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我的老友严良堃走了。我俩是同龄人，是青木关一起学习音乐的同学。在音乐的殿堂里，严良堃发挥了一辈子精力，成为我国优秀的指挥家。而我却站在了德国文学的讲堂上，面对一批批的学生，培养他们成才。
回想起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时，叫我感到最吃力、下功夫最多的课就是和声学。我是理论作曲组的学生，和声学是基础课。和声学的老师便是江定仙先生。
我进了学校一个学期，和同班同学有较多交往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一位是严良堃。
我与他合得来，原因之一他是孩子剧团来的，我在中学就知道这个剧团的非凡来历，对它素有向往。他和我同年同姓，长得差不多高，穿得一样破烂。
我与他相处中，明显地感到他的爱憎分明，他有疾恶如仇的人生态度，因而很容易谈得来。他思想敏捷，谈吐不凡，学习中，我还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早已明白了。我和他交上朋友后，自愧不如，甚至有点崇拜他。
江定仙先生在下课以前老问：你们两个姓严的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江老师讲的两个姓严的，他那个姓严的都懂了，而我这个姓严的还是不很明白。
我们两个都是穷光蛋，不穿布鞋穿草鞋，平时身无分文，中学的老朋友寄我点零用钱，我都用来买蜡烛，蜡烛是为了晚上练琴照明用的。那时学校是没有电灯的，琴房弹琴点着的是桐油灯，灯光暗，浓黑烟灰袅袅上升，有时钻到鼻孔里，挖鼻孔挖出黑色的烟灰来，为了不伤眼睛和呼吸道，只好自己掏钱买蜡烛。一到星期天，同学们纷纷步行到青木关集市去逛街，有钱的上馆子打牙祭去，我们是赶集买蜡烛。
在夏季的夜空，湛蓝色的天空中点缀着 无数繁星。我俩常常爬上山顶，用手电筒朝天上打着光。顺着手电光柱的方向，我们不停地在繁星中寻找着大大小小的星座。使我们这两个憧憬着未来的穷孩子，在宇宙间遨游，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后来，我离开了音乐院，转了行，而严良堃凭着他聪明的资质和勤奋，完成了音乐专业的各种学习。后来他又师从冼星海。解放后留学苏联，师从世界著名音乐家阿诺索夫及索柯洛夫。
他回国后，在我国音乐舞台上成功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毛主席诗词大合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D大调庄严弥撒》、威尔第的《安魂曲》、中外著名合唱歌曲，等等，非常成功。
解放后，他在我国音乐领域中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他在音乐界成为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的指挥艺术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文革中，我俩先后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在靠边站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串门。我和几个音乐界的朋友坐在一起，听严良堃讲着各种故事，他那幽默的语言常常把在座的人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有着频繁的接触和来往，我们两家关系也很好。
他与我现在都己93岁，他还在高龄时多次登台指挥演出《黄河》。他对《黄河》的音乐解释和处理是权威性的。他开玩笑地自称是指挥《黄河》大合唱的专业户。我为这个姓严的朋友的音乐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两个严老头——
告别严良堃——
閱讀更多 左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