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皮火車專題之五】在車廂連接處,與他們度過一支菸的時間

【绿皮火车专题之五】在车厢连接处,与他们度过一支烟的时间

文:蔡星卓

攝影:呂萌

點擊查看專題:綠皮火車的記憶

黑夜裡,一列載著十幾節車廂渾身草綠色的火車正朝著它的目的地行駛。偶爾軌道轉了一個彎,長長的車身擺動著,甩出一個自然的弧度來,再由遠處的隧道吞噬所有車窗的燈光。若不是經歷整條線路,你很難從頭至尾見證一路上風景的變化:由天津出發,再慢慢爬上黃土高原,順著黃河的幾字形彎到達青藏高原的東部。一路上,城市的冰冷色調慢慢覆蓋上塵土,直到變成那種西北獨有的灰黃色。

K885次列車,從天津發車後途徑十七站才到達西寧,總里程超過兩千公里,用時三十三小時零二十二分。同樣的起始站,選擇高鐵與飛機的組合的話,只需要六個小時。人們多是圖了線路與時間上的方便而搭乘這一趟速度緩慢的列車,也有經費不足的無奈之舉。然而不論他們如何消磨這或許漫長的時光,他們總會有機會來到列車中的“公共空間”——車廂連接處。對於K885次列車來說,讓人在連接處停留的最大魅力,可能是專屬於慢車的吸菸權利——對於不抽菸的人來說,這裡是一個車廂去往另一個車廂的通道,也是衛生間與盥洗室的所在地,可能吃泡麵的時候才會來這裡接上一碗滾燙的水;而對於吸菸者來說,這樣的普通列車雖然因為緩慢的速度拉長了旅程,卻價格低廉,且不必忍受無法吸菸的難耐狀態——煙霧繚繞中,他們或許可以享受一個人孤獨的樂趣,與親人通個電話,或與同行人閒聊幾句。

也是在這樣的連接處,個人空間有時會被短暫打破。在吸著煙與陌生人的交談之中,他們偶爾放下戒備,變得略微感性起來。人和人這短暫的相遇意味著什麼?從他們口中吐露出來的一個個故事中,彷彿能看到那些與其有著更深命運連結的親人與愛人,正在如這段旅程的目的地一樣遙遠的地方等待他們回去。

王海:“我們這茬人,不怕苦”

王海的眼神始終有些警惕。直到打開話匣子,他不經意間用手遮著臉的“小動作”才開始多了起來——像很多在這裡被拍下的人一樣,王海覺得自己因為面癱的緣故,甚至看上去有點醜。“十年前說帥可以,現在眼皮塌了”。實際上,他有著內蒙人標誌性的高聳鼻樑和濃郁眉毛,臉上的褶皺像極了車窗外風景中的地理紋路。高大的個子,使得車廂連接處的空間顯得狹小而侷促。

王海和很多來連接處抽菸的人一樣,從沒在這裡交過朋友,也許因為他稍有內向,也許因為在這裡與陌生人的相處總是不會超過一根菸的時間。做石料廠生意需要經常出差,王海會專門挑選慢車,因為“能吸菸,自由,空間大一些。”四十年煙齡的王海,十幾歲就開始吸菸——六十年代的童年“比較窮”,又沒什麼可以玩的,一群少年就在一起起鬨卷著菸葉學抽菸,或是從家裡偷著煙抽。那時候供他們選擇的煙品種類,從五分錢一盒的經濟煙,到北京產的八達嶺,和產自內蒙,地域性較強的千里山、大青山。隨著煙癮的形成,這幫孩子也漸漸長大,到了可以自己買菸抽的年齡。那些一起抽菸的朋友就是王海的發小,雖在同個城市,現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只有逢年過節才聯繫。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戒菸。“也想那些發小。人老了,回憶起小時候,挺有意思。”

王海說起和發小的“這茬人”,長大後的出路大多都是當兵,或是進工廠,然後工廠倒閉了自己出來幹。在“瞎蒙著”開始做石料生意之前,王海也曾在廠子裡打過工。“最早我是在內蒙古第一毛紡廠做毛線工,然後做的是車工,最後單位不景氣,1996年下崗了。”王海是自願提出的第一批下崗人員,因為“做工廠工人沒意思,掙不上錢。”雖然對下崗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失落感,但沒有當過兵卻是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當兵好啊,可以鍛鍊人。像你們這茬人怕苦,很多人不願意當兵。我們這茬人,不怕苦。”

“對我最重要的是親人。”這個“最”字被他特意強調了一遍。妻子是透過人介紹認識的,也在下崗之後,和王海一起做生意。“現在她在家,我不需要她跟我奔波了。”十二歲就去北京,王海唯一的女兒,在香山的一個舞蹈學校上學——她似乎完成了王的心願,在北京讀完書,就直接當了兵。回憶起年輕時候,王海拿出了一張照片:“你們來拍拍我年輕時候的照片,那時候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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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靜:“是他爸爸對不起我”

周靜吸著煙看著窗外沉思的時候,火車正經過一片片鹽鹼地。土地不規則地泛出白色來,和她此行工作的目的地——那處格爾木的無人區戈壁灘一樣。她想起了前兩天,也就是這一次的冬休結束後,在家鄉瀋陽弓長嶺臨行前家人朋友的送行。在那種東北人特有的熱鬧氛圍中,她和閨蜜來了一次汗蒸和奶浴——在無人區,平日只有鹽水可以使用,洗澡也是一個月才能輪到一次。從瀋陽北站上了車,她從北京轉乘這輛列車,計劃到達西寧後再坐車去往格爾木,然後再經歷四個小時的車程到達她監理高架橋工程的工地。她這一走,要春節前才有可能再回家。

周靜的兒子今年十三歲,每年放暑假的時候她會回去陪他玩一玩,開學再回來工作。“是他爸爸對不起我。” 說起九年前那次心平氣和的離婚,周抽著煙,紋了黑色眼線的眼睛又掃到了窗外,外套上的亮片在車廂連接處的白色車門內反射出炫目的顏色來。 因為父母離婚的緣故,兒子的性格變得孤僻起來。常年工作在外的周,雖然“給不了什麼母愛”,但希望在經濟上可以補償一些。離婚之後,她開始吸菸,甚至一天要抽一盒多。疲勞和壓力就從這些菸圈中得以釋放。

雖然常年在外,周靜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尋找自己的另一半。那個比她大九歲的男人,是周靜在保險公司的同學介紹來的。當對方問她“能不能放棄你的工作”的時候,她的第一反應是對方“太自私了”。的確,圍繞著油鹽醬醋的家庭婦女生活不大可能發生在她身上。雖然嘴上說著想要“穩重的家庭”,但比安逸的家庭生活更大的困難正等待著性格略有強勢的她去不斷克服——就像三千二百米的高原上她要忍受的皮膚乾燥和高原反應。她工作的地方“其實挺艱苦的。每天就在一個院子裡吃飯、工作、睡覺,跟監獄沒有什麼區別。”但因為有高原補助,周靜忍受著這樣單調又有壓力的環境。偶爾,工作地的人們會一起找點樂趣,比如來一場簡單的戶外燒烤,或是夏天去戈壁灘挖鎖陽。在她的手機裡有這樣一張照片——在她的辦公桌上,擺著整理得整整齊齊的幾沓文件,還有玻璃瓶裡插著的那束不知道哪裡撿來的,戈壁灘上唯一可見的無名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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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偉寧:與妻子一起的旅行

在周靜抽著煙的時候,連接處的另一頭偶爾傳來微弱的對話聲,時而被巨大的車輪聲所掩蓋,那是許偉寧與妻子面對面抽菸時偶爾閒聊的聲音。一起踏上這段從東北通化到寧夏銀川的旅程時,他們剛剛結束一星期左右的探親之旅。兩人話不多,只是默默抽著煙,不過並不會被誤以為只是同行的朋友或是兩個剛剛相熟的陌生人——每一口煙的間隙裡,兩人的對視中,總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默契。

現在,五歲的兒子似乎是許偉寧最記掛的人了。“說自私一點,對我最重要的人是孩子。”從結婚到養育孩子的過程,對於許偉寧來說,就是慢慢將心思放到孩子身上的過程。“最後不論怎樣,都是為了孩子。”妻子與孩子的出現,漸漸改變了他之前認為“父母比較貼”的想法。“有時候就是找一個自己喜歡的,喜歡自己的,比較好一點。”許偉寧與妻子相識於哈爾濱的他與朋友開的自助火鍋店裡,妻子在那時是店裡的常客,轉眼間,兩人已經結婚四年。現在的他們,在惠農與朋友一起開一家洗浴店。

距離銀川六百多公里的呼和浩特,坐車要半天的時間,許偉寧的親弟弟就在那裡教書。去年十月一日,他也剛剛步入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的哥哥一樣,他遇到了一個遙遠地方的姑娘,就從此留了下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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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超:“煙往死裡抽、酒往死裡喝”的失戀日子

列車員提醒李澤超穿上鞋的時候,他正嘴裡叼著著煙,穿著一雙紅白藍相間的襪子靠在車廂連接處的牆上玩手機遊戲,手臂上的彩色紋身延伸到長袖襯衫的袖口處,若隱若現。選擇這一趟有臥鋪的火車是因為對他來說不算貴,而且可以直接到達他在蘭州的大姑家。三十五歲的李澤超還沒有伴侶,也沒有在任何一個城市真正定居下來,掛在嘴邊最多的詞是“現實”與“生活”。

李澤超手臂上的紋身有十幾個年頭了,色彩雖不那麼濃郁,看上去也沒那麼精緻,線條走向仍可以輕易辨別。從十幾歲至今,他談過四、五個女友。初戀發生在十九歲的山東的一個軸承廠,媒人將他們介紹在一起,但因為生活條件的關係,在瞭解對方之後最終分開。說起他真正喜歡過的女孩,他形容她“矮矮的”,形容自己對那段感情“特別用心”——一個月兩千多的工資,有一半花在給她買的一件衣服上;一次過年前,對方的一個電話就讓他從老家伊通滿族自治縣的農村殺到了山東。李澤超重複了許多遍的“那是我辦的最傻最虎的一件事”,指的是他不顧女孩家人的反對,等她回心轉意的那半年時光。失戀後的李澤超過了兩、三年天昏地暗的“煙往死裡抽、酒往死裡喝”的日子。一次醉酒之後,李澤超在右小臂紋上了這隻他即使在炎熱夏天穿著長袖也不願給人看的鯉魚。如果被人要求看一看,他多半會在嬉笑中閃躲著。“不會再碰到自己喜歡的人了。”到今天,他還在後悔,後悔不該去山東找那個矮矮的女孩,後悔不該紋這個紋身。

“人不都是為了別人活著麼,怎麼可能是為了自己呢?”父母有殘疾,並且需要給在東北電力大學的弟弟畢業之前供應學費,李澤超挑起了養家的重擔。從十七歲開始,李澤超去過廣東、蘇州、杭州、北京、天津和山東,輾轉打工。每換一個地方,他會刪掉所有之前認識的人的聯繫方式——在他看來,那些打工時候認識的人,多半是為了“利用”他而存在。“現在我就想去一個小島上看看,誰也看不到我的地方。”他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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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為民:還是家鄉西北好

以他一天兩包煙的速度,在火車的連接處碰到史為民的頻率很高。雖然有六十幾歲的年齡,這一趟旅程是他被返聘後的商務之旅,由呼和浩特到位於巴彥淖爾市中部的臨河。

在內蒙土生土長的史為民有著兩隻大大的眼袋,垂在總是笑眯眯的眼睛下方,弧度正像是遠方綿延不斷的山巒,笑起來聲音洪亮又爽朗。恢復高考的第一年,生於1954年的史為民趕上最後一班車,考入了河北地質學院。選擇這樣的專業,是因為小時候在農村,能接觸的技術人員就是地質工作人員。如果沒有那一次高考,史說,“也許自己就在老家的農村種地了。”高中七十個同學中,考出來的不到十個人,算上通過其他渠道來城市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做地質工作的他,非常喜歡自己的家鄉西北,因為景色“令人心胸開闊”——比起南方,這裡有種更為樸實的風格。對於這片土地的熱愛,正如他對家人的愛一樣毋庸置疑。如果問他對他最重要的人,他會想起自己的兒子,老母親,和三個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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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鋒:從川菜廚子到木工的闖蕩半生

相較於西北人,來自重慶的譚偉鋒有著並不高大卻很精幹的身軀,在某些光線下顯得煞白的胳膊上,依稀可見健壯的肌肉與微微暴起的青色血管。這雙臂膀在他離開家在外漂泊的二十多年裡做過許多事情:從十八歲在萬州考到三級廚師證開始做廚師,到去東北開自己的川菜小吃館,再到五、六年前改行跑全國各地的工程做木工——老家的朋友在哪裡當包工頭,幾個朋友就會結伴前往。這樣一年下來,也能掙到幾萬塊錢貼補家用。這一次由遼寧去青島的旅程很匆忙——去青島看了一個工程發現不怎麼賺錢,才準備輾轉到青海的另一個工程去——他們預備坐這列車到西寧,再坐三十多塊錢的汽車到達目的地,位於青藏高原邊緣的循化。

闖蕩這麼多年,譚偉鋒形容自己“四處奔波,為了養家餬口”。沒結婚時,譚偉鋒跑得比較遠,他去過廣州、上海、浙江和江蘇。結婚後,老婆、孩子和家人就變成了譚偉鋒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做廚師的日子裡,譚偉鋒在遼寧結識了在飯店前臺做收銀的妻子。早年雙親就去世的他,現在擁有一兒一女,在工地上時,譚只能打個視頻與家人聊聊天。“我從小父母去世的早,十六歲父親就去世了,二十歲我母親去世,就出來到社會上自個兒闖。”除了在錦州當過兵的二哥,其餘的哥哥姐姐都在重慶,譚家八個孩子,他是最小的一個。距離太遠而產生的想念讓譚開始儘量和親人朋友一起出門打工——他笑著說著,跟剛剛拿著煙來到車廂連接處的小學同學梁打著招呼。

他不願意和北方人一起幹活,因為“他們不齊心”。“像我們幹活,不論賺多少,都會我們五個人平分。”在譚偉鋒的描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他與自己的兄弟們頗有凝聚力的工作畫面。一年裡,他們這樣互相照顧著做一百多天的工,剩下的就用打牌來打發時間。譚偉鋒現在的夢想,是租房子重新開一個重慶小吃店——畢竟記憶裡的味道,還是家鄉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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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所有人物姓名均為化名;除特殊說明,文中所有照片均為呂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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