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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國人，我們對於“四大發明”耳熟能詳。經由教科書和現代傳媒，四樣偉大技術被無數中國人看作中國文明的偉大成就、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加以頂禮膜拜。

然而，所謂的“四大發明”來自於哪裡？詳細內涵又是什麼？卻極少有人能回答上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四大發明”的認識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對對錯錯，真真假假。本文就來談一談“四大發明”的前世今生、真假對錯。

從三大發明到四大發明

歐洲心目中的技術成就

首先要指出，“四大發明”被提出的時候並非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總結和認識。“四大發明”本來是“三大發明”，指的是對西方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三種偉大的技術成就。沒有這三種技術，歐洲文明不會是現在的樣子；沒有歐洲社會，這三種技術也不會被並列指出。

▲ 弗朗西斯·培根

最早提出“三種發明”是歐洲學者培根。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到三種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磁石，沒有任何其他發明能與這三樣媲美，但是“直到最近，它們的起源也是糊塗不清”。此外，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也提到了三大發明，高度肯定其社會意義和歷史影響，也同樣未交代其起源。

▲李約瑟

直到英國學者李約瑟口中，“三大發明”才變成“四大發明”，發明權也被歸到中國。1943年，李約瑟到重慶訪問並發表講話提到中國人的三大發明。1954年，在其主編的大作《中國科學文明史》中，李約瑟把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相提並論，認為“四大發明”改變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進程，進而確定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指南針使地理大發現成為可能，造紙術有助於人文精神傳播，火藥推動歐洲社會歷史變革，印刷術為文藝復興準備條件。

通觀其演變，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四大發明”是因其在西方歷史上的重要貢獻而被提出的，這是最基本的難以迴避的一個事實。魯迅先生說：“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同是一種東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聯繫到中國近代被西方帝國主義肆意欺凌的悲慘往事，我們真的應該感到自豪嗎？

司 南

被想象出來的神器

科學史專家江曉原研究認為，所謂的指南針的前身——司南，是現代才被複制和想象出來的，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文獻記載過它，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真實存在過。

在絕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古人在戰國時期就製造了司南，這甚至被列入了小學教科書。不僅如此，1953年發行的郵票《偉大的祖國》中第一枚就是司南，還註明“司南·指南儀器·戰國（公元前三世紀）”。目前有關司南的存在，有三方面證據，第一是文獻中記載的“司南”；第二是王振鐸複製的司南模型；第三是司南的科學原理。

然而，這三者其實都不能成立。

▲司南的復原者王振鐸

關於“司南”的文獻有兩種：《韓非子》和《論衡》，司南因此被看做是戰國時代的發明。但是兩種文獻記載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湯匙”狀的司南。《韓非子》所說的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論衡》說的則是指南車。

蔡倫的發明？

造紙術的誤解

▲蔡倫像

什麼是紙？目前國際專業領域把紙定義為“各種纖維交織的薄片”。《不列顛百科全書》確定約105年，中國的蔡倫用桑皮及漁網、破布、廢麻等韌皮纖維造成紙張，直到18世紀，造紙方法基本保持不變。

▲西漢時代灞橋紙

在蔡倫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廣泛出現過用各種纖維製造書寫材料的嘗試，包括古埃及的莎草紙、中國古人麻紙，甚至是在一些部族被沿用至今的書樹皮紙。

東漢元興元年，蔡倫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改進了造紙方法，使得紙張能夠大規模生產和使用，這才是蔡倫的真正貢獻。

和印度的牽連

印刷術的尷尬

關於中國的印刷術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一直被人忽略：第一、目前發現所有最早的印刷實物全部都是佛教用品；第二、在中國印刷史上，活字印刷術從來都不是主流。對兩個事實的忽略導致了對印刷術的兩個誤解：第一、印刷術是從中國印章發展而來；第二、活字印刷術是四大發明之一。

近期，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提出了一個觀點：中國印刷術在源頭上來自於印度的捺印技術。所謂“捺印”類似於鈐蓋印章，把印版從上向下按壓到紙面上完成印刷。當然，這不等於說印刷術是印度發明的，但這能提醒我們正視並回應最基本的考古事實。

▲《中國印刷史研究》

“印刷”包括“印”和“刷”兩個基本步驟。印章是商業和政治活動的產物，在古典文明中並不少見，並非中國獨有。而且中國印章的出現和廣泛應用比印刷術的出現和應用早了成百上千年。說印章和蠟染技術是中國印刷術的技術源頭，無法解釋為何要等到幾百年後這種技術才突兀地發展成了印刷術。

▲唐初的陀羅尼經咒

反過來，專家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印度捺印技術和中國印刷術的出現與應用有密切關係。中國最早的印刷品都是佛教的宗教用品，包括佛像、經書和陀羅尼經咒。中國印刷術的產生和應用最基本的社會原因是佛教信仰者對佛像、佛經和陀羅尼經咒的需求。

佛教宣揚禮拜佛像有福報、傳播經書是功德，陀羅尼經咒具法力，導致中國社會對佛教用品的需求極大擴張。但是佛像繪製複雜，佛經抄寫困難，陀羅尼經咒是梵文寫成，複製傳播都極為艱難。於是印度的的捺印佛像方法被廣泛使用於印製梵文經咒上，此後逐漸應用到民間需求量的較大產品如日曆、告示上，逐漸實現了普及。五代時期，印刷術才被應用到儒家經書上，進入中國文化的核心領域。

▲沈括《夢溪筆談》中對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

關於印刷術第二個誤解就是把活字印刷術看做“四大發明”之一。當然，培根和馬克思眼裡的印刷術當然是活字印刷術，但在中國印刷史上，活字印刷的書籍在數量上只佔極小的一部分，印刷效果也很不好。這個鐵的事實告訴我們，古代的活字印刷絕沒有教科書上所說的那麼“經濟便捷”，美觀程度也很差。

究其本身，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在技術上有兩個致命傷：第一、活字印刷版面不平整、易磨損而且經常出現倒排。畢昇使用藥劑解決了不平整問題，但活字粘在藥劑上卻很難清理，實際上犧牲了排版效率。當印製達到一定規模時，雕版印刷實際上優勢更大。

第二、活字按音韻排列，排活字要求工人識字，甚至要懂音韻，要求過高。而雕版印刷反而並不需要工人識字。即使到了銅活字印刷極為發達的清代中後期，活字印刷在美觀性上仍然比雕版印刷差很遠。故而在讀書人心中，雕版印刷遠比活字印刷優越。

整體而言，元代之前，活字印刷技術實用性很低。元代王禎改革後，活字印刷才有了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的可能，但由於印刷質量和美觀問題，在民國前，活字印刷技術從未在中國印刷史上佔據主流地位。

魯迅的誤解

火藥只用來做鞭炮？

盤點了那麼多，又回到了魯迅先生的話：中國人拿火藥來只是做鞭炮。這也成為了一個常識：宋朝以後，中國火器極少被提及。但是最新研究卻向我們披露：大明帝國擁有著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火器技術和最強火力的帝國軍隊，這讓不少人大跌眼鏡。

十六世紀之前，中國和西歐的火器技術各有千秋。但十六到十七世紀，中國人積極引入西歐的鳥銃、佛郎機和紅夷炮等火器技術並加以大力改進和創新，使得中國的火器水平有了很大進步，還湧現出大批關於火器的專著。大明帝國和西歐是當時世界上軍事技術最為發達的兩個地區，也是其他地區火器技術的主要來源。

▲明崇禎輪番更放西洋銃圖

在軍隊的武裝上，明代火器的使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明代中後期，京師軍隊的火器裝備率極高，有人說：“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明代的邊防軍隊也大量裝備了火器，以戚繼光統領的的北方邊防軍為代表，有人形容：“大率軍以十人為率，八人習火器，二人習弓矢”。此外，在一些地方的民兵裝備中，火器也成為了重要的武器。整體而言，明代軍隊中火器普及率是相當高的，不弱於當時世界任何軍隊。

▲明代抗倭名將、邊關大帥戚繼光，是明代火器改革的重要參與者

當然，火器普及率高並不意味著戰鬥力的必然提升。明朝軍隊使用的的火器，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存在著侷限性。但這也足以改變我們的舊有認識，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火藥的應用。

結 語

說了那麼多，恐怕早有人想問，本文如此論說，是想要數典忘祖、自刨祖墳嗎？

當然不可能。本文只想帶領大家正視一個基本事實：中華文明創造的成就偉大到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語言的讚美。所謂“四大發明”是近代西方受到中國文明的一點恩惠，可這四大發明的偉大，終究要在西方的科學文明體系中才得以彰顯。

今天的中國人，要做的不是拿著西方人生產的“四大發明”的放大鏡數典忘祖，更不能被這四大發明一葉障目，而要以獨立、清醒和謙卑去繼承中國文明的偉大成就、學習西方文明的精深造化，方才不愧於“中國人”的稱號。

參考文獻：

[1] 魯迅：《偽自由書·電的利弊》，《魯迅全集》第五卷

[2] 江曉原：《中國古代技術成就》，北京：中華書局

[3] 辛德勇：《中國印刷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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