里来了。我的天，又让他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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