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活動嘉賓與聽眾合影
汪曾祺離開我們二十週年了，他與安徽的故事，5月28日在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通過大皖客戶端重點打造的文化頻道——“徽派”，展示給了讀者。
在有故事的人看來，一個有故事的沙龍，最好在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進行，這才最有故事。
在合肥高新區香樟大道與望江路交口附近流傳著一個故事，這裡有一家餐館生意非常紅火，每天油煙蒸騰，顧客盈門。為了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安徽教學服務中心的負責人陳群女士頂著壓力把這個餐館停租了，夫妻倆努力把這個餐館改造成不帶煙火氣的典雅空間——三人行書吧。
這個傳奇的書吧在5月28號下午3點，迎來被粉絲們稱為“安徽第一汪迷”的著名作家蘇北先生，舉辦了紀念汪曾祺逝世二十週年的沙龍。
沙龍當天現場熱鬧得出乎了舉辦方的意料，不但著名畫家潘家忠老師專門送來了他繪製的汪曾祺畫像，很多文藝界很多“大拿”也到場，甚至一些90後、00後粉絲也參與進來，很多人擠不進會場，只能在窗子外旁聽。
現場：七旬畫家專門題字和汪曾祺畫像
離講座還有半小時，可講座現場已經被讀者們擠滿了。這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來到了現場，他就是著名畫家潘家忠。老人帶來了為這場沙龍準備的兩份禮物，讓人眼睛一亮：一幅是他專門為大皖客戶端徽派欄目的題字，一幅就是汪曾祺的畫像。人們在讚歎時，大皖客戶端“徽派”欄目主編、知名媒體人、新安晚報文藝副刊部新聞總監馬麗春也帶來了她的兩幅字，準備在講座沙龍互動中贈給有緣人。
“潘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以前我做讀書沙龍時他經常給我們的嘉賓現場贈畫。今天早上我跟潘老溝通這次沙龍時，潘老爽快答應要為徽派題字，而且要繪汪曾祺畫像，給這次沙龍送上一份驚喜。”馬麗春老師說。
主持人吳華麗帶來了一瓶黃酒，還有很多粽子。“今天是端午假期，我特地請我媽包了好多粽子，在典雅的三人行書吧裡，我們過著端午吃粽子，聽作家蘇北談汪曾祺，在結尾還能有機會得到禮物。”吳華麗說，大皖客戶端徽派首場直播、端午、汪曾祺逝世二十週年、著名作家講述、著名藝術家畫家贈禮物，大皖客戶端打造的這場安徽人的文化與精神派對，把這麼多的好事全集中在一起了。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二十週年了，汪曾祺為什麼越來越受人喜歡？他的作品為什麼會老少咸宜，受到各階層人士的喜愛？在當天的活動現場，研究汪曾祺幾十年的作家蘇北到場後，一個又一個關於汪曾祺的故事被娓娓道來。
去世二十週年後沒沉寂，反而越來越火
一開場，蘇北就把汪先生親切地稱為“汪老頭子”。他說，汪老頭子在世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喜歡他了，但他可能不會想到，去世了這麼久，還有那麼多人喜歡他。而且，隨著傳播方式的改變，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喜歡他的人越來越多。
現在，“汪老頭子”如果還在世，他肯定會很“失意”。為什麼會失意呢？蘇北講了一個故事：李國濤是陝西的一個文藝評論家，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寫過關於汪曾祺的評論文章。汪老看到之後，就給李國濤寫了一封信，意思是說你的評論寫到我心裡去了。在信裡同時就說了一句話：一個作家不被別人瞭解，未免也太寂寞了，可是作家如果是太被人瞭解了，又會感覺到很害怕。現在如果汪老頭子活著，他估計會害怕，因為汪老頭子去世20年，他好多的信、故事都被人扒出來了。比如他曾說：“賈平凹的字還可以，王蒙的字就不是個字。”“範曾我不熟悉。”等等這些率真率性的評價，都被人扒了出來。
後來，夏素芬在江陰淪陷區，章紫在重慶讀書，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汪曾祺給章紫寫了很多信。後來章紫媽媽知道她跟一個蘇北男生在通信，還警告說，你爸爸不喜歡蘇北人，他知道了，會不高興的。通信的大多數內容已無法回憶，但信裡面有兩句話，章紫一直記憶猶新。章紫說：“有一次他在信裡寫了一句，我記得很深，他說，‘如果我們相愛，我們就有罪了’；還有一次是他的信裡最後寫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當時我手胖，班上的同學都知道我的小胖手。”章紫說“‘小胖手’這句我記得，是因為我的信多，看了就隨便擱在桌上，同寢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覺得好笑。”
1980年代，汪曾祺出名了。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裡做客。章紫說：他愛人施松卿跟女兒在家。他很會做菜，做菜時他悄悄跟我說：“當年學校的事兒，不要多說。我想，他說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你看，通過這些故事，汪老頭子很小的生活細節都扒出來了。這個人根本沒有想到去世後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蘇北說，汪老頭子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呢？他覺得可以有三個問題來概括：汪曾祺之所以為汪曾祺。汪曾祺與安徽。汪曾祺的朋友圈。
蘇北與汪先生
汪曾祺之所以為汪曾祺
汪曾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蘇北說了一個故事：汪曾祺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就已經嶄露頭角了，他在大學裡走著，有女孩子都會指指點點：“那個就是汪曾祺，就是寫詩的，他的詩別人看不懂，他自己也看不懂的。”在大學裡，汪曾暗戀過一個女的，可這個女的沒有看上他。他氣得要死，躺在屋裡好長時間不吃不喝。同學朱德熙得知後，就拿了一本英漢字典來找他說：“賣了這本字典，我們吃早飯去。”一聽說有早飯吃，汪曾祺馬上爬起來，跟同學一起出去了。當他們在昆明的二手書市場賣了字典，換了錢就去吃過橋米線。吃過米線，汪曾祺的精神馬上好了。朱德熙晚年曾說：“（拒絕汪曾祺的）這個女孩沒有眼光，曾祺以後肯定非常有名。”大學畢業之後，汪曾祺到香港，那時候窮困潦倒，曾經對著一隻發了芽的土豆感嘆。可他到了香港，報紙還報道：“青年作家汪曾祺抵港。”可見，汪曾祺在青年時候，就不尋常。
蘇北說道，我們喜歡的作家很多，例如有的人喜歡林語堂，有的人喜歡郁達夫、張愛玲、黃裳，上海就有一批黃迷。可是，很多作家都不像汪先生這麼全面，他很特別，寫小說很好，寫散文也很特別。後來他還會寫詩、畫畫、寫京劇、劇本。這種全能的作家，又不是每一樣都“逢場作戲”，而是每個方面都集中精力對待。他們這一代人的寫作，不是寫出來就想發表。他們這一代人寫作，是反反覆覆地思考、修改。晚年汪曾祺的子女回憶：“我家老頭寫東西都是想、想、想！”汪先生一般早晨4點多鐘起來，燒一壺水，給自己下一碗改良版的陽春麵，吃完了之後就泡一壺茶，之後坐在沙發上“發呆”——就這麼坐著坐著想。他們這一代人都是把想透了，想得清清楚楚地，才拿去寫。這樣寫文章才能一氣呵成。
講到“像個嬰兒”的文字字句時，蘇北反覆回憶著黃裳、汪曾祺、黃永玉、沈從文的友情。他說，通過汪曾祺這一個人，就能把一個時代的故事都帶出來了。汪曾祺之所以為汪曾祺，是因為汪曾祺就是一個時代。“講了這麼多，其實，通過汪曾祺，我們帶出來了很多人，汪老頭子的朋友圈很牛。”蘇北說。
蘇北收藏的汪先生手稿
汪曾祺的朋友圈很牛
蘇北說，汪曾祺從香港輾轉到上海求職，很貧困，他就住在朱德熙家裡。這時沈從文就幫他推薦工作，推薦信裡，沈從文直接把這個學生當朋友。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的成名不是沒有緣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朋友圈都是高大上的。汪曾祺的朋友圈是什麼樣的呢？比如，朋友圈成員之一就是沈從文，汪在上海的時候，他就替汪薦稿，找工作。比如朱德熙，朱德熙對汪曾祺的幫助太大了，當這個著名的學者因肺癌去世後，汪曾祺畫了一幅畫，然後躲在家裡嚎哭。他的兒子進去，看到老頭子在畫上題字：“遙寄德熙。”前面說過，在上海的時候，汪曾祺的朋友圈又添上了黃裳、黃永玉等。
除了這些朋友外，還有汪曾祺在西南聯大的同宿舍同學楊毓珉，他和汪曾祺1943年合租“民強巷一間民房”，幾平方米，此公白天在桌上寫文章，晚上破棉絮，連鋪帶蓋蜷縮在這張三屜桌上。楊毓珉曾經在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務主任，1946年各奔東西。1949年楊毓珉在北京文化處工作，向當時另一個聯大校友，文化處副處長王松聲推薦調汪曾祺到北京文聯。於是汪曾祺回北京，調京劇院工作，回北京後，他和楊兩人又同住在一起。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後，他沒了工作，在張家口艱難度日。於是1962年他寫信給楊毓珉，楊毓珉找到文化處的黨委書記薛恩厚以及副團長肖甲，申請調汪曾祺回北京。經過老朋友的努力，汪曾琪回北京了，擔任專職編劇，這一干就是一輩子。
汪和楊的友情很深厚，當年在西南聯大，汪還替楊毓珉寫了一篇讀書筆記——《黑罌粟花——李賀歌詩編讀後》，當時文中有一句話：“李長吉是一條在幽谷中採食百花釀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受到聞一多表揚，聞一多特地說，這篇文章“寫得比汪曾祺還好。”
“‘李長吉是一條在幽谷中採食百花釀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到現在我們都寫不出這種話。這種語言極其峻峭吶。”蘇北陶醉地回味著這句話，他說，汪去世之後，楊毓珉翻書櫥，把這篇文章翻了出來，重新發表，特地把名字改回了汪曾祺，他把文章又還給了汪曾祺。
“《受戒》的文字和感情是那麼健康。”蘇北說道，朋友幫他發了名篇，也幫他渡過了很多難關。例如汪曾祺寫京劇沙家浜，文革之後受到了很大壓力，老頭子恨不得把手指頭剁掉。他的西南聯大同學李榮、朱德熙就找到胡喬木。胡喬木看過汪曾祺的東西。李榮就跟胡喬木講：“此人才華不是中國第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以他朋友圈的這些人，都非常欣賞他。比如林斤瀾任北京文學主編，每次有活動就帶上汪曾祺，這對他的幫助太大了。
汪曾祺與安徽的淵源很大
一個又一個的故事，讓在場的讀者聽得陶醉。蘇北說道，汪曾祺先生在世時，有許多頭銜，“中國最後一位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和“文壇美食家”，等等。他在小說、散文、戲劇和詩書畫等諸方面都有著不同凡響的成就，被許多讀者、作家朋友所擁戴。他去世後，非但沒有“人一走，茶就涼”，而是隨著離世的久遠，影響越來越大，“粉絲”越來越多，以至形成一股“汪曾祺熱”、擁有一大批的“汪迷”，其作品影響廣泛而深入，很多出版社以出版汪曾祺的作品為榮。據有人統計，汪先生去世後，其作品出版量已達200多種。
汪曾祺先生與安徽和《安徽文學》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他的代表性的散文《葡萄月令》最初就發表在1981年第12期《安徽文學》上，這篇散文別緻、優美，充滿性靈和對人生、對生活的熱愛，被眾多讀者所喜愛，影響廣泛。而當年，這篇散文卻遭遇過兩次的退稿，是《安徽文學》獨具慧眼，獨家予以首發。汪曾祺先生的祖籍也在咱們徽州歙縣，據他在散文《我的祖父祖母》中寫道：“我們家原是徽州人，遷居高郵，從我祖父往上數，才七代。”
汪先生的畫作
“汪曾祺與安徽的淵源太多，我與汪老偶然結下的緣分，讓我研究汪老幾十年。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週年之際，我也寫了一篇文章專門紀念他。”蘇北說道，“我們沒資格說汪曾祺，說汪曾祺的人現在還沒出現，給汪曾祺寫傳記的人也沒出現。寫傳記，應該像林語堂寫蘇東坡傳一樣，兩個都是大家才行。林語堂寫蘇東坡，估計一萬年才出現這麼一個人。現在寫得最好的就是孫鬱老師的《汪曾祺閒錄》。可是如果真要寫汪曾祺傳記，那古文功底要好，現代意識要強烈。這都需要有大家的出現。”
互動：沙龍群賢畢至，很多話讓人回味
潘家忠談“有趣”：
說起汪曾祺，他是個美食家，他說老人有三樂，其中一樂是穿破衣服。他畫畫，畫非常隨意。很多畫家都畫得很緊張，他們的畫有目的。汪曾祺畫的是典型的文人畫。
沙敏談採訪故事：
附）
不成樣子的懷念
——寫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週年之際
文/蘇北
我可算是汪先生的一個不合格的學生。能這麼說麼？你沒有上過大學，更沒念過碩士、博士，不可能像汪先生與沈先生（從文）那樣的師生之誼。你一個鄉下孩子、土包子，怎麼可能有汪曾祺這樣的一位老師？
去年我曾就這個題目寫了幾段話，最終還是放下了。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整二十週年的日子，文學界肯定會有些紀念活動的，我拿什麼來紀念呢？
我還是把這個題目寫下去。我為什麼不能是汪先生的學生？我的老師怎麼就不能是汪曾祺呢？他雖沒有在大學教過我，也沒能手把手地教會我文學創作。可是整整三十年，或者說是他去世後的整整二十年，我幾乎天天都和他在一起，別人覺得他已去世了，而我覺得他並沒死，他每天都和我在一起。他的書在我的床頭，他的名字在我的口中。
有時我也覺得無趣。在這個城市，有許多讀書人早已把我和汪曾祺捆在了一起。朋友聚會，來一個生朋友。朋友會說，這是某某，研究汪曾祺的，或者說是汪曾祺的學生。我之前會反對，說不是不是。後來麻木了，也就含含糊糊：“不敢不敢”或者“慚愧慚愧”了之。還有就是極熟的朋友小聚，會有朋友給打“預防針”：“蘇北，今天不許談汪曾祺，只喝酒。提汪先生一下名字，自罰一杯，如何？”
可見我已到了“無汪不談”的程度了。
我為什麼這麼熱愛汪曾祺呢？
這個就說來話長了。容我稍稍扯遠一點。
我小的時候，並不熱愛文學。九歲前在鄉下，讀的是複式班。三年級到縣裡，一直讀到高中，除了爬牆上樹，釣魚游水，對讀書毫無興趣。高中二年級時才開始發奮學習，所學也是數理化。1979年高考，以幾分之差落榜，原因是語文才考三十多分，於是複習再考，對語文就格外用功。用功的方法就是背誦課文，我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本《現代散文選》，上面有《小桔燈》《背影》《長江三日》《荔枝蜜》和《誰是最可愛的人》，後來我逐步知道這些作品後面有一個偉大的名字，他們是：冰心、朱自清、劉白羽、楊朔、魏巍。我將這些文章大聲背誦。從我家向西，穿過幾條巷子，過一個越河（夏天長滿荷花），就上到城牆埂上，我每天大早就在城牆上誦讀這些文字，把這些優美的文字記在心裡。有時城牆上有霧，我就在霧中大聲讀去，彷彿那聲音不是我的，而是懸在不遠處的半空中的什麼東西。
至此，我竟然被文學迷住了！
到第二次高考又失敗之後。我死心了，不再高考，只想寫一本書給我的同學看看，我當作家去！寫一本《豔陽天》，或者《紅樓夢》（請允許一個少年這樣亂想），讓我的那些同學做夢去吧，目瞪口呆去吧。
先是讀外國文學名著。那時正是世界名著重印的時候，我買了許多這樣的書，比如《復活》《老古玩店》《巴黎聖母院》《紅字》《約翰.克利斯多夫》《綠衣亨利》《契訶夫小說選》《母與子》等，而後我一部一部閱讀，雖然不好讀，我也不太喜歡讀，可是我暗下決心，既然是世界名著，肯定是經過許多牛人篩選的。它能流傳下來並且被世人所認可，肯定有它的道理，否則難道全世界的人眼睛都瞎了？
後來我轉來讀中國小說，先把《紅樓夢》一氣亂讀，又讀當代作家，在一次與文友到高郵湖（我們縣在高郵湖邊上）遊玩時第一次聽說汪曾祺的名字，回來我就找他的小說來讀。一下子就喜歡上了汪曾祺，併成為終身的閱讀。
1987年，我無意中得到了一本汪曾祺的小說集《晚飯花集》，喜歡得不得了。為了學習他的語言和寫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飯花集》用大半年時間給抄在了四個大筆記本上。其實也就是單位發的大號的工作筆記本。我認認真真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就在邊上用紅筆進行批註。這時我已在縣裡銀行工作，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查賬，跟文學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辦公室生鏽的鐵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樹，春天一樹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綠蔭。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興趣盎然，抄到會心處，感到特別幸福，覺得自己同別人不一樣。別人忙生活忙玩忙喝酒（那時喝酒成風），而我偷偷在忙別人看來是很幼稚的事情。別人背地下都說我怪怪的。我談戀愛時，還有人私底下議論我腦子不好。可是我痴迷文學像痴迷鴉片或者花朵一樣不能自拔。我痴迷汪曾祺到了癲狂的程度。
就這樣，一個春天一個夏天，我把《晚飯花集》抄完了。後來我不知道從哪得到的信息，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劇院工作，我一激動，就把這四個筆記本給寄了過去。寄過去並沒有得到回應。不過，不多久，我也把這事給忘了。
1988年秋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決定到裡下河地區去走訪。帶著這本《晚飯花集》，開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行走，實地勘察了蘇北地區的風土人情。三天時間，走了江都縣、高郵縣、興化市、寶應縣、淮安市和洪澤縣，記下了近萬字的的原始筆記。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人，汪曾祺。
1989年我得到到魯迅文學院進修的機會，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汪曾祺先生。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情景：我準備去洗衣服，正開門，一陣腳步聲從樓梯口傳來，緊跟著一行人就向我住的隔壁接待室走去。咦，這個老人怎麼這麼眼熟？——之前我已多次見到書中他的照片。他臉黝黑，背微微有些駝。他微笑著，走在最後。這個老人是誰？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證實了我的感覺，我怦然心跳。再一打聽，原來他是來參加魯迅文學院和北師大聯合舉辦的文學創作研究生班開班典禮的。
散會後，我站在大教室門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間裡來了。汪先生坐下，我說我是天長的（我縣與高郵縣相鄰），曾抄過他的小說，並寄給了他，不知可收了。汪先生哼哼哈哈，我還是不知道他收沒收到，可是他接納了我，沒過幾天我就是他家裡的客人了。
汪先生在蒲黃榆的那個家，小極了。可是當時我感覺不到，我認為一個人在北京能有一張床就可以了。汪先生和師母施松卿對我非常好，我在那裡吃了午飯（好像很簡單的飯菜）。汪先生給了我一幅畫，是一枝墨竹。畫面上首，竹葉稀疏，葉片倒向一方，彷彿有風而過，瑟瑟有聲。下首竹枝棲一小鳥。鳥墨色，回頭後望，小眼有情。整個畫面極清淡。未題款，只鈐一印。
7月的時候，我們學習快結束了，就要離開北京了。我又去了一次。那天小雨，汪先生贈我一本《蒲橋集》，並留我吃了中午飯。
我回到縣裡，我們幾個喜歡汪先生小說的，想出一本小說合集，他們建議由我請汪先生給寫個序。於是我寫信給汪先生，不久汪先生來信，同意給我們寫序；又不久，揚揚灑灑的二千字的序言給我們寄來了。
我去過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說過多少話？記錄得很少，更沒有錄音。去多了、去長了，有時感覺自己像是他們家裡的一個孩子，每次進門，首先一句：最近身體好麼？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書。師母身體好的時候，都是師母提醒，老汪，剛出的書，給他們拿一本！
汪先生從來沒當面在創作上指導過我們。我去他家，聊天，吃飯，要書，但對於創作，他從來沒有說過。我們聊到西南聯大，聊到吳宓，汪先生說，吳宓那個鬍子，長得真快。他剛剛刮完左邊的鬍子，去刮右邊；右邊還沒刮完，左邊又長了起來。說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聲音。想必非常快樂！汪先生對我們說到趙樹理，說趙樹理是個天才，有農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說起一件事，說他們有個舊同事，天生風流，他借了趙樹理的皮大衣穿，竟然與一個女人將大衣墊在身下，將大衣弄得醃臢不堪。趙樹理回太原工作，那個人也來送行，趙樹理趴下來，給那人磕了個頭，說，我終於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說完，又是大笑。
倒是有一回，我拿了一個小說稿《小林》，想請先生看看。汪先生說，可以，先放這，我看看再說。之後吃飯喝酒，一番熱氣騰騰。汪先生酒後微醺，眯盹著眼，坐了一會。我們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來，轉了一圈，說，稿子呢？這個不能丟了。之後收起稿子，一轉身，抱拳，進隔壁一個小房間去了。
幾天後，我又急不可耐地去了先生家。去時我心下忐忑，進門坐下，也不說稿子之事。大家東扯西拉，說說笑話，仍是留飯。飯後我終於是憋不住，問，稿子看了嗎？汪先生不說話，汪師母扯他的衣角，過一會，汪先生說，《小林》寫得什麼，要體現什麼，都說不清楚？之後就批評：不自信，手太懶；說，沈先生剛到北京，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硬是靠一枝筆，打下一個天下；說老舍先生每天寫500字，有得寫沒得寫，500字！你們這麼年青，手這麼懶，一年中不寫幾個字，怎麼行！說得汪師母扯壞了汪先生的衣角。
從此之後，再不給汪先生稿子看了。——就在前幾天，為紀念汪先生去世二十週年，汪朗在汪先生的舊居收拾東西，竟然還翻出了那篇小說稿子。二十多年了，這篇我的舊小說還在汪先生的書房裡！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突然去世，我還在湘西出差。朋友龍冬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汪先生去世了，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可是放下電話，我真的非常難受。一如自己失去了親人。因為我5月11日還到了他家，他一切都好，還說要到環太湖轉一圈，參加一個什麼女作家筆會。汪先生說：組織者一定要他參加，說那些小丫頭片子想見見他。汪先生說完，哈哈大笑：“一個老頭子，有什麼可看的！”我看到了汪先生內心的快樂。可就這麼幾天……
我趕回北京，參加了汪先生的追悼會。我又見到了他。一個我眼中活生生的人，就那麼靜靜地躺在了那裡。他再也不說話了。他那枝妙筆再也拿不起來了。他就那麼靜靜地睡在那裡，面如生人。
汪先生去世後，沒過多久，我離開了北京，回到了家鄉的省會工作。
汪先生去世了。我才開始再重新翻讀汪先生的作品，寫了一點回憶性的文章。這時候我才發現，我們並不能理解汪曾祺。我們對他了解得太少太少了。於是我開始靜下心來看他這個人，讀他的書。當然，除了我，還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在讀他的書。出版社也開始重新出版他的作品。他在世時，作品印得並不多。去世後，作品反印得多了，多家出版社重印他的小說、散文。許多人開始懷念他，寫了大量的文章，這才使我對汪先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可以說，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是被人們談論了二十年。
這談論者當中，我也是一個。
孫鬱先生曾為我的小書《一汪情深》寫過一個書評，他說，汪曾祺去世後，談論最多的是蘇北。我知道，我當然不是寫汪曾祺最多的人。孫鬱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我是個堅持不懈談論的人。
這倒是真的。汪先生去世二十年，我幾乎每年都會有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而且多為大家能見得到的報刊，所以容易給人造成我談論得多的印象。
或者，假如說我在研究汪曾祺上還有一點點成績的話，那就是得益於堅持。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當然，這種堅持是一種愉快的堅持，是一種樂在其中的堅持。
我只是一個堅持不懈地談論汪曾祺的人。
汪先生去世二十年，也是我成長的二十年，也是我追憶的二十年，更是我學習他、理解他的二十年。關於這些在我的《憶.讀汪曾祺》和《汪曾祺閒話》兩本書裡都能找到，或者說，這兩本書作為我從一個文學愛好者到“汪迷”到一個不合格的“學生”（自我感覺）到所謂汪曾祺的研究者的過程的見證。
那麼，我是如何理解我這麼多年的追求的呢？
我原來基礎很差，在上面我已說過。我從一個文學青年而成為一個作家（不入流的），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文學是可以教、可以學的。我因為業餘寫作，所讀不多，所寫也少，但就我這許多年掌握的僅有一點寫作技巧及對生活的態度，觀察生活的方式，審美系統的建立，人生觀、價值觀等等，等等，絕對一些說，大部分是從汪先生或者說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身上學習來的。
那麼，這些年來，汪先生究竟給了我些什麼呢？我認真地想了一想，大約有這麼明顯的三個方面：
一、我能寫一點東西，純粹是汪先生陽光的照耀。近三十年來，我大約寫了有100多萬字的小說、散文。是汪先生的文字，給我打開了一扇大門，使我走進去，看到了許多心儀的人物，包括沈先生，歸有光等等。有一年，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在安徽的績溪搞了個小型研討會。上海幾所大學的教授，他們說我是低姿態寫作，文字不事張揚，有一種“隨物賦形”的感覺，他們提出了一個“通道說”，說汪曾祺是個“通道”，通過“汪曾祺這個通道”，我的散文承接了中國傳統散文的脈絡。這種見解非常新鮮別緻。我雖不敢接受，也不能承受，但說汪先生是個“通道”，我同意！我們通過汪先生這扇門，看到了許多中國傳統的，有時是無以言說的東西。
二、他的作品影響了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和生活趣味。讀書不僅僅是學習寫作，他同時潛移默化，也改變著我們本人，改變著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我算是比較典型的，我上面說過，我一個頑童，今天能寫一點文字，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不知道幹什麼工作？我的人也不是今天這個樣子。汪先生自己說過：“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砸搶分子”。我讀汪先生讀久了，我的生活態度，審美情趣，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我想通過這個事例，也同樣可以說明文學的功用。文學是幹什麼的。
三、使我體會到一個人對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這些年來，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裡，樂此不疲。這使我體會到，一個人對一件事物入迷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這種快樂是不可與人道的。汪先生去世的這些年，我去過他的墓上好幾次，每次都是由汪朗兄陪著。我們家人有時笑我：你真是個呆子！其實呆子很快樂。其實我也影響了家人和朋友，通過我，他們對汪先生也心有所儀。我將寫的有關汪先生的書給我女兒看：看看！爸爸寫的！我的女兒說：這是應該的，誰叫你是他的徒弟！一句話，說得我心裡像灌了蜜。
我這輩子大概是不會離開汪先生了。他的文字對我是一種生命的滋養。在這汪先生逝世二十週年之際，寫上這些，算是一個不合格的學生，對先生的一份懷念。
作者 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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