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亲笔信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陕西志丹县中央机关简陋的窑洞里，亲笔给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写完信之后，特派一位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年轻密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西安拜谒杨虎城。其信件原文如下：
虎臣先生（即杨虎城）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 …… 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 …… 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 …… 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即张文彬)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派遣的密使就是他亲笔信中所说的张文彬同志（又名张纯清），时年26岁，平江县浯口镇西江人，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1944年牺牲于国民党狱中。
张纯清烈士故居
二、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毛泽东向杨虎城写这封信的10个月之前，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12月7日至25日，在陕西省安定县城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此时，张文彬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摘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成为中国革命指挥中心的一名得力的高级领导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直接受中共中央秘书长张文彬领导，处长是王首道（摘自《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央首长服务，是党中央的“内管家”。在这期间，张文彬实际上同时负责毛泽东的秘书工作。他在毛泽东的身边亲聆教诲，获益匪浅。
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的策略路线，使之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张、杨部队开展统战工作，以促成张、杨部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瓦窑堡会议旧址
在对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曾在1935年11月就派遣密使汪锋潜入西安，建立杨虎城与中共方面的秘密联络。所以毛泽东在1936年8月的信中说“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毛泽东写这封信时，正值日本准备侵占绥远，如果日本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在这种紧迫情况下，毛泽东加紧对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尽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是，派遣曾担过任他秘书、深得他信任的张文彬出任联络杨虎城的密使。
从信中的“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这些话语中，足可看出毛泽东对张文彬的信任和器重。
张文彬烈士
张文彬怀揣着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肩负着对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使命，与随行的报务员、交通员等一起，带着电台、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征程。
三、与杨虎城密谈
8月26日，张文彬抵达西安，受到杨虎城部的友好接待。其时，在杨虎城身边拥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杨虎城的宪兵营内，成立了中共秘密支部。该营营长金闵生，副营长谢晋生等都是共产党员。
中共密使张文彬到来后，杨虎城嘱咐宪兵营严密保护，将他从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接到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家中，令谢严加保护。谢晋生深知此事责任重大，精心安排张文彬的住处。谢晋生的家共有三进房，第一进房住一个兵排，白天设单岗，晚上设双岗。谢晋生和家属住第二进房，张文彬等住第三进房。可谓周密安排，层层保护，万无一失。（摘自《千古功臣杨虎城》）
8月30日晚，杨虎城先派其机要秘书王菊人与张文彬见面，并进行了正式谈话。其时，由于杨虎城感到近期形势紧迫，急于与中共方面洽谈，要与中共方面就有关建立军事联络、建立秘密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线地区通商等问题交换意见，因而对中共所提出的初步实现双方协定表示“完全同意”。
9月6日晚，杨虎城出面会见了张文彬，“二人密谈约二小时，结果尚好”。杨虎城“对中共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翌日，根据与杨虎城商谈的结果，张文彬又“与王菊人、崔孟博（共产党员，时任陕西省政府科长）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最后，经过商议，双方达成了“抗日合作口头协定”。
杨虎城将军
张文彬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口头协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1）互不侵犯。双方各驻防地取消敌对行动；杨部负责抑制地方民团活动，不在原苏区及原有革命组织的地方建立保甲制度；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的贸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保障苏区贸易流通；不禁止民众的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民众供给十七路军驻军的粮食、草料等必需品的购买。
（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的军事行动要事先通报，杨部除将本部所属行动通报外，并向红军提供南京等各方情报；有关双方纠纷问题，均经双方磋商解决。（摘自《张文彬给毛泽东的报告1936.9.8》）
这次会见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充实了杨虎城与中共双方以往达成的几项合作原则，使双方的合作更为具体，合作的统战关系日益密切。这次会谈以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驻西安，代表红军方面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为避免国民党特务们的注意，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还任命张文彬为十七路军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四、建立红军秘密联络站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达成口头协议之后，双方频繁互动。张文彬初到西安时，因电台尚未建立起来，杨虎城部有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张文彬，然后由张文彬转告中央。后来，为加强彼此的联系和交往，张文彬经过一番努力，建立了秘密联络站，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便更加顺畅起来。
据当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徐彬如在《深切怀念张文彬同志》一文中回忆，当时从西安到中共中央之间有两条秘密通道：一条是红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一条是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
张文彬管的是红军与西北军秘密交往的这一条路线。双方之间的联系交流和物资运送，都是通过秘密联络站来进行的。张文彬抵达西安以后，就积极着手建立秘密的红军联络站。他根据当时现实条件，认真选择站址，物色人员，拟定制度，筹措资金等，很快就将红军的秘密联络站建立了起来。
据徐彬如的回忆，当时在张文彬的具体领导下，西安红军秘密联络站不仅建成速度快，而且建立的地址也极为隐蔽。该联络站是设在国民党“剿共”军队军官家属住的一个大院子里。这个院子归西北军宪兵营管辖，因宪兵营的营长、副营长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联络站受到西北军宪兵营的关照和保护，比较安全。
红军秘密联络站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接送过往的地下党和红军干部；另一主要任务就是转运各种物资。陕北不少军用物资、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等紧缺物资，大都由联络处经办从国统区购进运往陕北，就是通过西安红军秘密联络站这一渠道运输的。
由于红军联络站一切行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之下进行，因而一有过往人员接送或重要物资转运的任务，都是在夜里出车。红军秘密联络站运输物资的车辆都是早晨4点钟就要开出西安。当时，张文彬对红军秘密联络站的工作十分重视，认真过问需要装载物品的种类、数量，并仔细检查每一件东西、每一封信件，直到该装车的都装上了才休息，所以他经常工作到深夜。
后来，红军又在西安城内新城的北门外七贤庄1号设立了一个新的联络处，张文彬也是该联络处的负责人之一。
就在这个红军联络处里，张文彬与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曾经居住过，并经常召集西安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在这里分析时局，商讨对策，研究问题，为争取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张文彬（二排右二）周恩来（三排左一）叶剑英（三排右三）
如今，这西安七贤庄联络处旧址至今还保存着张文彬于1937年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中，既可以见证张文彬在西安的战斗岁月，也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叶剑英与张文彬等战友的真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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