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 資料圖）
臧博/文
《刺殺騎士團長》自去年在日本上市後便洛陽紙貴，廣受讀者好評。已有不少村上春樹的粉絲在猜測推出“續集”的可能性。
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典型的村上故事：孤獨、失意的中年男人，在都市生活中迷失自我；中年危機疊加婚變，令其重新審視過往的人生；又經歷一系列富有神秘主義意味的奇遇，最終重新尋回自我。
但娓娓道來的敘述，老練而讓人感到熟悉的語言風格，情節中溫暖的友情與愛情，均無時不在提醒讀者，村上春樹已是一位年近70的老人。但他仍然延續著自己的文學追求，仍然對世界充滿好奇心。
若用一個詞來形容《刺殺騎士團長》這本小說，“五彩斑斕”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個故事容納了豐富的主題與元素，既探索倫理、情愛、戰爭與歷史記憶，又帶著幾分驚悚的氣息，讓這本書和這個故事具備了多重的解讀空間。
“永遠是鴨子，變不成天鵝”
讀村上的小說，很深刻的一個印象便是撲面而來的“洋氣”。比如在《刺殺騎士團長》中，作者借核心人物“免色涉”之口，大談古典音樂作品，細述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口感，在世界各地的見聞等等。字裡行間難以自持地透露出對西洋音樂、繪畫、歷史的神往。事實上，村上對美國流行文化高度認同，幾近臣服。
《刺殺騎士團長》（日）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西化的傾向出現在村上的大多數作品中。
若要尋找其思想根源，則作者的個人經歷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村上春樹於1949年出生在日本京都，童年在美國軍人的佔領中度過。村上熱愛美國文化，愛看美國電影，大學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論美國電影中的旅行思想》。他還與妻子開設一家爵士樂酒吧，並在酒吧昏暗的燈光下完成小說《且聽風吟》。美國大眾文化的浸染，奠定了他一生的閱讀和寫作傾向。
村上信奉菲茨傑拉德的一個論斷：想講述與眾不同的故事，就用與眾不同的語言。他的文學語言藍本便借鑑自上世紀20年代以後的美國現代文學。他在寫作中也刻意追求一種“美國味”。
《且聽風吟》的第一個日文手稿便因為達不到這一標準而遭廢棄，轉而用英語寫作，再譯回日文，成為最終付梓的第二稿。
村上承認自己的英語詞彙有限，寫不出好看的長句子。這樣的文字再轉譯為日文時，便產生一種與眾不同的簡潔風格，一度成為村上作品中獨特的個人烙印。此外，他的小說整體上迥異於日本古典文學委婉含蓄的風韻，常借用西方文學傳統中的故事模型，比如《海邊的卡夫卡》中的俄狄浦斯情結，《刺殺騎士團長》中由《唐璜》引申出的隱喻，等等。
村上還是著名的美國當代文學翻譯家，他每天堅持上午寫小說，下午則用來翻譯美國小說，長此堅持30餘年。村上曾表示，自己的寫作方法大多是在翻譯美國小說的過程中習得。
儘管這招致不少人指責村上的寫作是“翻譯文本”，村上仍鍥而不捨地使用和完善著這樣的寫作手法，時至今日已經運用自如。伴隨讀者和市場都對村上作品的一次次肯定，文學界對他的評價則遠不及市場和讀者的反響，批評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對此類評價，村上也並非置若罔聞，曾在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表示，自己在日本文學界的處境不佳，有如“日本文學界的棄兒”，“永遠是鴨子，變不成天鵝”。
村上是一位狂熱的音樂愛好者，古典、搖滾、爵士等西方文化符號也經常出現在其作品中，用來捕捉寫作靈感，用音樂場景烘托人物心理和時代特徵。在村上的作品中，可以見到巴赫、德彪西、莫扎特等人的名字和作品，在《刺殺騎士團長》中，莫扎特的《唐璜》，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都得到反覆展現和精妙評論，並作為暗線貫穿整個故事。
村上這種強烈的美國味和西化傾向，大約在1991年前後發生了轉變。這源於一次長時段的美國生活體驗。那年他攜妻前往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在異國他鄉久居的經歷令其反思此前的文化立場，轉而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的責任。
此後在創作中，開始有意識地觀照日本歷史與當下社會。他注意到“諾門坎事件”，並就此爬梳史籍，寫出小說《奇鳥行狀錄》。此書成為村上文學創作的一道分水嶺，其觀察的聚焦點轉向日本，越來越多的作品中開始出現對侵略戰爭、暴力、“惡”的反思。
在《刺殺騎士團長》中，德國吞併奧地利、日本侵華等議題都成為小說的重要歷史背景。儘管如此，至少在這本書中，仍能感覺到對日本文化的疏離。整本小說關於日本文化的著墨之處稀少，只有當提到老畫家雨田的畫作《刺殺騎士團長》時，作為日本文化符號之一的日本畫才初次登場；雜木林中的“洞”被挖開，詭異的“古鈴”出現，才有了對日本佛教中“即身佛”這一舊傳統的介紹。
但這些“日本元素”的使用仍較為剋制，僅止於幫助推進劇情。疏離於本國文化，貼近西方審美，一方面令作者爆得國際聲譽，甚至超越了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並帶領日本文學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必然限制了他的小說從精彩走向偉大，因為這種遊離於自身母文化的寫作傾向，必然令其對生活的觀察和反思顯得浮泛和抽象。
都市物語
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日本不但從戰敗後的廢墟中重建，而且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大眾文化欣欣向榮——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界限日益模糊。青年讀者們更傾心於大眾化和世俗化的小說，純文學開始失寵。在此時嶄露頭角的村上，正好順應了文學市場演進的新走向，從而獲得巨大成功。他記錄著青年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刻畫現代都市人的苦悶和孤獨，成為日本“都市物語”的代表作家。
回溯村上作品在中國大陸的流行，雖然晚於日本十餘年，但大致的路徑則頗多相似。村上小說引起中國讀者關注，最早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第一個譯介進來的是《挪威的森林》。
那時改革開放逾十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都市中的青年們親身感受到物質生活豐裕的同時，精神上的滿足感卻趨於單調和貧乏。
此前十年中，文學揹負著沉重的社會意涵，反思、傷痕、批判的意味佔據主流，而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青年們的閱讀趣味已開始分化，表現出從社會反思中抽離，迴歸文學自覺的趨向。《挪威的森林》這部小說消解了宏大敘事，既有對舊日的依戀，處理著對生活變遷帶來的精神不適，同時又不乏離經叛道的後現代元素，令青年讀者心靈大受震撼，自此形成一種持續的村上作品閱讀熱潮。時至今日，“村上熱”在中國也不見有消退的跡象。
村上曾經總結美國都市小說的發展脈絡，將菲茨傑拉德、錢德勒、卡波特三人擺在了關鍵位置。相對而言，村上的都市小說受錢德勒影響不小。但村上的都市物語又在常年寫作實踐中形成獨特的性格——故事重心始終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個體，他們最初因種種原因陷入迷茫和無助，最終歷經坎坷，尋回“自我”。
《刺殺騎士團長》中的主人公也經歷了這個過程。
他在婚姻、情感以及事業上都充滿了無力感，當妻子告知其另有意中人而想結束婚姻時，他十分克制，隻身離家後驅車遊蕩北海道，百無聊賴中又返回東北地區。最終經過一系列奇妙、危險的經歷，終於能夠直面自己的內心，從而與妻子坦誠相見，修復婚姻。
另外，主人公心中懷著高遠的藝術追求，卻在現實面前選擇了為“社會棟樑人才”畫肖像為生，儘管他的肖像畫與眾不同，更具生命力，不能視為簡單的匠人畫，但距離他的藝術夢想越來越遠，時常覺得自己像“繪畫界的高級娼妓”。
村上小說中的人物多是孤獨的。他將這種孤獨審美化，賦予其積極的性質。主人公們對勢所必至的孤獨，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在接受它的過程中完成自我肯定，尋找到內心的安寧與自由。在村上看來，孤獨是人性的一種特質，無須也無法藉助外力以消除，只能學會與其平和共處。
能夠與孤獨共處的時候，一個人的心智才算真正成熟了。
日本戰後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家，因揹負著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作品基調中飽含沉重、壓抑的氣氛，比如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大岡昇平的《野火》。另一類如太宰治等人，則刻意迴避歷史，導向虛無主義。
村上明智地行走在上述兩類作家的中間路線上，既不迴避歷史與現實，又對現實保持著相當一段距離，用冷漠和嘲諷消解宏大敘事。
儘管如此，對戰爭的反思也是村上作品中常見的主題。
比如從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開始，他的小說中便或隱或現地出現對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正視。《奇鳥行狀錄》直接描寫了日本軍隊在亞洲所犯下的罪行——通過一系列隱喻銜接起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從而透過現實與歷史的關聯，將一個較為完整的戰爭片段呈現給讀者。
《刺殺騎士團長》則更進一步，對戰爭的觀照從亞洲擴展到歐洲，從而具有了世界史的反思視域。而此書中對與戰爭有關的人性掙扎的描述，則又達到了新的深度——兼顧了加害者與被害者共同的悲鳴。
總之，《刺殺騎士團長》是一本五彩斑斕的小說，它探索生活與理想、愛情與肉慾的關係，更極具哲學思辨地提出了現實與虛幻的界限，以及我們如何對待歷史記憶。這是一本典型的村上小說，它足夠精彩，商業上也足夠成功，但距離一部偉大的小說則尚有距離。
（本文首刊於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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