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羊驼和大家聊一聊曾国藩这位历史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本是湖南双峰小山村一介书生，勤奋好学，后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民团湘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虽有惊涛骇浪，却自岿然不动。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赞扬：做官要学曾国藩！
记得在《道德经》里，老子主要描述了“道”的具体形象，道是不可名状的,是渊深的、精湛的;它不露锋芒,神光内敛,纯朴如尘。老子通过对道的描述，体现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观点,即不露锋芒，纯朴如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藏锋。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道的精髓的一种体现。谁学掌握了它的精髓，谁就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法宝。藏锋的关键不是藏身而是藏心。今天的主人公曾国藩就是如此，尽管他一直站在第一线，但是始终能把一饱经风霜的心置于“安全袋”中，做到藏心即藏身，演绎了经典的处世之道。 
曾国藩是清朝著名政治家，他一生在官场中沉浮，时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变动的时候,他便会产生“草木皆兵”的感觉。不过,曾国国藩凭着自己的精明和敏锐,总能渡过险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善于藏锋的特点有有着很大关系。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的股肱之臣。
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其中就暗含着谦让之意，尤其是在裁撤湘军的问题上,曾国的藏锋表现得更为明显。倘若不裁湘军，恐怕功高震主,最终引引火上身。如果裁撤湘军，自己手里没有军队，那么就会任人宰割。就在这时，曾国藩想到了李鸿章的准军，他认为李鸿章与自己有师徒的情谊，假如能保存淮军,那么自己也就有了靠山。于是,曾国落叫李鸿章的淮军按兵不动,然后奏请朝廷裁撤军。曾国藩攻克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七月初七，他又上了一本奏折，里面说道:“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理由是湘军已成“强警之末，锐气全消”，而这完全是个借口,实则为了明哲保身。时人王定安听说这件事后,说道:“曾国藩向来谦和恭谨,他说湘军战斗力衰弱,只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后来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威震西域,席宝田平定跨中，王德榜与法兰西转战越南，皆用湘军。他说湘军“战斗力度弱”,这怎么可能呢?依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过是自谦了。”
占领天京后，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大概有十二万人。不过,左宗棠的湘军进入断江以后,已呈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江忠忠义、席宝田所属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指挥;鲍超、周宽世所属两万余人到达江西以后，随随即也被编人沈葆桢的麾；余下的只有曾国藩统率的五万湘军，而这些人也正是朝廷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自己身边的这五万湘军开始进行裁撤。曾国藩先是留湘军将领张诗日庭下的一万余人驻守江宁，让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領一万五千余人抵达皖南地区,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庆行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余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同治四年正月,曾国落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围捻军,当田时江宁还没撤走的湘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余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跟随前往,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军队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了。
因为曾国藩在攻陷天京的时候立下大功，在湘军中有极大威望。所以清政府对他也十分忌惮，害怕他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想让他到浙江担任巡抚。曾国藩无奈之下在裁撤湘军的同时,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清政府很快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赐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为此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还在众人面前大放词，这导致曾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只得对他好言相劝。早在裁撤湘军之前，曾国藩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惟湘勇强警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将来腹定两准，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气。准勇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曾国藩书中的意思很隐晦，只有李鸿章才能明白他的苦衷，朝廷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怀有猜忌之心，舆论又推波助，朝廷欲杀之而后快,如果湘、淮二军一并裁微,那么日后曾国藩一定任人宰割,如果保留淮军面裁撤湘军,则对清廷可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见了清廷的真正意图,又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于是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李鸿章深知此时队关手天下之大计,而准军的兴衰更是关乎个人的直海浮沉。因此,李鸿章致函给曾国藩，表示支持其裁撤湘军而保留淮军的决策。 
曾国藩在官场中不露锋芒还表现在他的急流明退上。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但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书请辞，但是语气不能过硬，可是倘若语气不硬，又怎么能够获得恩准呢呢?即使获得恩准，一旦遇有战事的时候，自己岂不是还要被征召吗?进退不能，一时令曾国藩陷人两难境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曾国藩之所以不思做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之道，古人所谓高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理位,尚非良策也”。不久，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体,李鸿章听说曾国藩打算辞官，立即写信说:”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之外，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体,即使退体一两年,其他地方如果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朝廷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李鸿章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人思考之中。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兔大祸大谤，逍遥自在！ 
曾国藩只求能把自己困置起来,，不进不退，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说自己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帝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处境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晚节和清誉，又可给自己带来体恤皇上的名声,可谓一箭三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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