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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於邱震海新書
《2020大布局：你的機遇在哪裡？》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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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時間已經進入2018年，距離由美國開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機，正好整整10年。
10年後的今天，雖然西方各國的經濟程度不同地進入了復甦軌道，但必須承認，世界經濟從整體上說，還沒有從10年前的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低增長率、低投資率、低貿易量、低利率、低物價等，就象依附在世界經濟復甦軌道上的“魔鬼”，使世界經濟復甦這趟列車始終步履艱難。
所有這一切，是過去250年世界市場經濟（或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中極少見到的現象。
把眼光拉回到當代。誰都知道，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起源於華爾街銀行家們的“金融創新”，亦即創新過度，監管缺位。此後，美國嚴厲加強了金融監管。但將近10年後我們發現，特朗普上任後，在“讓美國更偉大”的旗號下，美國又在大力放鬆金融監管，10年前的那一幕似乎又象一串陰影，在我們的眼前晃動……
資本主義到底怎麼了？
10年來，幾乎所有的西方學者和思想家都無法否認（不管他們是否願意）的一個事實，就是國家的力量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需要被重新審視和界定。
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如果沒有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介入和干預，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就連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20國領袖峰會（G20），其第一次會議就是2008年11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其直接成因就是當時各國政府的救市行動。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古典由主義幾乎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其主要表現就是美國的里根主義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主張市場力量至上，並實行大幅私有化以提高競爭力。上世紀90年代我正在德國求學，親眼所見當時當時歐洲一些國家的鐵路等國營機構都被大幅實行私有化。
那個年代的西方，剛剛承接了80年代裡根經濟學和撒切爾經濟學帶來的繁榮，又正處於冷戰結束的狂熱之中，因此也正是所謂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之時。當時，即便在西方，幾乎沒有人質疑過這一經濟發展方向。一直到2008年，由於包括新古典自由主義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導致了深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許多人才如夢初醒。
但此時如夢初醒似為時已晚，因為過去250年的資本主義雖歷經不同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但其本質似乎一點沒有改變。
2017年9月，是馬克思《資本論》誕生150週年。早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時，就有人提出“重讀馬克思”和“重讀《資本論》”，因為雖然時代不同，科技發展水平不同，但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在馬克思當年的著作中被揭示得十分清晰，而恰恰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直接導致了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
新古典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今天的相當一部分經濟上出現的問題，都可以歸結到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誤導。
今天很多人嘴裡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嚴格說來是西方經濟學裡的的新古典自由主義，英文表達是Neoliberalism，德文有時乾脆就用Neoklassiker（新古典主義）來予以形容。它是英國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成型於上世紀70年代，成熟於80年代，主張在新的歷史時期維護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 因而成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近40年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既然被稱為新古典自由主義，那麼在它的倡導者看來，就是對亞當·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迴歸。讀過或聽過《國富論》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斯主張經濟上放任自由，發揮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在新古典自由主義看來，亞當·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後來被人歪曲了，“市場之手”被人束縛住了，因此亟需在經濟政策上重歸亞當·斯密斯。
這個思潮在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之間，存活了整整100年。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嚴重，為適應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這個理論被稱為New Liberalism。與亞當·斯密斯不同，New Liberalism提出自由應該是制度框架內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
由此可見，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之間整整100年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強調國家力量對市場力量的平衡，也是對亞當·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義的適度修正。從2008年經濟危機整整10年後的世界經濟情況來看，這倒反而是一種值得推崇的穩健做法。
中國經濟該告別新古典自由主義
房地產、醫療和教育在中國是三件令人頭疼的事情，房價高企、醫療和教育費用昂貴，曾經被稱為“新三座大山”。它們來自於在上世紀90年代的某個時候，我們以為市場化就是靈丹妙藥，一股腦兒將住房、醫療和教育全面推向市場。
但當時，我們忘記了根本的一點，那就是：無論是住房、還是醫療和教育，它們既是商品，同時更是公共服務產品。作為商品，它們必須具有價格和價值，象過去計劃經濟年代的幾乎免費住房、醫療和教育自然難以為繼；但作為公共服務產品，它們又必須以服務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為目的。
一個健康、穩健、安全、祥和的社會，必須達到這麼一種境界：這個社會的所有人，不管是窮是富，不管有病還是健康，甚至不管能力大小，都必須獲得與其尊嚴底線相符合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當然，這個社會依然是市場經濟，因此住房可有大小之分，醫療和教育的程度與水準也可有一定差異，但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產品，它們都必須符合人的最低的尊嚴底線。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住房、醫療和教育市場化，顯然嚴重偏離了這一境界，而其根源恰恰就是上世紀80年代風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
毋庸諱言，從90年代開始，有一股全盤市場化的風潮在推動著中國經濟，以為市場化就是靈丹妙藥。每當社會公共產品提供不足、社會矛盾激化時，一些人士就認為，這是由於市場化不到位，只要繼續市場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豈不知，社會公共服務產品不足、社會矛盾激化，恰恰是由於市場化過度，或至少是在推動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調控之手沒有緊緊跟上所造成的。
前面提到的住房、醫療、教育之所以全面推向市場化，就是在那個年代造成的失誤，以致於今天的所謂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與其說是改革，還不如說有一部分是在糾正當年改革的失誤，亦即所謂“糾錯”。在計劃經濟的年代，住房、醫療、教育完全由國家大包大攬，自然是完全錯誤的做法；但推向市場則不等於把社會公共服務產品完全市場化。這就象給不會游泳的人發一個救生圈，然後就強行推入海中，最後的結果及其導致的怨氣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紀90年代把住房、醫療、教育全盤推向市場後，當國家之手完全淡出，中國普通百姓經歷的動盪和磨難，就有點象上面的這個比喻。
如上所述，這種做法有當時非常特殊的時代背景，那就是新古典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我們的一些學者和智囊也不幸染上了這一“疾病”。但現在卻是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未完待續...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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