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正在上小学六年级。有一天，老师来到教室，让同学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将来想干什么。那时，既然已经读到了小学六年级，小学即将毕业而成为中学生了，当然要谈谈自己的未来。于是，班里的每个同学都轮流说了自己未来的志向。我记得很清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说希望自己将来能做老师。
在信息传播还不方便的时代，在偏远的农村里，年幼的我们确实没有见到过太多特别值得尊敬、值得向往的职业。做老师便成为了大多数孩子可以公开诉说出来的人生理想，而老师作为一种身份在孩子们的心中也有着崇高的威望，作为一种职业则具有天然的光环和荣誉，是值得向往、值得尊敬的。
“师”这个字在经过思想家们“人文化”的加工之后，可能表示“多人、众人”的意思。《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尔雅·释诂》则解释为：“师，众也。”后来，“师”字的意思逐渐引申丰富，有了其他更多的意思，从“众人”引申为“众人的模范”，进而引申为“模仿”。这些含义可能都是从“多人、众人”的意思中延伸出来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迅速、变化剧烈。今天来看，当时的一些文献在提到“师”字的时候，从多个角度、多种意思都可以解释的通，这也许正是思想激荡的表现。《礼记·文王世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此处所说的“师”，可能与今天的教师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过，“师”的意思在那个时代逐渐开始变得明确，教师作为一种身份逐渐有了清晰的定位。《韩诗外传》曰：“知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玉篇》：“师，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今天一般中国人心中对教师理解可能正是由此而生。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教师不仅是文化人士，而且一直与政治活动相伴始终。两千多年前，秦朝统一之前后，中国出现了博士制度，当时的博士与现代并不相同。最初，博士主要是一种专业人士备国家咨询而存在。到了汉代，博士成为中央官办的学校——太学里的教师，同时拥有一定的政治级别。因为当时的太学中再没有其他的正式老师了，所以博士就是汉代几百年间较高级别的、国家正式认可的老师。《后汉书·百官志》对博士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博士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种是“掌教弟子”，属于教育职责；第二种是“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是政治职责。
作为官员身份的汉代博士，其政治级别并不算很高。《后汉书·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可以说，博士只是中低级的官员，不过由于博士经常有机会与高级官员一起参与朝廷重要事务的讨论，能在许多决策中显出思想话语上的优势，因此升迁的机会很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在朝廷中的人，提到老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地位、政治责任，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作为仅作为学校的一员。从隋唐时期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在科举时代，朝廷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就是师生、同学所形成的关系。在明朝中期，皇帝固然是父传子，而承担宰相职能的内阁首辅连续很多任之间都是师生关系的传接。当然，当时所谓的师生关系大多仅仅是“座师”的关系。所谓的“座师”，就是一位考试参加科举时，如果考中了举人、进士，那么立刻就将本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为老师，也就是“座师”。同时，本届考中的所有考生都相互称“同年”，由此形成的师生、同学关系就是当时政治活动中最可靠的关系之一。
在这种关系中，拥有老师身份的主考官大多位高权重。在政治活动中，师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政治前途。一般来说，学生都把老师作为自己的靠山，没有学生敢不尊重这样的老师，也极少有人与自己的老师反目成仇。明末的阎若璩所说：“明之士夫积习，师弟重于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门户重于师弟；以师之门户为门户者固多，不以师之门户为门户者亦不少也。”
对生活在基层的普通百姓来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可能不会有朝廷中那种权力庇护的关系，而形成了一种兼带亲情的味道的特殊关系，这种十分特殊的关系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在他的老师陈垣老校长去世后曾写下这样的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启功先生所说的“师生同父子”的话，正是传统时代中国人心中师生关系的真实写照。
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这一传统在中国也有很古老的历史，源自两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学生。《礼记·檀弓上》：“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不知道应该作为什么身份来行礼，作为大弟子之一的子贡明确的说，我们要用对待父母之礼对待老师，只是不穿丧服。
孔子去世之时，颜回、子路都已经去世了，子贡俨然是大师兄。虽然他表明要为老师守丧三年，但三年期满，其他学生各自离开，子贡却又继续守了三年，以至于在孔子墓地的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孔子家语·卷九》：“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从此以后，弟子为老师守丧三年成为儒家思想之一。《礼记·檀弓上》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孔子及其弟子
在中国古人看来，学生进入教师门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有了一种不是宗亲关系，但可以类比于宗亲关系的关系。在明清时期，学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老师家里的一员，在一些情况下，社会舆论认为学生可以参与老师的家庭事务。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去世之后，他的家里有一些纷争，于是王阳明的学生们便参与这些纷争的处理，甚至不同的学生对于如何处理王阳明先生身后的家庭事务还产生了矛盾。明朝著名文人张溥是当时文学思想团体“复社”的领导人，他写的《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又被收入当代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张溥死后，他家里曾经雇佣的仆人甚至欺侮其后代亲属，于是张溥的学生便出来干预此事。毕竟张溥的很多学生也是重要人物，当然可以很轻易的让一个仆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学生参与老师家庭事务这种事情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老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学生的长辈，是一种类似于家长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不仅参与学生的教育、成长，而且也作为长辈身份，与学生的亲属建立起直接的亲密关系，甚至参与学生家庭事务的处理，在真正意义上与学生家长一起参与着学生成长的各种事务。在当时，教师所获得的这种“类家长”式的威望形成了社会舆论，使教师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也形成了对老师作为教育者、管理者的高度信任，进而为老师依据各类环境，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活动提供的足够的氛围。
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关系的建立在一些时候是依据明确的规矩、法律、合约等，由此形成的关系的一种理性的关系，常常用于处理只靠人类的理性本身就可以处理好的事务。这种关系常常是一种有限责任的关系，比如一个人按照合同规定，对在上班期间所担负的工作内的事务形成与雇佣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理性的，是有限度的；而相比之下，在家庭中，夫妻、父子这样关系的建立，常常并不是完全依照理性的、明确的规则，且不是有限度的关系，而是全方位的关系。
在今天教师即固然是作为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存在，然而其作为教育者，对于学生的成长所担负的责任明显又不仅仅是一种可以依靠单纯的法律、合约就能清楚界定的事务。教师与学生关系的复杂性源自学生成长过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正是教师身份和教师职业特殊性所在。
正因为此，当代各种职业的专业化固然已经无孔不入，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也拥有足够的专业化特征，但这与教师所处身份的复杂性并没有矛盾。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清楚的懂得教师身份的特殊性，并且在不同环境下均保持了对教师身份的尊敬。这种宝贵的传统是中国教育在长久的历史时期内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教育值得自豪的事，在今天以及未来都应该得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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