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水滴直播事件”背后的娱乐与安防界定难题

360水滴直播事件因一篇网络文章而起,以周鸿祎高调反击达到高潮,最终以水滴产品经理公开致歉,公司关闭直播功能落幕。

互联网时代,隐私话题最容易刺激数亿网民的神经,此次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并不稀奇,尽管“黑公关”论调一度将隐私话题转移,但最终还是回到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

事件暂告一段落,但社长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此视为一次孤立事件,而应该关注其背后一个更大的话题。

关闭直播功能后,360智能摄像机(水滴直播的硬件)将聚焦安防。“一关一聚”其实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智能摄像机到底是直播娱乐产品(或者说数码产品)还是安防产品?如何界定将直接决定其使用和管理方式。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定位模糊

2015年,360智能摄像机进行了一次升级。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其带有极强的娱乐功能。当年4月份,360智能摄像机官方直播平台对曹云金相声专场、张靓颖、TFBOYS音乐V榜年度盛典进行了直播,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

怎么看,都是一款社交娱乐产品。

但是360智能摄像机的诞生则基于安全,推出时被媒体视为360从安全公司到安全互联网公司的一次重要转变。这个不难理解,以“安全”为核心业务的360触角在不断延伸,因此该产品也被打上了安防监控、远程监控和智能监控的标签。

从这个角度看,“监控”又成为关键词。

就是在这样模糊的定位中,360智能摄像机一路前行。但或许也是这样的模糊定位导致了如今的舆论讨伐。

安防监控是另一大领域,我们平时开车在路上,各种摄像头都可以实现实时拍照、直播和录制;商场、火车站、机场等公共空间,安装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同样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公共安全领域的监控已经普及。

360智能摄像机则将监控空间扩展至家庭、小商家等私人空间或半公共空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市场。我们并不怀疑360对于儿童、老人远程看护的产品设计初衷,但这部分市场的管理远远滞后于市场的推进。

“360水滴直播事件”背后的娱乐与安防界定难题

如何界定

国内的公共安全监控设备在术语上叫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摄像头。2003年,公安部组织召开全国“金盾”工程工作会议,自此视频监控的信息化建设进入快车道。

2009年,《中国周刊》发布了一篇名为“视频监控的法律死角”文章,其中采访了《公共场所监控图像采集利用与隐私权保护》课题组作者之一的汤啸天。当时汤啸天的课题主要还是研究公共空间的图像监控,比如广场、公园、交通枢纽等,都是相对于私人空间而言。8年前,针对这一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对于审批主管、安装、使用、管理、传输等等的主体界定并不是非常明确。汤啸天受上海市政府委托研究该课题,他也说当时缺乏全国层面的制度安排,大部分是各地方政府各自制定相关政策。

直到2016年,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公共监控的各环节主体责任,覆盖生产、销售、安装、使用、管理、传输等各个环节。比如各级公安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建设、使用单位负有保密义务和保护个人隐私不被非法泄露的义务等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公共安全领域的监控方才制定出一套管理办法。而对于小商家、个人等安装使用监控设备的管理则几乎处于空白。此前,很多媒体曝光因为个人安装摄像头引发纠纷,但是接受采访的律师均表示,目前国内并未有具体的针对个人在非公共空间安装使用摄像头的政策法规。央视曾曝光类似360智能摄像机的产品泄露用户隐私,但是最终出面接受采访的是质检部门,提醒用户购买相关产品时鉴别质量。

360智能摄像机们的出现其实引发了一个新问题,在空间上,由公共空间延伸至半公共工具和私人空间;在技术上,实现了实时联网、直播、云存储,传统的摄像头以插卡为主,本地保存;在产业链条中,除了生产方、监管方、使用方和被监控对象外,增加了360这样的运营平台方,其拥有大量监控数据。

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监控边界扩展和形式多元化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话题。类似360智能摄像机这样的产品到底属于普通的娱乐数码产品,还是安防监控产品,不同的定位是否需要引入不同的管理制度?

是否可借360水滴直播事件引起相关部门注意,像公共安全领域的监控一样管理互联网安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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