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腦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人們讀印刷的文字已很少了，更不論說抄書了。這雖然是一種進步，但對讀書人來說，不能不算一種缺憾。因為，抄書，實在能給人們帶來想不到的好處。特別是在信息極度膨脹的今天，抄書，更是有著極大的重要性。
明人李日華的《紫桃軒雜綴》記載：蘇東坡曾自抄《漢書》一部，抄完後高興得很，自誇貧兒暴富。實際上，蘇東坡從少年起，就陸續抄過許多經史書籍，包括《唐書》等，有的書還不只抄一遍，並經常鼓勵別人抄書。
蘇的《李氏山房藏書記》雲：“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清代著名文學家顧炎武遵父祖之教，提倡“鈔書”，其《鈔書自序》雲：“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幹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
其實，在我國曆史上，古人抄書的典故有很多，抄出了學問或成就的更是大有人在。他們大多是因少年家貧，無錢買書，只好向別人借書來讀，讀到愛不釋手了，只好抄之。如漢末曾任郴縣令的闞澤，因少時家貧抄書，到三國時期成為吳國學者、大臣、太子太傅。他還撰有《乾象曆注》與《九章算術》，祖沖之的圓周率都是借鑑他的研究成果推算出來的。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幼時家貧，借書筆錄，“硯堅冰，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後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贊他為“當今文章他第一”，不僅有《宋學士文集》存世，還曾是《元史》總裁官。明代藏書家錢允治，82歲了仍在抄書。清代章學誠的父親章鑣，簡直成了抄書痴，三伏酷暑抄補《水經注》，連續十日不止。章學誠在父親勤學苦練精神薰陶下，成為清代傑出史學家和思想家，所著《文史通義》共9卷，是清中葉著名的學述理論著作……以上足以表明，抄書可以讓人平心靜氣、摒棄浮躁、成就學問。難怪近現代的大文豪魯迅也喜歡抄書，他一生抄書的數量，最保守的統計，其字數至少也在100萬字以上。僅1915—1918年，他抄錄古碑一項就達790種，近2000張，對甲骨文、金文、真、隸、篆、草各種字體，都摹寫得惟妙惟肖，應該可以說，魯迅抄書也是受益匪淺的。
當今社會，信息爆炸，外界的誘惑的確很多。有的人常常感到內心浮躁，不能靜下心來讀書。究其根本原因，是注意力不能集中。而抄書，特別有助於精神專注於一，對記憶所閱讀的內容，十分有幫助，有時抄一遍，就會過目不忘。因此，抄書實在是一個性價比極高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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