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寶年間，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這三個亂世奸雄相繼登臺表演。他們之間為了爭權奪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傾軋。一些卑劣小人乘時而出,因緣竟時,在三奸勾心鬥爭的混戰中推波助瀾,從而加劇了大唐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日趨尖銳和政局的日益混亂。吉溫正是這些卑劣小人當中表演最為充分、也最為醜惡的一個。
吉溫“早以嚴毒聞”,是個“性禁害,果於推劾”、手辣心狠的酷吏,而這又與他貪圖功名且爭於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關係。正是由於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權勢之慾強,所以他才會論落成為一個不顧一切,不擇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為一個不問是非、不計親疏、見風使舵的小人。
吉溫
吉溫一向有著“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的臭名聲。天寶初年,吉溫擔任了萬年縣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轄境之內。當時高力士經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宮還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裡,吉溫必然要親往其府拜謁探望,極盡殷勤。高力士對他十分喜歡,兩人“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又“愛若親戚”。吉溫靠著高力士的關係,不僅化解了與頂頭上司、京兆兆蕭炅的舊怨,而且還被蕭炅“引為曹官,薦之於林甫”。
唐玄宗與楊貴妃
吉溫依附李林甫之時,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階段。他和羅希奭一起,扮演著李林甫的心腹親信與打手的角色。當時李林甫“屢起大獄，誅逐貴臣,收張其勢”,吉、羅二人治獄案,“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靠了這樣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對他“倚以爪牙”。
吉溫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說:“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他以為,只要抱緊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將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馬後辛苦了幾年卻官職依舊,他既對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懷怨恨,更為自己升遷太慢而憂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換門庭、另尋靠山的念頭。當時楊、李二人“交惡若仇敵”,相對虎視,已成水火難容之勢,吉溫見楊國忠日益貴幸,步步高昇,便毫不猶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為楊國忠手下的一員戰將。吉溫反水之後,立刻就竭盡全力去為楊國忠建功立業。他一面“教其取恩”,借玄宗之力壓迫李林甫,一面協助楊國忠四處搜尋證據,接連把蕭炅、宋渾等人治罪貶官,趕出京城,使李林甫喪失了心腹親信。元氣大傷。他還出面遊說安祿山,讓安氏與楊國忠聯手,誣告李林甫謀反。他的這一番活動,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動境地,在憂懣恐懼之中死去。由此，吉溫就成為楊國忠跟前的大紅人。
不過,吉溫這次投靠楊國忠可與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從一開始,他就一邊與楊國忠打得火熱,一邊又對安祿山頻送秋波,與安氏“約為兄弟”,呼之為“三兄”。天寶十載,安祿山又加任河東節度使,吉溫曾與他密謀說:‘若三兄奏溫為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為相矣。”此計後來雖然因故未行,但兩人的感情和關係卻由此更加密切起來。安祿山因此奏請玄宗,委任吉溫為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後,“河東事悉以委之”。
吉溫腳踩兩隻船,本是出於狡兔三窟的考慮。他同時受寵於楊、安二主,也曾經自以為得計,高興一時。但在李林甫死後,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又成不能兩立之勢。楊國忠為了籠住吉溫,便將他召回京師,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溫卻不領情。他以為安祿山是楊貴妃的乾兒,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寵,加上重兵在握,將來一定能取代楊國忠。所以,他雖然表面上與楊國忠虛與委蛇,實際上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成為安祿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天寶十三載正月,反心已決的安祿山入朝,為了能更好地發揮吉溫的內應作用,他又奏請玄宗任命吉溫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楊國忠由此而知吉溫已經叛他而去,又惱又恨。安祿山離京師不久,楊國忠就藉故將吉溫罷官,貶出京師。天寶十四載正月九日吉溫被楊國忠杖殺於獄中。這個一生都在夢想高官顯位的投機分子、跳樑小醜,最終也沒有實現他出將入相的願望。
是非不分,反覆無常,每每見風使舵,老虎頭上四處跳舞,最終導致殺身之禍,亦是意料之事。吉溫錯就錯在用兵之道,雖說詐,但又有不詐不變之忠義,腳踩兩隻船,本身是對自身的不自信,不能明確思想和目標,自然要敗得一踏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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